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治关”时代，中国来了第一位外籍总税务司 | 千年粤海第一关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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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海关大权旁落，进入一个“洋人治关”时代。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捣毁设在租界外滩的江海关，无能的清政府迟迟不能恢复江海关的正常工作。
中国海关走进“洋人治关”时代
1854年夏，英领事阿礼国(1809~1897)提出一个中外合组海关的方案，两江总督怡良(? ~1867)派苏淞太道吴健彰(约1815~约1870)于 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会晤，协议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国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
▲ 民国初年的江海关
于是1854年7月组织了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上海海关由英、美、法籍税务监督共同把持，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就此丧失，沦为“洋人治关”。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附约《中英通商章程》第十条，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及“议明各口划一办理”等规定。
1859年9月，清政府撤消了上海海关的美、法籍税务监督，委任英籍税务监督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统管全国海关。从此，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成为制度，并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第一任外籍总税务司
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 1833～1898）是一个“中国通”，他10岁便随着出任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的父亲来到中国，成年以后李泰国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1855年6月年仅23岁的李泰国出任江海关关税管理委员会的英方司税。
▲ 李泰国
李泰国在上海司税期间，不仅与江苏巡抚等地方高级官员交往甚好，在税收管理上也很有一套办法。
比如，清咸丰五年（1855年），受战事和海盗骚扰的影响，洋商海运和贸易都遭受困难，他便实施临时性的“免税证”（免重征凭证）来纾困。
又比如，清咸丰六年（1856年），市场不景气，洋货滞销，他又推出“存票”，即缴纳进口税款后，由海关发给存票，代替税款收据，3年内如进口商品仍无法销售，准予凭“存票”退税退运。
这一系列保护贸易的作法，尽管有兔税减税之举，但数年下来，海关征上来的总税额不减反增，正如上海地方官奏称“自李泰国经理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 清代江海关中外官员
因此，他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人物，英国政府对他颇为欣赏，委以重用，在上海的清政府官员眼里，他也被视为可利用的英人。
清咸丰九年（1859年1月），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内定李泰国为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乘机提出各通商口岸建立“划一海关”的方案。并胁迫清政府同意“各口税务司的任免，都取决于总税务司，清政府和监督无权过问。”从此，清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进一步丧失。
“募用洋人，各口仿行”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中国总税务司。虽然名义上总税务司归总理衙门领导，但由于总税务司掌握了募选各口税务司的人事大权，副税务司、帮办等高级职员也均由外国人担任，各级税务司完全听命于总税务司管辖，中国地方官甚至连将军、总督都无权加以管束，因此总税务司在海关范围以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
▲ 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按照“募用洋人，上海先定上海章程，各口仿行”的政策，李泰国在出任总税务司不久，便前往广州和汕头，创办新的粤海关和潮海关。
此后中国沿海各商埠和长江沿线各口岸三十余处也先后实行了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海关制度。
同治二年（1863），李泰国离职，改由另一英国人赫德继任。同治四年清政府在北京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由赫德常驻北京统辖全国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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