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华语电影的辉煌时代，还能再来吗？ | 葛格专栏上线啦✅

文 |奇爱博士

今天一个新的栏目和“文慧园路三号”的影迷朋友见面了，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是葛格自己。

上周和一条小妹在家里录了一期视频节目，大家的反响还不错（见：）。

在节目中，我也反思了这几年在做公号过程中的得失。得的部分就不吹了，关于失，一方面自己人到中年，交际越来越多，动笔越来越少；其次，抓热点、搞标题党样样在行，获取关注和流量的同时也流于功利；文章本身的松弛感和趣味性也略显不够。

所以，也为了更好地督促自己，从本周起葛格给自己开了一个叫“奇爱说”的小专栏，选题不限，长短不限，每周两三期，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在和一条在这期视频的“荐宝”环节，为大家推荐了台湾著名作家、电影编剧小野先生的几本书。今年恰逢杨德昌逝世十周年、台湾新电影宣言发布三十周年，所以重读小野先生的《一个运动的开始》《白鸽物语》，都是很让人感怀的。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

“台湾新电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发布的，由詹宏志起草。一般来说，某个电影运动开始之前，总会有些重要性的理论著述或宣言作为先导。比方说，“德国新电影”起源自1962年的奥伯豪森宣言，丹麦“Dogma95”宣言发布三年后，温特伯格和拉斯冯特里尔，才发布自己的Dogma作品。

这很正常是不是？一帮毛头小伙，想趁年轻干大事，先喊喊口号吸引舆论注意力或引发讨论，总是好的。

可为何，台湾却是先有了“新电影”——比方《光阴的故事》拍于1982年，《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海滩的一天》拍于1983年，而后过了好几年才有宣言呢？

这可能是因为，“新电影”的创作者和支持者，对所处环境心存不满吧。

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

那么，他们又受了什么委屈了呢？

小野在《站在激变洪流的最前端》一文中，曾相当生动地描绘到杨德昌、侯孝贤等人的惨状，读来颇为令人动容。比如他写到制作《恐怖分子》后期时的杨德昌：

杨德昌在夜里常从恶魔中醒来之后便小腿僵硬，痛苦的大叫。记得是十月十九日，一个星期天，他病倒了，然后在通宵达旦的做最后混声时，口中喃喃叫着：挂了，挂了……。

可就是如此苦逼地把《恐怖分子》做出来，当年的金马奖却“并不待见”，影片只获得了很少的提名，而李行的《唐山的过台湾》九项提名、港片《英雄本色》《最爱》八项提名、《恋恋风尘》颗粒无收……

侯孝贤《恋恋风尘》

即便《恐怖分子》后来还是摘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但是让杨德昌耿耿于怀的是，他连最佳导演的提名都没有获得。（注：豆瓣应标记有误）

此情此景，新电影人当然不爽！

尤其从詹宏志起草的宣言来看，他们在政府支持、舆论支持和批评支持等各个维度，都缺乏支持。所以，既然你不肯定我，我就自己把自己写进历史，搞宣言。

所以台湾新电影宣言，并不是关乎“美学”的，而是关乎生存境遇的——这是它和其它电影运动宣言不太一样的地方。

杨德昌《恐怖分子》

这件事情今天看来，当然有其合理性，尤其考虑到台湾“解严”前的体制。但是，它也产生了相应的负面效果，那便是对来自各方的、对“新电影”的不同批评，一概抹杀。

尤其，在1988年，著名影评人焦雄屏便编辑了《台湾新电影》一书，希望对“新电影”的美学成就“盖棺定论”——这在一些人士看来，这种“霸权式的、全面肯定式的书写”，是不是有点太心急了呢？

如学者李天铎在《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

这种观点，谨以几部作品即将整个台湾电影的发展做“新”与“旧”的二元化分，并将其视为“革命”或“运动”，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当时新电影的出现只是党政机器与电影工业领导“尝试性妥协”的结果，它的自主力十分微弱。

而这也让“新电影”沦为一种圈子游戏，以至于在此后引发评论界不断的分歧。

葛格手上有一本1988年第31期《电影欣赏》，便全文刊载了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台湾新电影的争议性本质”座谈会实录，杨德昌、曾壮祥、陶德辰、梁良、齐隆壬、李道明、黄玉珊等十人参加。可惜，由于录音设备突然发生故障，正反方的代表人物杨德昌和梁良，有众多观点没有记录下来。

我们所喜爱的杨德昌先生，本来说话就结结巴巴，结果抱怨了半天还没给录下来，实在憾事。

不过，无论是是非非，这都是30年前的事了。

“台湾新电影”固然有不完美的地方——试问，谁又能是完美的——但终究了经过了历史的严格淘洗，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当之无愧的瑰宝。所以，今年台北电影节，“宣言”起草者詹宏志先生获颁“杨士琪特别贡献奖”，也算是一种呼应历史的肯定。

从1982年到1989年，台湾一共拍摄了74部“新电影”，略占到台湾电影总生产量的10%，高潮出现在1983年至1987年。

1993年第62期《电影欣赏》，发表《寻找电影的六个台湾导演》，李安等人粉墨登场——也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电影进入新的阶段。

在台湾新电影兴起的时候，大陆、香港新浪潮都在同步进行，三股潮流交织涌动，碰撞出璀璨的电影火花。

几年前，我在采访吴念真先生时曾问：台湾电影新浪潮还有没有可能重来？

“永远不可能！”吴念真坚定地说。

那就让我们在下面充满激情的文字中怀念它吧。

台湾电影宣言

在1986年、1987年的交界点上，我们回顾思索近两年来台湾电影环境发展的种种迹象，深深感觉到台湾电影实际上也已经站在转捩点上。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以下共同签名的这些人，认为我们有必要紧急表达我们的关心和忧虑；这一篇文字，将大致说明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场和意见，也将说明我们对电影政策、电影环境的期望与呼吁。

我们对电影的看法

我们认为，电影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电影可以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甚至可以是带着反省和历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动。

但是，我们也知道，电影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商业活动，它受生产与消费的各种定律所支配；电影产业因为有着投资风险和获利能力的双重性格，使得电影圈中活跃着各形各色的利益团体以及既得利益团体。

上述二者都是常识，知者甚众（却常常忘记）；我们觉得有必要重申这个基本认识，才能在表达立场和判断问题的时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们认为，属于商业活动范围的电影，自有经济法则的支持与淘汰（成功的商业电影自票房得到报偿，失败的商业电影在错误的投资中得到教训）。这一切，都不劳文化政策的管理单位或知识界的意见领袖来费心。

但是，另一种电影（那些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的电影），它们对社会文化的整体贡献可能更大，而它们能掌握的经济资源则可能更匮乏；这个时候，文化政策、舆论领域、评论活动才找到他们应该关心、应该支持、应该声援的对象。

当然，所有的电影创作或生产，都声称他们有创作意图、有艺术成就、有文化自觉；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单位、舆论界的工作者、评论界的专业人士就要负起责任，从创作的成品中观察，指认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们对环境的忧虑

创作与商业之间，政策与评论之间，上述的活动及其平衡本来是一件单纯的现象（如果各组人都扮演好他们的角色）。但是，就近两年台湾电影环境所显示的迹象来看，我们不得不表达若干严重的忧虑；因为，显然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动无法得到正常的运作；其结果是，台湾四年来发展出的“另一种电影”的微薄生机，就在此刻显得奄奄一息了。

我们对电影环境的忧虑，大者有三：

一、我们对政策单位有怀疑

从电影事业融资办法、1986年金马奖、外片配额制度取消后的参展影片奖励办法等事实，我们常常对电影政策的管理（或辅导）单位很困惑，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电影的工业辅导机构，或文化辅导机构，还是一个政治的宣传机构。

电影政策的管理单位显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场从不清楚。它有时候颁奖给《好小子》，奖励它“拓展海外市场的成功”；它有时候颁奖给《箭瑛大桥》，说它“有益社会教化”；当它主动提出三千万的资本拍摄政策片时，它拍出了《唐山过台湾》、《日内瓦的黄昏》及《八二三炮战》来，相信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传。

从文化政策的观点看，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这些事实毕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眼前发生，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管理这个社会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从来没有决心要支持文化活动的机构。

二、我们对大众传播有怀疑

台湾的大众传播，对整体社会的改良似乎都怀着监督者、促进者的角色自许；这几年，它们在政治新闻、消费新闻、环保新闻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体的贡献。

相形之下，大众传播从来没有把电影活动当做文化活动来看，也没有打算以专业知识提供一个支持体系（但在文学、表演艺术方面，大众传播却做了一些事）。不仅如此，大众传播对电影活动明显地有着“歧视”，它作贱电影的从业人员，把明星的私事丑闻当做头题新闻，但是电影文化呢？一部在国际影展得奖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讨论或报导的篇幅。

究竟大众传播是怎么样看待电影活动呢？从现有的内容范围及其品质，我们不得不怀疑主其事者从来不重视、不关心这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在这个角度看，大众传播多年来在这个项目“失职”了。

大众传播不关心电影的文化层面，它的从业人员也失去这一部分关照的能力；这两年，大众传播在讨论港片、台片之区别，讨论商业电影的改良等问题，流露出知识的匮乏与见解的荒唐，证明长久以来大众播的疏忽已经开始出现强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们对评论体系有怀疑

评论体系或评论大众（criticizing public）本来在一个社会扮演带有强烈道德性目标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诠释的功能，使创作活动的意义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会被单一的价值（如票房、广告、错误的评价）所支配，提供给资源不足的创作活动另一种社会支持。

但是，近两年在传播媒介上出现的评论，却有一组忘了他们的角色的“评论家”。他们倒过来批评有创作意图的电影作者，指责他们“把电影玩完了”，指责这样的电影“闷”；主张台湾电影向港片看齐、向好莱坞看齐。

这样的评论的出现，本来不足为奇。荒唐离奇的见解每个时代都有，但当这一类评论与落伍的大众传播结合时，成为一股评论的主流，这个评论体系就令人严重地担忧－－我们没有在评论体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远了。

失职的评论大众，扭曲的评论体系，我们又要从哪一部门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们对整个电影环境忧虑之大者；其它的忧虑也不是没有，譬如：全盘商业化的公家电影机构，缺乏人才的电影商业界等等，但如果与上述三者相比，我们又觉得不值一提了。

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

我们所期待的改变，当然针对着我们所担忧的事。这些改变，具体的方案有无数的可能，但原则却是不变：

第一，我们要有明白表示支持电影文化的电影政策。我们希望，电影政策的管理单位能够清楚说明他们的方向，他们所欲支持的电影，他们想把台湾电影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希望，政策单位能够明白，如果他们准备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须有决心、有目标、有任事的勇气。如果电影政策的管理单位决心要支持商业的电影、政治宣传的电影，它也可以尽管说明，让所有有意从事文化电影活动的人，趁早对政府机关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们希望手中掌着大众传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电影活动的文化层面，注意电影在社会上可能扮演的诸种角色。我们希望大众传播把“影剧新闻”和政治新闻、文教新闻放在同样的地位上，追寻同样专业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来对待这一组新闻。

第三，我们诚恳地期望台湾所有从事电影评论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诚地扮演自己在社会中最有意义的角色。在台湾的电影环境，究竟哪一种电影才是评论者应该着力讨论的电影？我们也希望指出，评论者永远要小心成为另一种既得利益者；评论者的价值来自读者对他的信赖，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别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评论者的条件。让我们共同进行一种“评论的评论”，把不合格、不诚实的评论者指出来，让读者们唾弃他们。

除了我们所期待的改变以外，我们尚在此表达我们的决心。我们相信电影有很多可能的作为，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为了这件事，我们在此签下我们的名字，不仅在这个宣言上和其它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将在未来的时刻，从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支持“另一种电影”。——我们在新旧年度的交界点上、新旧电影的转捩点上，提出这个宣言，我们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援。

邀请签名名单：

丁亚民、小野、井迎瑞、王小棣、王菲林、白罗、朱天文、朱天心、李道明、杜可风、杜笃之、丘彦明、吴正桓、吴念真、林怀民、卓明、金士杰、金恒炜、柯一正、胡台丽、侯孝贤、高信疆、奚松、马以工、郭力昕、陶德辰、陶晓清、黄春明、黄建业、陈坤厚、陈雨航、陈映真、陈纯真、陈国富、陈传兴、张起鸣、张昌彦、张照堂、张华坤、曾壮祥、焦雄屏、万仁、詹宏志、杨德昌、杨宪宏、廖庆松、齐隆壬、蒋勋、卢非易、赖声川、王墨林、蔡琴、吴静吉、张毅

1987年2月《文星杂志》1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