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跨越门闾以后

“让我们想象大约一千年前的某一天，当地女子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她走出闺闱，穿过家中的几扇门，跨越大门的门槛，遇到了住在同一巷陌内的邻居。或在同伴陪同下，或者孤身一人，她步行，坐轿，乘车，或者骑驴直奔闾门，在那里，她可以判断出目的地的方向，那可能是她同伴的住宅、某处景点、田地、市场、公共项目建筑工地、政府衙门、温泉、寺庙、当地节庆场所、墓地等等。回来时，她经过了闾门，又穿过家门，再重新进入闺闱。”

古画中的宋代女性 《宫女图》局部 传刘松年作

许曼教授在新书《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刘云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导论中这样写道。生动的描述吸引着目光，新颖而大胆的论断冲击着几十年专业训练形成的观念，我带着疑惑一章章读了下去。

第一章紧扣书名，题《进出之门》，谈及三种门：闾门、中门和孝子献给母亲的门额。开篇谈的是地方政府给孝女、节妇颁布表彰的匾额：“闾额的观众可能是整个城市的居民，甚至是过往的旅行者。”“就像她们同时代的男性一样，女性在‘家’内的古典美德可以用体面的公共标志体现出来。以这种方式，女性就可以在本人不离开‘家’的情况下，有权利在名义上突破‘家’的界限……从宋到元明清的王朝鼎革之际被一直保存下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门和门饰，使女性深深介人地方行政的政治话语中。”“与此同时，尽管政府不干涉‘家’，但这些匾却对女性施加了官方和大众的压力，给她们的家庭生活蒙上了阴影。女人被期待待在家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门内度过。授予女人的荣誉匾额放置于家门，它既代表了国家权力的滋扰，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名望声明，表明政府意图渗透进这户‘家’。”旌表话题似乎是陈旧的，但作者将它引申到匾额悬挂的地点上，这就有意思了。一页页仔细读下去，常可见这样的表述，从新的角度对老的论题加以阐述与观察，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引领读者，于“第二章跨越了诸门，到达了外界的开阔地带”，直到第五章皆“追寻她们所到之处的踪迹”，即从旅游、社区活动、与政府关系、宗教活动等方面来“揭示她们多维社会生活的细节”。其中，第二章谈及福州妇抬得起轿子的强悍，第四章记载温泉浴分男女汤的开明，第五章更描述千刹香火的繁盛，这些细节极具地方特色。

选择一个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既可见美国汉学重区域社会研究的传统，又具备日本汉学以小见大的风格。选择福建也极为聪明，宋代的福建路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建阳繁盛的书坊将“建本”书散至全国；朱熹的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闽学派”……仅一部《清明集》——宋代唯一现存的现实判案集，便可引出种种话题，而案件正以福建为中心舞台上演。作者对地方史料的挖掘，更竭尽全力，引用了大量明清甚至是民国的地方志，如嘉靖《宁德县志》、康熙《南安县志》、乾隆《仙游县志》等等，风景名胜的石刻、修木兰陂的钱四娘、种荔枝的十八娘等，都只见于地方志。用明清文献证宋代历史，一般不为宋史界接受，但细细一想，这却是合理的，因为明清的地方志全都依据先朝的蓝本增修，特别是有关妇女、地方风俗、地方神祇等史料，往往不会被国史、编年等史书收入，却通过一代代的地方志流传下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当然，该书在利用明清史料方面似亦有可商之处，如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大多可找到宋史料的原出处，不知作者用这类书是否有不得已的理由？

如作者所言，“总体而言，本书勾勒出的福建女性经历适用于整个宋帝国”，因此，所引用的文献并不限于福建一地，如第二章便利用《清明上河图》的多幅局部画面说明女性的出行工具与装扮。重视对图像史料的运用，也是海外汉学的长处之一。

在史料上的开拓，更体现在对考古报告的重视，尤其第六章《归宿：女性与墓葬》更充分利用考古的研究成果。不仅收集所有已出版的福建出土宋墓考古报告，而且作者曾进入福建省博物馆档案室，翻看了1950至1970年代未发表的考古报告，书末附有82座宋墓发掘报告目录，书中有福建宋墓结构、类型、随葬品比较等表格。考古发掘报告为该书提供了数据，结论是中肯的：“对墓室壁画、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研究都表明，性别差异并不是宋人对墓葬安排和期望的主要关注问题。”

但有一点似可商榷，作者写道：“夫妇在晚上共用的闺闱内的卧室，在白天被认为是女性的空间，君子应该有意避开，然而在来世，白天与夜晚、内与外的世俗差别被模糊掉。”其前提是男女墓室的墙上都画有卧室，卧室的布置亦无性别差异。然而，在中上阶层的“家”中，夫妇无论白天晚上并不会共用一个卧室，夫、妻、妾自然也是各有自己的空间。夫妇墓室都画有卧室，会不会是现世生活的再现呢？

墓葬资料中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三座南宋末年墓葬》一节，作者关注“只在两个男性的墓室中才发现有书写文具”，我却注意两位男性墓室发现的化妆品。许峻墓室有奁盒、粉扑、香粉、和铜镜；黄涣墓中也有漆奁盒、木梳、篦、银制双层方盒、粉盒、铜镜等等。古代男子梳发髻，有梳、篦、铜镜并不奇怪，可是，粉盒、粉扑又作何用？曾读《浙江宋墓》报告一座三室墓的“中室”即夫室发现三个粉盒，当时即觉得不可思议，转念一想此墓曾被盗，或许是从妻墓室带来的？现在联想到，男性墓中有粉盒，看来还不是个别现象。魏晋名士或有扑粉者，难道，宋代男子也在脸上扑粉吗？在此，静候专家解释。

这部译作的页边有英文本的页数，以方便读者核对。注释既不在页下，亦不列于章末，而集中放在书末。因此，这本书不能卧读也不能随意翻翻，只适合放在书桌上正襟危坐地读，夹以书签，以备不时“翻山越岭”去找那些注释。尽管如此不便，注释还是值得重视。如第三章注22在第339页：“刘静贞、柏文莉和柏清韵都做过关于宋代女性墓志的调查研究。她们发现零散的北宋墓志中关于女性接管家庭财务，让丈夫和儿子解脱出来在外面打拼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在南宋更常见。柏清韵《宋元时期的女性、财产与儒家反应》，第174页。”作者长期在美国求学与就业，不仅对英文的性别史论著如数家珍，而且似乎还精通日文，书末列有许多不常见的日本和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著。注释中的海外汉学信息，尤其值得专业研究人员重视。当然，相较而言，对于大陆的宋史论著，作者似乎还应该更了解一些。如有关宋代妇女财产权的论述，该书列举了美国学者柏清韵、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和台湾地区学者刘静贞的大名，唯独未提国内学者袁俐，她的《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一文，几乎与柳田节子同时发表，亦颇见功力，当然，也许因为早期的《宋史研究集刊》不易看到吧。

英文版 Crossing the Gate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

结语曰：“如果考虑到当时政府和学者对女性更为宽容的态度和积极的看法，就可以说她们在宋代的女性祖先们，是生活在一个对女性更加友好的社会中。归根到底，自主性和流动性——在传统上被归于明清女性的这两种属性，无疑可以追溯到宋代。”

的确，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劳动妇女走出家门谋生从来都不是问题，然而，刘姥姥的出门能否证明林黛玉的“自主性和流动性”呢？书中引用了高彦颐的名言：“任何女性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都应是分阶层、地点和年龄的。”这句话非常精彩！让我们再看看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生动描述。如果欲出门的女子是士大夫家庭的妻女，未得到丈夫和父亲的允许，没有妾婢的陪伴，她能否随便走出大门，又能否判明方向？而如果她是小家碧玉或劳动妇女，家中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门？

最后，观察一个刚从书中看到的故事。南宋初王洋知邵武军，孀妇袁氏递诉牒请求再婚，王老爷注意到女人丧服遮盖的红裙一角，喝令严刑拷打，袁氏立即招认毒死了丈夫，原来她竟是“潘金莲”。作者更关注故事中这位妇女提起诉讼的“自主性”，我却留意案件背后的悲惨。袁氏会不会也像窦娥一样冤，于酷刑之下唯求速死？一个孀妇请求再婚，便招来地方官那么苛细的毒目，就因为她对前夫未现出痛不欲生的表情，便以酷刑伺候，然后众人对青天大老爷的英明顶礼膜拜。该书似乎赞同柏清韵的观点：“元统治者带来的游牧习俗，具有讽刺意味地促进了在宋代并不流行的贞节观。”不管这种贞节观是否“流行”，已足够残酷。

作者简介

程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宋史与妇女史研究。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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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

《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

[美] 许曼 著，刘云军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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