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碑记

文｜罗楠 图｜来源网络

公元840年，何进滔德政碑建成。这年10月，风光无限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死。也是这一年，唐文宗李昂带着一生惆怅病死于长安宫中太和殿。这两个人都和这通石碑相关。

彼时的唐，已显出末世之相。

曾生机勃勃华美雄壮的盛世大唐，在浮华达到极盛之后，进入了衰败的拐点。自安史之乱后，一个空前的盛世终结了，凄风苦雨开始常年笼罩帝国。

大唐的危机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边疆的藩镇。唐玄宗李隆基时代，于边疆一带设置九个藩镇，藩镇的最高长官称为节度使。藩镇的设立为大唐带来过空前辽阔的疆域，然而，唐玄宗后期不问政事，致使节度使一味做大。当藩镇的权利膨胀到中央再也无法控制的时候，便成为了大唐的噩梦。这个点在安禄山身上集中爆发。那时的安禄山一人兼任三方节度使，兵力达到二十万，而当时整个大唐的兵力也不过才五十多万。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愈演愈烈，藩镇的长官节度使日益飞扬跋扈，公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在命中的拐点，精神潜能能否被激发出来，能否护持前行的路途，能否把千疮百孔的自我收拢起来，不管是人生还是国家，大难之后都未必会有大成。

在侯孝贤执导的电影《刺客聂隐娘》里，即是讲述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陷入了长达一百年之久的藩镇割据。魏博，是势力强大的藩镇之一，它与卢龙、成德并称为河北三镇，又或河朔三镇。故事就发生在当年的魏博镇，即今天的大名县。

当年河北三镇之首的魏博镇何等风光。

魏博镇，首府在大名，辖区为今邯郸大部和河南、山东的一部分，是三镇中最强大的一个，也是闹“藩独”的实际领头羊。大名，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迅速崛起。在藩镇割据百余年中，实际统治这一区域的是田承嗣、何进滔、罗弘信家族，他们总揽了军、政、财一切大权，事事按照皇帝的规格行事，他们把魏州改为“大名府”，此后位于卫运河畔的大名府成为本区域7000年历史上的第三个、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中心城市。

走在今天的大名街头，略带慵懒的小城充满了俗世的安稳，几乎感受不到它的浩浩古风。然而在向外地人介绍本地文化时，除了宋、明两座古城外，还有一通全国最大的古石碑，一县之内，有此名碑，也与其人文丰厚有关。可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通常称呼它为“五礼记碑”，那是它后来的名字。若不深究，它的前世便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此都（北京大名府）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

那是唐代以后的事了。一城一地，最动人的莫过于风物，而这通石碑，俨然被岁月磨砺出了风骨。

但在公元840年及其之后长达270多年的时间里，它只属于魏博节度使何进滔。

在外事宣传画册上，它高大、神武，是古城文化名片。对于我来说，只要一闭上眼睛，第一时间浮现在心头的，竟是在日暮的苍凉和大雪的凛寒中，它孤独地矗立，无声地诉说。是透过繁杂的人事和无情岁月，一只神兽在低低地嘶吼。

那一场时间的熊熊大火。

河北三镇节度使的继任不由朝廷委派，而是自传子侄，或由部下悍将夺位。

对于野心勃勃的人来说，乱世才是他成长壮大的温床。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在自己的人生变故中紧紧抓住了机会，可操控的势力范围超出了所有前任，“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作为魏博统帅十余年，也算尽心尽力，像治理自己的国家一样管辖着属地。

那时国家常有军事冲突，除了飞扬跋扈的藩镇，专权摄政的宦官也成为大唐无法愈合的伤口。对于这位乱世枭雄，控制，是控制不住的。唐文帝只有不断实行安抚，以金钱以官爵加以笼络，双方也都心知肚明，互给台阶。在安抚之路上，唐文帝终于答应为何进滔立一通碑，德政碑。碑文内容自然是歌颂何进滔管理魏州十余年的功绩，书写碑文的事项就落在了“心正则笔正”的柳公权身上。

大碑立成后，有多少人慕名而来以图一瞻柳字，毕竟，那时节，连外国使节来到长安都会专门去购买柳书。

柳公权的文章好，而他的字，名声更大。以楷书著称，以骨力劲健见长，在晋人劲媚和颜书雍容雄浑之间，自创"柳体"。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使李说碑》”。而在当时，公卿大臣家的碑志，如果不是出自柳公权之手，人都以其子孙不孝。可见他的字当真“一字百金”。

▲柳公权与《玄秘塔碑》

为何进滔作碑文时，柳公权已经62岁，业已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虽然现在我们在碑上已经看不到他彼时的创作风格，但依然可以通过他同时期创作的《冯宿碑》复活当时风采。存于西安的《冯宿碑》其书爽利快健，一改中唐肥腴之风，骨力深注，似乎在预示着一种更为精炼的“柳体”即将孕育而出，及至《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

作品往往是悟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无论是书法还是文章。反观柳公权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身处京城，在宫中，在帝王身边，虽然“博贯经术，通晓音律”，但被人看重的，仍是手中那支毛笔。他也渴望建功立业，勋名与山河日久，可还是要不断地为皇家，为王公，为亲朋一次次地书碑。书法成就了他，亦是局限了他。

免了不的奉命之作。方方正正的汉字，规规矩矩的端正，却要写给飞扬跋扈越权逾矩的藩镇大将，柳公权的心里，怕也有不甘和不情愿吧。连白居易都在《青石》表明心迹：“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故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可是如白居易，如柳公权，或激烈或静笃，又怎会少得了遵旨之作？

至于柳公权到底为何进滔写了什么，不得而知。在这通高12.34米，重达140.3吨的高大石碑上，现在仅能从碑身两侧窥到柳公权模糊字迹，正文已荡然无存。想来也不过只是虚辞。

看不到那些矫饰的溢美之词，也就不必面对书者柳公权尴尬的内心。

世事说来残酷，时间翻转，有时也是一种慈悲。

城东3公里，这通大碑如今矗立在石刻博物馆内，那也是靠近北宋大名府故城的所在。那是历史的荒园，仰头观望，总会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直面扑来，像野火焚原后的荒野上，无可言说的悲凉。断碣残碑，皆付于苍烟残照。

荒芜，也是一种保留。因为静默，你永远不会了解它蕴藏了怎样一种深沉如海的情感。可以哀伤，可以悼念，却无法改变它的坚持。

大唐王朝谢幕了。此后的岁月里，这片土地由魏州改为大名府，改为兴唐府，五代时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陪都。尘世太短，乱世太长，天下干戈起，眼瞧着尸横遍野，白骨一堆又一堆，成了荒园，成了青冢，成了残垣，成了修罗场。

只有碑石不说话。

秋日萧萧落木，寥落高天，它的目光中，应有慈悲。

尘埃落定，时间来至北宋。机遇垂青于这片土地，它被升格为北宋陪都，史称北京大名府。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它蓬蓬勃勃兴兴头头，犹如一个新生的城市，张扬着，骄傲着，并掩盖了之前曾有的晦暗与不安。同这座城一样，被人遗忘的何进滔德政碑也将迎来命中的转折。

▲康熙《元城县志》卷一《五礼记碑》碑考

时是宋政和七年。距离北宋亡国亦只剩10年。

徽宗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后来人们提起他，总会想到他与名妓李师师的那段风流韵事，以及，他独创的瘦金体，虽然自有其风骨，但格外有一股柔媚轻浮。文雅些的，还会忆及他那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梦，从此世上便多了一种雨过天晴，碧峰翠色的汝窑瓷器。还有他的工笔画，他的蹴鞠，他对茶道的精通……

《红楼梦》里说，天地间的灵秀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邪气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为情痴情种，为奇优名倡。

天地灵秀乖邪之气所化，这样的人，宋徽宗是，南唐李后主是，明末木匠皇帝朱由校同样是。剔除帝王的身份，每个人都不啻为杰出的艺术家，却，不是出色的政治家。

亡国之君多遭后世非议，可在继位之初，谁不想成就一番名垂千古的霸业？但一代帝王不仅要有王者气度，还要有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要识人惜才，有用人不疑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并且能够清醒地审视人性弱点，要孤独，并能享受孤独。

但这些，都敌不过宋徽宗的天性。登基之初启用新法，也想有番作为，但为政之路在重用蔡京后变得越来越荒唐。

大观，是宋徽宗使用的第三个年号。这一年，他下诏置仪礼局编修仪礼，以标榜自己“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

五礼制度形于西周。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

定五礼，便不会礼崩乐坏。宋徽宗青睐五礼制度，亲自用十足风流的瘦金体做五礼的文章——

“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他说“夫倡而妇随，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序，人伦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无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国乡党遂序有典、有则、有伦、有节、有条而不紊，贵贱别也……夫人伦正，尊卑定；贵贱别，则分守明；分守明，则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乱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乱，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

大观四年即公元1110年2月，231卷大观礼书修成。一年后，“御制书政和新修五礼序，议礼局请刻石于太常寺”。

样板出来了， “传召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于天下奉行，其不奉行者论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抄写刻碑之风。

于是，做大名府尹的梁子美积极行动起来……

▲宋徽宗与《瑞鹤图》

这位后来被作为梁中书写进《水浒传》中的大名府尹，有才干，但性格内向，不喜谈笑，生活奢侈，手段狠辣，一般人很难成为他的敌手。对于这样一个谄媚邀功的机会，梁子美自然不会错过。要为皇帝的新政做好宣传和推广工作，要为皇帝的文章找一块安身立命的所在，他阴讪讪的目光投向了何进滔德政碑。

为什么非要选这块石碑呢？后来的人们每每想到此都不免跺足遗恨，然而他们作不了主，碑石也作不了主。也许是他看上了碑石的高大威武，以及历经时间涤荡之后的那份独有的沧桑。“好古者为之叹息”，也只能是叹息。

碑石还是那块碑石，立于时间的无涯中，命运即将被改变。

凝聚和倾注一代书法大家才华的文字即将陨灭。他命人磨去上面的柳字，改刻赵佶的五礼新仪，宋徽宗也亲自篆书题额“御制大观五礼之记”。

无法听到刀锉磨在碑石身上令人心疼自弃的声音。那声音诉说着愤怒、不甘、挣扎和无奈的抵抗。但很快，它就被献媚、讨好、堂皇的喧闹淹没了。

此后近千年光阴，它就以大观五礼之记的面目示人了。

而徽宗赵佶与他的大宋王朝却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明建文三年（1401年）漳、卫河大水，五礼记碑随之倾倒，沉埋地下。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大名知府顾玉柱探得此碑下落，将其发掘，使掩埋地下长达一百四十七个春秋的古碑重见天日。碑身断为九截。1936年，“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调查古迹，拍下的倒地的五礼记碑

世上之事，盛极必衰，否极又泰来，循环一样，却又险象环生。世人多同情南唐后主李煜，许是作为帝王，他词中却常有赤子之心，那是做君王的短处，却是做词人的长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赐毒药于李煜，多年之后，赵匡胤的后人赵佶，同样的耽于声色，同样的善书画词章荒疏朝政，最后不也是以一阙《燕山亭》为自己，为王朝作了一个了结。

从来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句话同样纠结着这通碑石。前世今生，前世今生的壮美与落魄，唐宋两段身世的扑朔与迷离，靠近它，听到一颗古老心脏发出的声响，喧杂、沸腾、细微、轻盈，呈现着，徘徊着，低语者，仿若它脚下的这座地下王城，有一场败落之后飘下的绵长细雨，下了一千年，没有休止。

革面，却无法洗心。其实，它的本相，不也是歌功颂德吗？不过是转换了时空，不同的人而已。只是，人事的翻云覆雨，使得本无辜的碑石熔铸了两种声音，两番神貌，唐与宋，豪迈与沉郁，它汇成一股力量，对主宰权的争逐，世俗的雄心，它高高矗立在岁月的记忆中，身后，是为这个主题日奔夜追的莽莽大地。

也像这座古城，声名之大，在于人们心心念念鼎盛时期的北京大名府，可它的衰落又在明代大名府身上矛盾着、纠结着。

高树多悲风。故园中的荒草，使人凄凉，它承载的沧桑太多，亦有了忧患之美。此时的表情就像碑石上的裂纹，轻轻的悲喜在日光下，不被人知晓。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碑石是不会说话的，它只是背负着两重身份，两代历史，向世人昭示曾经的起伏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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