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转饭镬：重新与水为伍

霍英东有意淡出香港地产界，从他在1967年以后，在地产方面的投资，急剧减少，便可以看得出来。几年间，他虽然还继续投资康宁道、铜锣湾道、钵仑街、轩尼诗道、天后庙道等地的物业，但与1950年代相比，已属微不足道。

然而，淡出地产界，并不意味着他要“韬光养晦”。相反，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向其他领域进军。从1960年代初开始，他逐步把经营的重心，从地产转向工程。有荣公司在霍氏集团中，愈来愈举足轻重。当霍英东组织足球队时，最初就命名为“有荣队”，可见有荣在他心中的位置。

1967年，当有荣公司得知文莱达鲁萨兰国首都斯里巴加湾港口工程，将向世界招标时，立即参与竞标。并从世界各国20多个公司中，杀出重围，一举中标。在如此大型的国际竞标中，能够力压群雄，一击即中，霍英东郁郁寡欢的面庞，始露出一丝欣慰的笑颜。

文莱

文莱是一个东南亚岛国，面积只有5765平方公里，但在世界上，它的名字，却有着魔术般的吸引力，不仅因为它曾以纺织纱笼和金银镶嵌器皿闻名于世，更因为它拥有储量丰富的油田，石油产量在东南亚位列第三，天然气产量在世界排名第四，被称为“东方石油小王国”。靠着这份上天赐给它的厚礼，文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但至1960年代末，文莱首都仅有一个长220米，宽22.5米的货物码头，以及一个长38米，宽20米的客运码头。航道水深较浅，仅能允许吃水6.5米以下的中小型船只进港。落后的设施，严重阻碍了文莱发展对外贸易。因此，文莱政府决定在文莱湾西岸，兴建一个大型货柜码头和一个现代化深水港。

1968年，霍英东亲自率领有荣公司一支400多人的队伍，携带大量工程机械，乘长风破万里浪，浩浩荡荡，开赴文莱。这是香港华人企业第一次在海外承包大型工程。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归来，也脱下学生袍，戴上安全帽，随父亲出发了。

霍震霆

新港口的选址，在文莱湾的西岸，距斯里巴加湾市20多公里，原为一片泥炭土和红树林沼泽地。太阳火一样的光芒笼罩着大地和海洋，这里离首都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依然还是那种草昧荒凉的景象。自从有荣工程队进驻以后，这里便沸腾起来了，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

经过几年奋战，文莱最大的深水良港——马拉港，终于在1973年建成。港内水深八米，可停靠万吨以上的轮船。有专用货柜、杂货船、特种用途的泊位。船只通过122米宽的航道入港。主要码头从西南向东北伸展，长427米，有五个水深10米的顺岸泊位。此外，东北端五号泊位后面，还有一个长87米、沿边水深5.3米的浅水泊位，码头上有良好的仓储和装卸设备，已成为文莱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

霍英东与家人

在兴建马拉港的同时，有荣公司在香港也主动出击，积极参与船湾淡水湖的第三期工程投标。

“

香港在1950年代，由于人口激增，既闹房荒，又闹水荒。食水供应的短缺，成为严重的民生问题。1963年，香港出现60年来最严重的水荒，全港水塘存水，仅够43天食用。港府只好实行“制水”（限量供水），定下制水级数。初级制水：日间在上下午供水数小时，夜间停水；二级：每日只供水三至四小时；三级：隔日定时供水；最严厉时，甚至每四天才供水四小时。

”

制水期间，每到黄昏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用水做饭，以致水压降低，楼下一开水龙头，楼上就断水了，因此，住楼上的人常常要从厨房探头出窗外，冲楼下大喊：“楼下闩水喉！”——这成了那个时代，香港小市民最耳熟的一句话。一家人提着水桶，到街喉排队取水，亦为最常见的街景之一。因轮候争水，街坊反目，甚至闹上法庭的事情，亦时有所闻。小市民生活，苦不堪言。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反映这段三级制水的艰难日子，片名就叫《楼下闩水喉》。

香港制水，居民排队担水

为了解决食水问题，港府一面和广东省谈判，希望广东帮助香港解决缺水问题。当时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同意引东江水供应香港。广东省政府在深圳兴建水库，以输水供港。1959年11月，深圳水库动工，那正是大跃进年代，近四万民工，三天内全部进场，“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近一公里长、30米高的主副坝土方工程，就全部完成了。

1960年11月，港府首度与广东省达成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提供2270万立方米淡水。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63年，双方才就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达成共识。1964年4月22日，正式签订协议，同意自1965年3月起，广东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万立方米淡水，售价为每立方米人民币一角。

排队取水的香港市民

有人担心，香港从此受制于内地，周恩来总理给香港吃了颗定心丸，他说，供水问题要与政治问题分开。但港府为策周全，尽管“东江之水越山来”，却不敢过分依赖，也在香港积极兴建水塘蓄水。而船湾淡水湖工程，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运筹画策。

开埠以来，香港已建有薄扶林水塘、香港仔水塘、大潭水塘、城门水塘、石壁水塘等大型水塘，适宜兴建水塘的地方，所余无几，寻找起来，颇费周章。据说，有一天，水务局局长毛谨在船湾游泳时，突然灵机一动，决定修建一个海中的水塘。

于是，一项香港历史上创世纪的工程，就在这灵光闪现之间诞生了。港府决定利用新界大埔船湾一带半月形的海湾，在大尾笃半岛兴建一条水坝，横越海峡，连接大埔对岸的白沙头洲，改变原来的海岸线，使之成为一个24万平方米的“海中之湖”，再将湖内海水抽干，储存淡水。

1961年，港府在审核联营工程顾问公司的调查报告后，开始破土肇建。第一、二期工程，耗资4.07亿元，由法国公司承建，至1968年竣工。工程相当复杂，包括沙头角与八仙岭一带山脉的引水道、大尾笃抽水站、大埔头引水口及抽水站、从大埔至沙田的引水隧道、三条由大埔往沙田的双程隧道、沙田滤水厂、狮子山配水库和慈云山配水库。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在海中兴建的水塘，可储蓄1.7亿立方米的水，为当时全港各水塘总容量的三倍，堪称香港最大的水塘（1971年动工兴建的万宜水库，以2.73亿立方米的储水量，跃居香港水塘之首）。

第三期工程是加高主坝和副坝、扩建沙田滤水厂。港府向国际公开招标，当时除了有荣之外，还有法国、日本等国多家公司参与竞标，争夺相当激烈。日本公司的报价比有荣高出一倍，最先出局。而法国公司的报价，比有荣低10%，非常有希望中标。但港府却不想把工程给他们，反而给了承建过不少市政工程的有荣公司。

据说，港府此举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认为处事不公，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但港府不为所动，坚持把工程交给有荣公司，并提出要提前一年完成工程的条件，令法国人知难而退。

此事似乎为港府没有特别排斥霍英东，提供了证据，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港府只在能赚大钱的地产方面，限制霍英东的发展，而在利润微薄的工程方面，则没太多限制。真相如何，只能由旁观者去判断了。

有荣公司由于在以往的市政工程中，记录良好，颇得港府信任，因此报价虽然比法国公司为高，却仍然夺标。有日本建筑商问霍英东，在承建这项工程时，聘请了多少外国专家和设计师，霍英东回答：“没有。一个也没有。众所周知，我的公司全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有能力，一样能干得很好。”

霍英东算了一笔账，搞船湾淡水湖，法国公司光是总部，就有70多名职员，一个法国人，平均每月工资连住宿要耗费港币l.5万元，70人一个月便耗去l00多万元，每年l200多万元，五年便是6000万元。这样的耗费，不赔光老本才怪。

船湾淡水湖

虽然霍英东声称搞工程没有钱赚，但那只是相对于搞地产而言。工程有没有钱赚，关键在于能否控制好成本。霍英东控制成本，自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曾经说：“修建海湾水库，法国人用70个人做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人做70件事情。”

无论盖房子还是搞工程，他都喜欢用承包方式，把工程分拆成不同部分，分包给其他人做，有饭大家吃，既让别人有利可图，自己也可以大大降低费用，提高效率，保证了工程的利润。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办法”。

淡水湖第三期工程从1970年开始，1973年竣工，耗资2800万元。加高、加固后的堤坝，长约二公里，另有两条长200米的副坝，用沙和碎石分层堆砌而成。主坝高28米，相当于九层高的大厦。水塘容量因而增至2.3亿立方米，相当于2300亿支一公升瓶装水。扩建后的沙田滤水厂，滤水量由每日30.28万立方米，增加至64.35万立方米。

夕阳下的船湾淡水湖

今天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一个位于亚热带的滨海城市，每年平均有782个小时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达2214.3毫米的地方，居然会闹水荒，居然要限量供水，居然要天天喊“楼下闩水喉”。但这却是事实。为了水，香港人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香港终于渡过了水荒的艰难时期，所有曾经为香港战胜水荒而出过力的人，都不应该被人们忘记。包括中国政府，包括广东人民，包括霍英东和有荣公司，也包括那个被有荣公司击败的法国公司。在香港政府水务署的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段感人的留言：

香港供水150年，从不足到有余，战后50年，香港的食用水供应，稳定迈步向前。1981年香港实施了20世纪最后一次的限时供水措施，自此以后，香港人都一直享受着24小时连续供水。目前食水在数量上的供给，一个半世纪以来，首度超过市民的需求，满足了香港成为现代国际大都会最基本条件。但回顾供水历史，食水得来不易，保护水源，节约用水，是作为现代人应尽的责任，也是提高生活质素的最佳保证。

时至今日，香港的淡水，已供过于求，船湾淡水湖的储水，不再供给市区饮用了，而改为免费提供给大埔一带离岛的乡村使用。淡水湖变成了一个天然鱼塘和旅游胜地，在船湾郊野公园和八仙岭郊野公园的环抱之下，烟波淡荡摇空碧，各种各样的自然生物，都在水天之间，蓬蓬勃勃，一派盎然生机。

（图片来自网络）

Hash:8f94994e87a1a870155b71b31d89241bd5445f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