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被岁月暗淡的大秦宝塔

中国古塔名刹星罗棋布，遍布九州，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淋漓点染，名闻遐迩的已经不多，作为不朽的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然而，2001 年10 月26 日，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在昆明宣布，陕西大秦宝塔和修道院作为中国四个著名的建筑遗产入选2002 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其他三个是云南剑川沙溪寺登街区、中国长城、上海欧黑尔· 雪切尔犹太教堂。入选的理由是这四个建筑文化遗产时间从公元650 年到1920 年，代表了中国建筑和历史的多样性。其中有两处建筑遗产突出了中国历史对于宗教的包容力，另外两处遗产则反映了在社会和经济变化中保留传统遗产的压力。

在这四处建筑遗产中，除了长城名扬海内外，其他三个都不太“著名”。如果说沙溪寺登街是滇、川、藏“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明清时代集市，欧黑尔· 雪切尔教堂曾是二战期间两万多犹太人在上海的避难所与礼拜地；而陕西的大秦宝塔和修道院则“知名度”小多了，只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养在深闺人未识”。

陕西周至大秦寺

我不知道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评选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具体过程，但它竟将不引人注目的陕西大秦宝塔建筑入选世界榜上，或许是“独具慧眼”，或许是“雾里看花”，因为它突出的是“纪念性”，纪念西方基督教于唐贞观九年（635 年）开始入华在长安传播，起码在中国有了1300 多年的历史。令我疑惑的是，他们将陕西大秦宝塔和修道院定为公元650 年建成的依据是什么？又判断为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最古老基督教教堂证据是什么？不过，他们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可能强求他们拿出确切的史证与物证，或许他们是一番好意，目的是赞美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包容性，讴歌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弘扬世界文化悠久融合的历史。所以，我们还是对这座入选世界榜的古塔建筑做些寻访吧。

大秦宝塔位于陕西省周至县（现属西安市管辖）东南15 公里终南山北麓上，因山坡后有五峰耸立，称为五峰邱木山，当地人又俗称塔峪。乘车从西安出发向西南行大约70 多公里就到了传说道教始祖李耳讲经的楼观台，下车后沿土路逶迤上坡2 公里多，即走到巍然高耸的大秦宝塔下。其依山傍水，树木葱郁，犹如翠屏环列；北瞰山下村落相间，水田纵横，片片泛绿，令人心旷神怡。从地形上看，古代这里应是峰奇谷幽，树木参天，浓荫罩地；经过千百年的变化，如今却是大片的猕猴桃果园，在风里飘散着果香。

四周安静极了，只有风。临风吊古，悠然意远。据大秦寺文物保管所的人介绍，大秦宝塔创建于唐代，现为七层八棱形状，高32 米，原名“大秦景教古塔”，因与楼观台景色相连，又称“楼观古塔”，《民国周至县志》则称作“镇仙宝塔”。北宋嘉祐七年（1062 年），大文学家苏东坡曾两次到此游览，写有《大秦寺诗》：“晃荡平川尽，坡陁翠麓横。忽逢孤塔近，独向乱山明。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此后还有一些文人到大泰寺来游览，但“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明代以后，大秦寺的名称一直存在，只不过人们并不清楚“大秦”是指东罗马帝国或叙利亚、波斯等地。《唐会要》四十九卷记载唐玄宗天宝四年（745 年）九月诏曰：“波斯景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从此大秦寺成了波斯景教的代称。

西安碑林藏大秦景教流行碑

明朝晚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掘出土后，顿时引起了国际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各国学者的激烈争论，迄今三百多年来仅就出土的具体地点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论。尽管景教碑本身的真实性已被敦煌景教文献所证实，人们也公认景教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聂斯脱利派（Netorianiam），但这方黑色的景教石碑究竟出土于西安还是周至县大秦寺，则一直是学术史上的悬案。我始终认为景教碑应该出土于西安而不是周至县，因为景教碑的内容性质是纪功性的，是纪念碑不是墓碑，尤其是为了在大唐帝国首都向世人炫耀纪念的，不可能安置于偏僻幽静的终南山脚下，即使周至确有大秦寺和景教传教士活动，也不会把这块著名的世界四大名碑之一立在区区一隅之地，远离热闹繁华、人口众多的长安城。任何劝人出世的宗教所用的手段都是入世的，为了使欢乐的天国世界得以一览无余，使人更加自由地相信进入天国的宣传，景教寺院只有设立在居民集中的地方，才便于各阶层人们就近礼拜朝圣，因而夸耀景教尊荣的纪念性碑石安放在皇恩荫庇、众目钦羡的唐长安城里才是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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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也产生了另一个疑团。周至县的大秦寺究竟是否为景教的修道院呢？大秦宝塔究竟是否为基督教传教士修建的呢？1933 年4 月，北京大学向达先生曾亲自到周至寻访大秦寺，荒台野径中所见大秦古塔与寺院均残破不堪，他认为这里就是唐代的景教传播地。1999 年大秦古塔维修时，传说有景教雕刻文物被发现，我曾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宗教历史系主任霍夫力教授、美国加州翰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温格教授分两次前往考察，但残留的文物和藏文六字真言似乎都不能确切证明景教的传播活动，甚至连大秦古塔建造年代也有争议，是唐塔还是宋塔亦无法确定，因为历代修缮改动太大了。修缮后的“复制品”往往很难含纳历史文化的原汁原味。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贞观九年（635 年）波斯主教阿罗本到达长安后，经过三年译经著文，使唐太宗初步清楚了景教的宗旨，贞观十二年（638 年）正式诏令在京城义宁坊建造一所大秦寺，并剃度21 位新僧，开始传播景教。唐高宗时景教向全国发展，洛阳、灵武、敦煌、成都、广州等地都有了大秦寺。而长安大秦寺作为全国总教区中心，应是景教僧俗信徒日常从事礼拜活动的教堂（Church），距离长安城较远的周至大秦寺则应是景教修士们幽静隐修之处（Monastery）。从这个判断上说，周至大秦寺被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列为“修道院”也有其合理性。只是教堂与修道院之间距离太远了。至于大秦寺古塔建造时间及寺院遗址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古文物新资料的发现。

一千多年间的风风雨雨已使大秦寺古塔褪去了原来的色彩，尽管古塔依然故我俯瞰大地，但古塔添入的佛教风格和道家特色，却让景教的底色黯淡消失，更名为“镇仙宝塔”的几个大字使谁还能记得它与西方来的基督教有关呢？所谓“修道院”寺舍早随着景教的衰亡而消遁了，任何景教文物的行踪刻痕也再难寻觅，除了历尽沧桑的古塔幸存，只留下变故后的寂寞窘迫和悲凉萧瑟。

我徘徊在大秦古塔周围，用手轻轻触摸塔下的一砖一石，一股历史的苍凉沁入肌肤。我试图找出它的来龙去脉，找出东西方相互间的文化关联，找出封存千年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是不应忽略的片断，起码应该珍藏在美好的盛唐回忆中。遥想当年景教士们在波斯其他教敌攻击下和阿拉伯人征服打击下，从波斯到中亚，又从西域到长安，仓皇避难中，一没有外来政治势力在他们背后撑腰，二没有军事力量给他们保护支持，三没有大量的外来移民给他们拥戴呼应，四没有丝路贸易商队作为他们传教的经济基础，五没有语言文化交流的优势，其传教与生存的难度可想而知。景教士们要在长安这样一个佛教、道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东亚大都市里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既争取唐朝廷的资助，又赢得当地百姓的认同，采取了一系列基督教“本土化”的传布策略，将基督教翻译命名为景教，借用佛、道用语来阐述景教教义，还与儒家伦理结合推行慈善救济事业，最终在中国土地上开出奇花，结下异果。景教在唐代存在了200 多年。遗憾的是，随着唐帝国的衰落它也被列为“夷教”、“邪法”而禁止，景教士们断肠离恨被驱逐远去，各地的大秦寺也从此一蹶不振，沦为废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直到现在，来大秦古塔的游人仍然很少很少。

岁月悠悠，面对历史，吸引我们寻访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孤零零的大秦古塔，实质上这座古塔寄托的是一千多年前唐人容纳百川的宏大心态，对外来文化交流的兼收并蓄，因为一个民族的自豪骄傲，一个文明的不朽光荣，常常值得细细品味，值得人们对此有所领悟。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是国际上主要的两个建筑遗产保护机构之一，成立于1965 年。它每两年公布一次世界濒危建筑遗产目录，并通过财政支持方式帮助遗产所在地进行抢救和修复工作。保护古塔就是保护民族历史和文化遗产，大秦宝塔的人文价值在于了解盛唐气象，世界又通过大秦宝塔认识我们中国，这也许就是牵动我们脉搏寻访的目的和意义吧！

作者：葛承雍

本文选自《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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