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兴“过塘行”刍论

晚清文人来又山《西兴夜航船》云：

上船下船西陵渡，前纤后纤官道路；

子夜人家寂静时，大叫一声靠塘去。

这是一首形象描绘晚清西陵渡上下船转运时的夜间情景。西陵渡为西兴驿古地名，《会稽志·会稽续志》（卷三）记录了地名演变：萧山，西兴镇前志云：西陵城在萧山县西十二里，吴越武肃王（钱镠）以西陵非吉语，遂改曰西兴。今按《越絶书》：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屯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详此，即今之西陵也。《越絶书》所云图经、前志，俱不曽引及，惜哉！（句读为笔者加注）此处明确今西兴地名变更：固陵（大抵三国前，采陈志富说）——西陵（三国至五代，钱镠更名前）——西兴（五代后）。然而，邱志荣、陈鹏儿先生在《浙东运河史》中指出，固陵港与西陵港并非一处，西陵港“位于固陵西北约6公里的西兴古地……”毕竟不远，港口功能又有先后承继关系，并不影响地名演变。而西兴驿作为水驿，则还有更多名称：在唐时称：樟亭驿或庄亭，在宋时则称日边驿[1]。

图一 西兴镇海楼塘闸图（来源：万历萧山县志）

西兴，浙东运河西端起点，在当时南来北往乃至东西客商、货物转运中，是一个水运必经之地，万历萧山县令王世显在《令王世显碑记》中这样评价：“西兴，浙东首地，宁绍台之襟喉，东南一都会也。士民络绎、舟车辐辏无虚日。”[2]作为交通枢纽与咽喉地带，西兴在转运大量客商与货物过程中，与运河上其它水驿交通枢纽一样，催生了一个特殊行当，后谓之“过塘行”，现已以“西兴过塘行码头—西陵怀古”赫然列入中国大运河（杭州段）“十景”。

“过塘行”起于何时？

邱志荣先生在《浙东运河史》中说：“过塘行是萧绍运河上的一种特有行业，因运河一些地段有塘坝内外之分，塘内为内河，塘外通外海。塘内货物转驳要过塘坝，所以有了过塘行这一名称。过塘行始于何时已无从查考……”[3]

据杭州出版社《钱塘江风俗》一书：“西兴过塘行最迟至明代就已出现”，并引新版《萧山县志》载：“萧山在明万历间（1573—1619）即有过塘行，清末民初，过塘行陆续增多。”[4]查民国张宗海等修、杨士龙等纂《萧山县志稿》与【清】黄钰《乾隆萧山县志》，并无“过塘行”一说，提及者皆云“牙行”，而相关“塘”有设行政官员，曰“塘长”，如黄钰重修之《乾隆萧山县志》与《萧山县志稿》俱云：“系贪官，不准折赎，永不叙用。单升奉差查塘，私受钱二百四十文，又系过付塘长华瑞得受七折钱五百文，合依枉法臓一两以下杖七十，系无禄人，减一等，各杖六十；折责二十板并革去塘长名目……”[5]雍正时称近似“过塘行”性质之户为“牙歇”，如《北新关志》指出“曰牙歇之弊”。[6]

【明】王宫臻 《崇祯北新关志》，出现过“各店户、过塘主人、船埠头具数呈递……算该纳钞贯折银数目，登号填牌”[7]之说，并未出现“过塘行”；而【明】刘会、【明】戴文明《万历萧山县志》，亦不曾言及“过塘行”之名。但万历时期，堵胤锡在《榷政纪略》提及：“商货自江口陇塘……过塘牙人先行报数，即令本商投单……”[8]此处，“过塘主人”与“过塘牙人”称呼，与“过塘行”最为接近，但并未出现“过塘行”一说。

《财贸经济丛刊》刊登过一篇题为《贸易货栈概况》的小短文，转自供销合作总社研究室《研究与参考》第6期，阐述：“明朝开始，设立牙行须经官府批准，领取牙贴，才能经营，当时牙行开设比较普遍。到了晚清，更是大量发展，府、州、县、城市、乡镇货物集散地都设有牙行性质的商业组织，统称牙行。但各地叫法不一样，如‘牙行’、‘行店’、‘行栈’、‘货栈’、‘八九行’、‘超载行’或‘过塘行’、‘平码馆’、‘南北行’等。”[9]此文指出：“过塘行”晚清时方才出现。

但在浙江海宁有个传说：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月，乾隆微服从杭州沿塘视察至海宁，下谕：“海宁加业转运布设，凡‘埠夫’者，要以尊视，轻侮者治。”并赐额将转运栈改名为“过塘行”…… 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最盛时……同时在海宁至新仓地段，过塘行已扩至8处，凡过塘行所挂行名，亦均以“乾隆”二字贯其中。如彭墩陆家在掇转庙开的过塘行称“陆乾大”，周姓开的称“乾大茂”，以及新仓的“昌隆”、“ 乾泰”、盐官的“源隆”、“大隆”、“ 乾昌盛”等，无不挂着“乾隆”二字。[10]

查【清】乾隆时期战效曾《海宁州志》与晚清民国许传霈《海宁州志稿》，并不见“过塘行”记载。若乾隆当初真有此事，怕是不敢遗漏。况且，在乾隆三十七年，“过塘行”岂敢直接用“乾”和“隆”二字，而不避讳？在1995年版《海宁市志》之“硖石米市”：被誉为“浙江五大米市之一”、“浙江诸郡之冠”，硖石镇缘此亦有“小上海”之称。在民国元年至二十六年为全盛时期，浙东宁绍各地米商从硖石购米后运至盐官，由“过塘行”渡江运至目的地。外来粮源甚丰，米市极盛。[11]此处，才出现“过塘行”的地方志记载。

从上述资料考察，“过塘行”名称，晚清之前，在官方文献中难觅踪迹，即便民间因言说方便，或许有此称呼，例如万历时期，“过塘主人”与“过塘牙人”，指称负责“过塘”的商户主人，那么，其商铺本身，可能被称为“过塘行”，但从文献记载看，清中期以前，此称谓盖属无从查考，难觅证据。后为人所知的“过塘行”之称，笔者推断，是晚清以后近现代，才有准确的称呼并逐渐普及。

西兴“过塘行”的建筑与功能

图二 焦俊写生作品：西兴官河一隅

现存西兴“过塘行”老屋，建筑为木结构江南民居，一般设于交通要道之水陆码头，属私营性质，大多门面不大，一两层房屋，两三开间门面，为传统院落式民居建筑，院落主入口，多为中式石库墙门，上饰威猛或吉祥寓意门环，粉墙黛瓦，屏风山墙，月梁。因出于众人饮食需要，厨房内多设超出家用的大型灶台；因木结构建筑，防火之重要，与日常用水量之多，多设亦内亦外之水缸；复因船载转运货物之便，临水之墙面，设有小门，货船过来，停靠在小门口，伙计或挑夫们下来，把货物先搬到房子里。这种依水而建，大多“前店后坊”式的院落结构，方便“过塘行”从事“货物转驳，有时亦代货主买卖货物、代垫运费、收取佣金回扣而兼有牙行性质”[12]的日常生意。

当然，这种“前店后坊”的木结构民居，并不全是“过塘行”，其分工，各家主业有所不同，据胡铁球《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中分析，主要三类：过塘主人、店户与埠头。[13]

过塘主人，或称过塘牙人，其经营即后来的“过塘行”，主要职责是“搬运”，受雇运驮客商的各种货物，以方便其转驳。因为自明代起，随着牙行开设增多，官府要求牙行经营必须登记审批，因而，“过塘主人”及后来的“过塘行”，除了运送货物获取佣金之外，还承担登记货物详情、备知匿税情弊、乃至票据交换、代报关税等业务。同时，为了增加收入，一般“过塘行”都扩展经营范围，不仅仅搬运货物，还代客垫费，收取回扣；代客采购，获取酬金；有的兼营客店与货栈，如粮商吴中孚在《商贾便览》中说：“须先寻主人来，方可搬起行李，如住久，每日三餐，每人五分……”[14]可见，过塘主人不仅负责搬运，还兼营客店提供餐宿。

店户：主要指安歇商人、帮助客商买卖商货的商家，其中包括货数呈递、投单等，当然，也涉及搬运工作。他们对货之多寡精粗，无不周知。当然，不周知，难免出错，而盘有隐匿，则与商同罪。

船埠头：掌控船只雇佣与雇船费用等。“出关货物，店户收买，店户递数；出关船，埠头代写，埠头递数。出入货物，但经某处过塘，则过塘主人递数。”[15]

这样，三类商家，分担着水驿云集客商的贸易、搬运与运输不同环节，互相配合、互相兼营，业务内容彼此存有大量交集，而这些商户，统一可以称为“牙行”。

这些“牙行”包括“过塘行”，在转运客户与货物环节，起着如水驿一样的关键性作用。据邱志荣《浙东运河史》：“1933年《中国实业志》记……进口的物资：大米132万石，煤54万吨，煤油3.6万听，棉布17.143万匹，棉纱10万包，洋广什货3000箱-5000箱，药材500种约200吨，五金材料5000箱，点铜2万条，水果400万斤，鱼鲜500万斤，食糖5万担，香烟2.5万箱，牲畜28万头。木料有松木1.8万支，杂木2万支，杉木50万支，松板3.6万立方。还有锅炉、铁锅、电料等……”[16]绍兴地区的进出口货物，当时多依赖水路运输，而水路运输，浙东运河则是主干道。在货物进出口钱塘江再进行转运过程中，直接影响到运河西部起点、襟喉之地西兴的“过塘行”搬运货物的品类。由于货物本身在体积、包装、特性、运输注意事项、重量、易碎程度、易腐蚀程度、易腐坏程度、对搬运工作，从人力到搬运工具，都有特定要求，这便决定了一个具体“过塘行”，无法经营各种货物的搬运工作。因此，促使各“过塘行”对搬运主要业务进行类分，现今时髦说法，叫“市场细分”，或“差异化竞争”。

西兴“过塘行”，据《杭州市西兴镇志》记载，晚清民国，“在铁路、公路未修建时，西兴是一个中转码头，有过塘行72丬半，茶店32家，旅馆、饭店几乎比比皆是……”[17]其中，“半”家“过塘行”，据当地知情人介绍：这半家名叫孙家汇“黄鳝行”，因其经营具有季节性，一年中，只有几个月有业务，并非整年经营，因此，称为“半”，只能算半个。其余，72家，则对“过塘”货物进行了细分或差异化经营，例如：张德茂、来锦标、孙太和等4家，主要过茶叶、烟叶和药材；傅汝贤、陈光记等6家，以过酒酱为主；钟大椿、富三房等12家，主要过猪、牛、羊、鱼秧等家畜和动物类；赵永利、俞小八房等8家，主要过客人、禽蛋等；曹大本、沈渭全等7家，主要过棉花、蚕丝、绸缎、扇子等；协亨祥过塘行过布、火柴等；徐炳记、沈八房等29家，主要过百杂、灯笼、木器、锡箔、扇骨等；源盛和、王诚孚等3家，主要过建筑材料；徐国佩家主要过银元；李庆记等2家过其它杂物。[18]有不少“过塘行”还从事相关买卖，如钟大椿过塘行，即过、售鱼苗和小猪。

当时，自内河通过西兴转运至中原等地的货物，不少是本地土特产，如黄酒、茶叶、水果、稻米、笋干、萝卜干、霉干菜、棉花、土布、锡箔、木材、竹制品等。江南本是物产丰饶之地，如嘉靖时，萧山地区光稻米就有金成稻、五十日稻、黄稑稻、早色稻、早晚白、银杏白、晚白稻、香杭稻、老乌稻、羊须白11种；而糯米类稻谷又有赶陈糯、青秆糯、臙脂糯、白壳糯、细秆糯、瘦八尺、羊须糯、泥里变、老少年、凹谷糯、蒲萄糯11种[19]，其它种类的地方物产，丰富程度亦可见一斑；而需要进口的货物，如洋布、颜料、肥皂、香烟、锡锭、淮猪、湖羊、煤、煤油、糖、药材等，则一大部分，自钱塘江运入，经西兴，转运至宁绍地区。

当然，西兴驿当时并非全部依赖“过塘行”，“ 过塘行”是民众取得经营权后，进行的一种客货转运性商户，是官方“西兴驿”的强大补充。

据嘉靖《萧山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萧山县令魏堂重修西兴驿，设驿丞1人，攒典1人，领水夫98人，岸夫96人，馆夫12人，有站船11艘，正、副铺陈42床。[20]

这是明代西兴驿作为官方水驿，为往来客商与货物提供的转驳服务规模，后来，诸多“过塘行”及“牙行”的兴起与繁荣，说明官方设置的“西兴驿”，其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而，“西兴驿”与“牙行”以及“过塘行”相互补充，加上其它服务角色如“包头”等，共同繁荣西兴经济，终使之成为一时万商如云、货物汇集、舟车辐辏，市容繁华、蔚为壮观、名震江南的交通襟喉之地。

“过塘行”的弊端

“过塘行”作为牙行的一种，属民间盈利组织。对客商服务过程中，出现过诸多弊端，这些弊端不仅与官府律例管理规定有关，跟过塘牙人们的素质有关，也与搬运队伍管理、利害得失等密切关联。

当时，市区设有东、南、西、北新关，对各种不同货物进行征收关税，“过塘行”与店户等牙行，被要求如实填报货物的品类及优劣、数量等信息、只禁止其不得隐匿漏报，这种存有“漏洞”的规定，也使得“过塘行”及相关服务人等，有了实施“系统性腐败”的空间。

在晚清民国，西兴过塘行繁盛，挑夫、船夫、轿夫、牛车夫、脚担、脚班组织等从业人员达千人，他们在“过塘行”或“包头”指使下，干苦力，得工钱。

图三 挑夫运货场景

在搬驮货物过程中，为利益驱使，便出现种种“舞弊”景象：

第一，乱改货物清单

雍正《北新关志》记载：曰牙歇之弊：附近奸民居联水次，交通船户，凡商货到关，辄先知会，邀请商人，甜言诳诱，包揽代报，恣改货物轻重，梁头阔狭，妄称使费，重收克取，欺公济私，莫此为甚。更有一等强兜接客，一商到家，指使分运，指使夹带，商嗜小利，听其愚弄，一经败露，小则倾本，大则受辱。害商蠹国，弊熟甚焉。[21]

“牙歇”，就是牙行和歇家，大部分就是后来的“过塘行”。他们利用自己居住环境便利，诓诱客商，争拉生意，然后，一头欺骗客商，恣意更改客商的货物数量清单，让客商无处可诉，败露后，损失俱由客商承担。另一头欺骗官府：因为关税依货物轻重、品类优劣、数量多寡征收，货物清单被更改后，必然涉及过关的货物，不能正常、正当、公开运送，而需采取必要“偷漏”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第二条“舞弊”景象：

第二，包头指使各种私藏运驮

《北新关志》：有西兴包头之弊：草桥门上通宁绍温台，有一种西兴积年包头，如王德先、费子和、费显文等数十人，其搬运货物，入则过江布匹、出则杭城绒线、细绫缎匹等项，或装入箩筐内、或装入女人轿底、或分散多人肩驮包裹、或装入菜蔬、果品、酒糟担内，偷漏之法愈出愈奇……[22]

这种运驮方式，真是创意百出，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若货物按照客商原样数量、“过塘行”这一“物流中心”，不做任何贪利手脚，这种种私藏货物的运送方式，便不会产生。且因货物数量等肆意更改，便难免在私藏运货中，不被素质并不高的挑夫或各种苦力人等，私下吞占，而此事“包头”的私吞，则更大有可为。

第三，各种舞弊行为

正如“商民利弊”中所言：“有分散挑驮夹带搬运者；有以重报轻、以上报下、以细报粗者；有分寄农庄船只、或藏匿米谷舱底、或随身裹缠、或絮入枕被者。种种诈幻不可尽指……”[23]

若官府管理，在客商收购、运送货物过程中，细化原始购买票据、货物所经之处，前后票据比照，或许，此类弊端便难以发生。毕竟古人科技限制，事实无法实施。

不仅商民、牙歇、包头等，营私巧夺，连地方官府本身，在货物运送中，都贪到“雁过拔毛”，甚至连“漕粮”都敢动心思。

如《海宁州志稿》记载：

“且以海宁旗丁兑海宁漕米，初谓本县印官易制本所旗丁耳，岂知成群横勒倍于别县，官截之外，每石又勒索私贴三四钱不等……”[24]

好在官粮运送，不敢私自乱改数据清单，只能贪弊在明处，“官截”与“私勒”双管齐下，成为运送中的“正当耗损”。

当然，官贪、商贪、民亦刁。如据《河防一览》记载：

“乃于牙行、埠头每年顾夫一千八百名……但售雇者，非老弱不堪，即游食无赖，朝点暮逃，全无实用。及至勾摄輙以往返数日，废时误工，莫此为甚……”[25]

上述材料，对“过塘行”及相关牙行与从业人员，进行市场操纵之弊，作一管窥，足见“过塘行”，作为推动当时南北东西客货交流、经济繁荣同时，也并非纯然规范、质朴正当，而是“玉中有瑕”。

“过塘行”盛衰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过塘行”是依靠浙东运河的水路运输功能，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名称说法，早期有牙行、牙歇、过塘主人、过塘牙人等交叉混乱的称谓，但其从事的经营性质和服务内容，前后差异，主要还在于当时经济发展与货物、客商水路往来需求的不同。其中，浙东运河的水路命运，角色盛衰，决定了后来所称“过塘行”的角色轻重与盛衰，也决定了“过塘行”所在地如西兴古镇的盛衰。

在清宣统三年（1911），西兴驿最后一个被官方裁撤。西兴“过塘行”作为民间“过塘”需求的物流服务，仍在持续。少了“西兴驿”的官方服务平台，民间“过塘行”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在民国期间，反而持续兴盛繁荣。

“过塘行”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是由于铁路、公路各种其它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挤压乃至废弃了浙东运河的“水运”功能。之前，自1937年12月底，日军侵占杭、萧后，“过塘行”大多停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兴及其它地区如新坝、义桥、闻堰、潭头、临浦、瓜沥、头蓬等地，“过塘行”又纷纷恢复经营或新开，直至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剩余“过塘行”被逐渐淘汰。至于当今以“文化遗产”工程，对之与永兴闸、西兴驿、城隍庙、屋子桥、官河两岸遗迹等进行统一规划与保护，“过塘行”未来的余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结语

“过塘行”作为浙东运河各段及相关水域的客货转运栈，与其所依附的“水路”如浙东运河，具有“毛”与“皮”的关系。浙东运河之水运功能，“皮”之不存，“过塘行”之转运服务，“毛”将焉附？

当然，从西兴来看，“过塘行”的建筑形态，显示一种结合江南水乡古典民居与适应“过塘行”业务需求的独特设计，而数量众多的“过塘行”，在其服务客商、转运货物、售卖代购、代助纳税、补充西兴驿功能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与官方“西兴驿”一起，推动西兴经济繁荣、万商云集、使之成为江南名镇，“过塘行”众商，也是中坚力量。

但“过塘行”产生、发展、繁荣、衰退，这一历史必然性催生的民间经营形态，在其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舞弊”现象，也伴生其中。“过塘行”等牙行，从证据性的货物清单肆意更改，至货物运输的各种“偷漏”，乃至运送服务中的游食无赖，朝点暮逃，都给我们更清晰认知历史上的“过塘行”，留下更为真实的影像。

注释：

[1]曾筠《浙江通志》卷八十九云：西兴驿：绍兴府志：在西兴镇运河南岸，唐之庄亭也，宋曰边驿。（现设驿丞一员），同时又录：日边驿：嘉泰会稽志，在县西十二里。（久废）。《杭州市西兴镇志》之“固陵驿”“……五代之后名西陵驿，宋朝叫日边驿……”。按：“曰边驿”，“曰”当为“日”之讹误，《嘉泰会稽志》卷四：“日边驿在县西一十二里.”

[2]【明】刘会 戴文明《万历萧山县志》卷二“建置志”之“宫室”：西兴茶亭 “令王世显碑记”，明万历十七年（1589）刻本.

[3]邱志荣 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上卷，中共文史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357页.

[4]顾希佳主编《钱塘江风俗》之《西兴过塘行》，杭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57页.

[5]【民国】张宗海等修杨士龙等纂《萧山县志稿》卷三 水利门 湖沼 三十八，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影印.第306-307页.

[6]雍正《北新关志》卷六 《利弊》，第 2 页。

[7]【明】王宫臻 崇祯《北新关志》卷 4 《经制》，第 1—2 页。转引自胡铁球《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9 期.

[8]堵胤锡:《榷政纪略》卷 3 《革长单·禁约城南牙脚示》，续修四库全书，第 834 册，第 376 页.

[9]《财贸经济丛刊》1980年03期.

[10]《乾隆与海宁过塘行》中国网 china.com.cn 2008-01-02转自中国旅游网.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lddw/2008-01/02/content_9466661.htm

[11]《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第十二编商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第526页

[12]同注释5

[13]胡铁球《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社会科学》2014 年第 9 期.

[14]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乾隆五十七年刻本，第4-5页。

[15]崇祯 《北新关志》卷 4 《经制》，第 1 页. 转引自胡铁球《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16]《社会科学》2014 年第 9 期.

[16]邱志荣 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上卷，中共文史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358页.

[17]西兴镇人民政府编印《杭州市西兴镇志》（内部交流），2000年12月.第4-5页.

[18]部分参考半文《过塘行》，杭州日报∙西湖副刊，2013年12月22日.

[19]【明】林策 编葺【明】魏堂 续增《嘉靖萧山县志》第三卷 食货志之“物产”.

[20]同上，第二卷 建置志之“公署”“西兴驿”

[21]雍正 《北新关志》卷 6 《利弊》，第 2 页。

[22]雍正 《北新关志》卷 6 《利弊》，第 2 页。

[23]同上

[24]【民国】许传霈等原纂 朱锡恩等续纂 《海宁州志稿》卷十 漕规四，第1211页.

[25]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河渠之属，【明】潘季驯 撰《河防一览》卷十四

于夫，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本期编辑 | 吴旭沨

（ 总第24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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