80年前的飞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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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后起，一批抗战老兵以及民国空军的事迹渐渐为人所知，其中有关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和“八·一四”空战，包括美国飞虎队、驼峰航线、“两航起义”事件等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热点，笕桥航校的醒村爱国馆前些年也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近年来两岸影视人也拍摄了相关的影视题材，如《 远去的飞鹰》《北平往事》《冲天》等，具有一定的传播力，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拍摄《铁鸟》、70年代拍摄《笕桥英烈传》（台湾拍摄）后将中国空军的抗战故事再次搬上银幕。特别是2017年中国台湾拍摄的纪录片《冲天》里用了周璇演唱的《西子姑娘》，这又把人们带回到了“相思不断笕桥东”的往昔岁月中。

它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

人们有所不知，八十多年前的笕桥，除了中央航校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央”，它就叫“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下同），也有称“中飞厂”的。中杭厂与航校只有一“墙”之隔。事实上这个“墙”又是不存在的，那时人们将厂棚里制造装配好的飞机推到跑道上，就由航校的教练陈栖霞他们开始试飞，试飞好了就交给空军。

“中央飞机制造厂”这个名字中的“中央”，表明它是民国中央政府直管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个央企，而且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可以说是当年杭州最大的央企，同时它还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中美股份制公司。要知道抗战之前跟中国做航空生意的主要是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和意大利全部退出，苏联开始进入，德侵苏后苏联自顾不暇才停止。建造中杭厂是当时国家航空发展规划中的一项，旨在建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但当时中国的技术力量还不行，所以就请美国人帮忙，美国人也从卖飞机给中国，渐渐发展到帮中国造飞机。

对于中杭厂的了解，除了在纸上和网上能找到的材料之外，我最先主要是通过对朱亚泉老人的采访所得。朱老先生生于民国六年（1918），杭州人，在中杭厂从学徒做起，一生从事飞机制造和修理工作。我是在2015年年初在他南京的家里采访他的，当时他耳聪目明，口齿清晰，一口杭州官话，而且记忆力惊人，时不时荡出几句英语，显出他当年所在的岗位也时不时要讲英语，尤其是讲到宗文中学的校歌时，他竟能轻轻地哼唱起来。

●当时中杭厂内的大游泳池

那是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在下一盘如天空般大的棋

中杭厂筹建于1934年2月，3月动工，6月建成，10月正式生产，厂区总面积约为两万平方米，具体位置是在中央航校飞机跑道的西侧，房子皆为钢结构，办公房和厂房是连在一起的，由美国人设计。一些生产和生活的附属房子是后来建起来的。该厂起初注册资金为300万美元，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美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中方监理叫王助，他曾是波音公司的首任华人工程师，美方总经理叫鲍雷。当时各部门（车间）的一把手皆为美国人，副主任级别的为中方人员，当时年生产任务是60架，后来根据需要扩大到一百架，曾参加“八·一四”空战的霍克战机就是中杭厂自己生产的，不过该厂一开始主要是做装配修理工作。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中杭厂员工已多达千人，当时中杭厂的工人不仅有来自杭州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高手。

●1934年，钱学森（左）考取公费留美航空专业后，在中杭厂当了差不多一年实习生，遇到了导师王助。图为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时与导师王助的合影

中杭厂建在空军航校的边上，无疑是为了方便起见。航校的备选地曾有南昌和洛阳，后也一度在洛阳办过学，但终因那里风沙太大影响训练，最后又从“北宋”回到了“南宋”。

中央航校培养飞行员，中杭厂制造飞机，这就是中国在抗战前的两枚棋子，那是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在下一盘如天空般大的棋。抗战爆发之后，杭州笕桥的地理优势顷刻化为劣势，因为日机无论从日本本岛还是从台湾基地飞过来轰炸，都相当便捷，当时中国的防空火力远不能封锁天空，所以一旦有日机来轰炸，就要靠高志航他们这批空军起飞来迎敌，而日机轰炸的目标当然就是军事设施和军工厂。所以很快这两个“中央”的一校一厂都被迫西迁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央航校曾经回到笕桥，杭州作家高阳就在那时报考笕桥航校成了一名空军文职人员，而中杭厂先迁至武汉后到昆明，最后是在瑞丽的垒允（现在写作“雷允”）重建，由此中杭厂即简称为“垒允厂”，以区别于笕桥，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中杭厂的大部分员工都去了垒允厂。垒允厂1940年10月26日遭日机轰炸。1942年5月4日，厂员工撤退至保山时，又遭日机轰炸。后在日军无限逼近之时，由中方自行炸毁，其惨烈远在当时自行炸毁钱塘江大桥之上。之后，中杭厂和垒允厂即不复存在。

朱亚泉主要的讲述仍是围绕飞机制造厂，这是我的意外收获

2015年1月27日上午，我在南京江宁区将军大道上的一寓所内，采访了时年98岁的朱亚泉先生。朱老一边口述，一边还用笔为我绘制中杭厂的平面示意图，还时不时地用英语报那些飞机的名称和他美国师傅的名字。他是健在且能讲述的中杭厂当事人之一。其实我当初去采访朱老的真正用意，是想从他口中来说说他经历的“八·一四”空战以及当时笕桥一带的社会风情，包括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杭州的市民生活。朱老也给我讲了我想要的一些碎片，但他主要的讲述仍是围绕飞机制造厂，这是我的意外收获。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中杭厂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此前虽然也看过一点文字资料，但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做修配的，也就是个飞机的4S店。

●当年中杭厂内景

朱亚泉说他是1935年的春天经远房舅舅陈行之的介绍进中杭厂做学徒的，陈行之当时是中杭厂工具设备部的主任，当时朱的师傅是美国人，英文名叫Mr.Frank Leckell（莱克尔），大约40多岁，他最大的特点是勤勤恳恳，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从不训斥人。进厂的第一个月，师傅就带着朱亚泉对每一部机床的性能作用和原理及要注意的地方、操作程序等一一讲解，特别是对人身安全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这可以说是一生受益。

朱亚泉说八十年前的飞机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那时飞机的机身是钢管的，其他是木质的。

朱亚泉说那时除工作外，其他一切自理，美国人都是不管的，这也锻炼了他自立的习惯，从笕桥到梅花碑的家里也不算太远，每个星期六才回家一趟，星期一早晨就去工厂，他第一次领工资是24元，他都激动得暗自流眼泪，除了交6元伙食费和洗衣服等卫生费，自己留2元，其余都交给母亲，以尽人子之孝。后来到了1937年“八·一四”的时候，已经涨到32元，那个时候这个工资算很高了，而他的那些中国师傅们每月工资有高达100多元的。

●当年中杭厂外观，摄于1934年

他们的一天三餐都是包给边上的农民的，红烧蹄髈，鲫鱼里面嵌肉，还有一个时鲜的蔬菜，卫生包括洗衣服是包给农妇的，吃饭和卫生费加起来就是一个月6块钱，已经很好了。当时货币流通是银圆，角子是铜板，一个银圆可换10个银角子或（60～70个铜板），当时一个家庭的保姆也就是5～6元，一般职员的工资如能达到20元就很不错了。

△1935年10月，第一架费利特飞机出厂

朱老特别提到，飞机制造厂和中央航空学校是共用一个机场的，但他们是两个系统，平时没有多少来往。他说那时候中杭厂在杭州是很有名的，有的电影院和戏院只要听说是中杭厂的人去看戏，就可以免票，就像当时的飞行员受到的尊敬是一样的。

这个厂为中国训练了制造飞机的从业人员，使从业者认识了解了先进的工业水平，为中国的航空包括空军机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八·一四”之后，中杭厂就停止了运作，9月初朱亚泉即被派去南京空军第一飞机修理厂（大教场）处理作战中损坏待修理的飞机及组装霍克飞机，一开始是属于出差性质，有8个人，他是领队，后来就留在那里了。1949年后，朱亚泉就定居在南京，做的还是跟飞机有关的工作。他，当年中杭厂的一个学徒工、一个工匠，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发展的一份子，也成为一位最重要的见证者。

对这一段父辈的历史，金垒允觉得有必要让后人知道

朱老的讲述中，讲到了好多人的名字，如果不重听录音，那也就听过去了。巧的是我因写作《读白：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一书而得以结识刘大白的外孙张乐平先生，张先生知道我在搜笕桥的相关资料，他就说他以前的老领导好像也在关注笕桥这块史料，我问他老领导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金垒允，我当即“啊呀”一声，我说这个人一定有故事，为什么，就因为他的名字叫垒允！就如一个人的名字叫笕桥一样，因为抗战爆发之后，中杭厂一路西迁，最后迁到中缅边境上的小村垒允，最后是在那里整个厂都被炸毁，几乎片甲不存。

△当年中杭厂内景

于是我马上去拜访了在杭的金垒允先生，他说他的父亲就叫金超，是中航厂的老员工。金超小学毕业于浙江贫儿院，是被学校“包送”去上海当学徒的，其实就是解决一个饭碗的问题。金超当时进的是上海的大隆铁工机器厂（黄炎培创办），进中杭厂之前已经车工、钳工学徒满师。一听说中杭厂招工即来报名，但当时这两个工种已经满额，他问还有什么空缺的，招工的说焊工还有名额，于是金超又从焊工的学徒做起，直到做到焊工车间的第一副工长，因为之前在著名的大隆铁工厂学过车工、钳工，所以金超在中杭厂无疑属于百式全通一类的“工匠”，吃的还是技术饭。后来金垒允大学读的是工科，吃的也是技术饭，这是另话了。

金垒允1939年4月生于云南驿（云南省祥和县），当时他父亲是率一班人从昆明到云南驿为笕桥航校的初级班修理飞机，三个月后回到垒允，因为那时垒允已经建好了新的飞机制造厂，垒允被炸后，金超又转到四川南充的大后方从事飞机制造，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后到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参加“两航起义”带着11岁的金垒允秘密回到内地。

父亲金超给儿子取名垒允，显然是纪念那一段岁月。而金垒允对这一段父辈的历史，也觉得有必要让后人知道。他曾担任杭氧厂的厂长，后在省机械厅厅长的任上退休。我去金先生家造访时，他为我捧出了一大沓有关中航厂的资料，他说他退休后就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几次去中缅边境探访父辈的足迹，拍了大量的照片，也认识了对这一块特别有研究的有识之士，特别是远在加拿大的王敏先生（也是中杭厂的后代）。王敏先生从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中搜集寻找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杭厂的图文资料，尤其是图片资料，让人得以窥见当年中航厂的概貌。

从杭州笕桥到云南垒允，这是中国航空工业走过的一段血与火的历史

2016年，金垒允向杭州市政协反映了中杭厂的一些情况，因为他得知云南德宏州已经把垒允厂列为市级文保单位，他希望杭州方面也能关注和重视对中杭厂的研究和保护。

2016年7月26日，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召开相关座谈会，会上金垒允和中杭厂的资深研究者王敏向与会者介绍了相关情况，并播放了大量的图片资料。

△当年中杭厂生产的飞机部件

10月24下午，在笕桥航校纪念馆（筹）馆长高建法的陪同下，我随金垒允去笕桥寻找中杭厂旧址。此前我们先参观了相关预展，后来金先生就把在市政协文史会上展示过的一些图片在电脑上先放给高馆长看，问他对某些地方有无印象，因高馆长是老笕桥人，且以前也在那里做过装修工程。当高馆长看到图片上那条铁轨之后，他的记忆好像一下子被唤醒了，“有，有厂房的！”他非常确定地说。

经过和相关方面的联系之后，我们去看了铁道线边上的几处旧厂房，有的大门紧闭，四周荒草萋萋；有的厂房里在做着简单的五金加工，看来是有企业在这里租了厂房。我们还看了老医院和一些其他的设施。从结构和外观看，那些厂房与老照片上的景象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它们就位于铁轨边上。但我们毕竟不是专家，难以凭肉眼或凭手感的触摸就能判断那房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还是50年代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一趟寻访，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这可能是这七八十年来为数极少的一次寻访，因为要确定诸如“遗址”和“文保”等，遗存的实物将是最为重要的证据。第二，就金垒允个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踏上他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此前他所有的努力，都还是在寻找相关资料，拜访相关当事人及后代，包括他也去南京拜访了朱亚泉老先生。就在老金7月那次向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做了汇报之后，8月他就被查出患了胃癌，在北京动了大手术，胃被切除五分之四，所以这一趟他是以虚弱的身体在完成一项冥冥之中的使命，谁让父亲给他起名金垒允的呢？

从杭州笕桥到云南垒允，这是中国航空工业走过的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金垒允觉得有必要将这段历史告诉更多的中国人。是的，那一天我们还去醒村爱国馆附近一转，当我看到“向航天英雄陈冬学习”的标语之后我才知道，这次跟景海鹏一起飞上太空的陈冬，就出自我所在的这支部队，我们杭州人则简称它为笕桥空军。

来源：杭州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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