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新疆屯垦：与国运共兴衰！

关于古代新疆屯垦史的几个问题

近来读了一些有关新疆古代屯垦史的著作，获益良多，特将几个自认重要的问题记之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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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屯垦以治疆固疆举措发端

新疆古称西域，受地理所限，通达内地的条件很差。前方军事所需如长途运送，既难以及时又沿途损耗极大，往往直接影响到军事行动的胜负。屯垦则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因应办法，即屯集兵民，就地垦殖，生产粮草，供应军需。

研究屯垦史的学者多数认为，屯垦开创于西汉，始行于边疆地区。西汉所以能成功统一和有效管治西域，使之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屯垦功不可没。比如，西汉为消除北方匈奴不断侵扰的严重边患，不仅在军事上选拔重用年轻将领，壮大机动性强的骑兵，而且组织兵民屯垦，就近保障军用，取得河西等三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打击了匈奴的有生力量。又比如，西汉在新设立的河西四郡驻扎重兵，继续进行屯垦，巩固前行的基地。在遣张骞通使西域，联乌孙夹击匈奴的过程中，又将屯垦这种军供方式引入西域。再比如，西汉趁匈奴内乱，降服日逐王并统一西域后，为震慑叛服无常、畅通丝绸之路，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在天山南北的交通要塞和战略要地大兴屯垦，以寓兵于农、亦兵亦农，平时积谷、战时参战的方式，参与治理西域。及至东汉，虽国力时强时弱，西域与内地“三绝三通”，但也坚持绝时在北方“屯田警备”，同时在西域重开屯垦，只是屯垦的布局、规模、作用比之西汉差多了。

由两汉几段史实可知，新疆古代屯垦最初以治疆固疆举措发端，为国家政治军事服务。军队向前进伐，屯垦是就近提供粮草的后勤保障；军队驻扎边疆，屯垦则是备战防边的有效举措，攻也屯，守也屯，进也屯，驻也屯，屯垦目的与政治需求、军事所向几乎一致。所以，认识新疆古代屯垦，当首先抓住屯垦为政治军事需要服务的实质，不要简单地把屯垦只看作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和集体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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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屯垦与古代中国国运共兴衰

西汉“以屯田定西域”，此后历代纷纷效法，将屯垦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项国策。屯垦推广于全国边疆，其兴废自然与整个国家国运兴衰相关，即国家兴、屯垦兴、边疆也兴；国家衰、屯垦废、边疆自乱。

研究屯垦史的学者多数认为，唐作为西汉之后再次统一西域并对其有效管治的王朝，出于军事所需和巩固边疆的方略，曾空前重视发挥屯垦对统一西域和管治西域的积极作用，屯垦规模大、分布广，管理制度也趋于完善。但中唐之后，随着国力削弱衰败，各地包括西域的屯垦都逐渐瓦解变质。比如，唐初以隋亡为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以北方大兴屯垦，充足军粮，先后击败北方和西北方连年侵扰的东突厥、薛延陀、西突厥，平服高昌、龟兹，重新统一了西域。又比如，唐最强盛时，国土空前辽阔，兵力布局和军粮供给更显重要，故在全国边疆广设军镇，以屯垦充实军储，其中西域的广行屯田，有力保障了西部边疆十几万驻军的供给和唐对西域的稳固管治。再比如，中唐安史之乱后，国力不济，边疆狼烟四起，唐士兵基本脱离生产，屯田交州县出租纳粟，无论内地还是西域等边疆，屯垦均已显出瓦解之势。及至晚唐，政局更加紊乱，官吏豪强侵占屯田，差役兵民，此时的屯垦已经变质。

由唐初和中晚唐几段史实可知，古代屯垦是国家的组织行为和经营行为。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力时，有条件支持和保障屯垦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以积存军粮和养兵供战为主的屯垦，也为国家战胜顽敌和保卫边疆建立了物质基础。反之，一旦国力衰微，屯垦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保障，其衰败、瓦解乃至变质之势就难以逆转了。所以，认识新疆古代屯垦，当把它放在当时国家兴衰的大环境中加以研究，屯垦的重要作用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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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屯垦顺应国家需要统一的历史趋势

汉唐之后的中国历经几段分裂时期。分裂造成地方割据势力互相争夺厮杀，社会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但是，每一次分裂期的结束都会出现国家更大范围的统一。元清两朝正是顺应国家需要统一的历史趋势，先后再次统一西域，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最终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很多研究屯垦史的学者认为，屯垦并非某个民族的专利，元代屯垦的规模空前，清代屯垦的多样性更加成熟，都是基于屯垦有利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比如，元代前四汗重牧轻农，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难以恢复，元世祖忽必烈听从汉官建议，在北方和西域广行屯垦，对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促进作用，也为此后平定西域宗室叛乱打下基础。又比如，清初以北方和西域东部屯垦为先导，平定准噶尔部；以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的屯垦为方略，防备不断侵略扩张的沙俄；以轻视南疆屯垦而导致外国势力乘虚侵入为教训，平定张格尔之乱后在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地驻兵屯垦。再比如，清代总结历代屯垦只为养兵供战，未能兵民共济、战守兼宜的利弊，在加强兵屯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屯，包括商屯、旗屯、回屯，使防边与实边结合起来，即使到了清晚期，新疆处于外敌入侵、政局动荡之际，左宗棠统帅西征、收复新疆的过程中，都着力恢复和发展屯垦，规模甚至超过乾隆嘉庆时期。

由元清几段史实可知，今日之中国新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不容置疑的现实存在，各族人民包括不同时期从事屯垦的军民都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演进中，分裂总是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凋零、生灵涂炭，只有统一才能使人民休养生息，才有利于开发、建设、稳定边疆和巩固国家边防。所以，认识新疆古代屯垦，当重视研究它顺应国家需要统一的进步性和兵民共济、战守兼宜的适应性，完全军队化或者完全民营化的屯垦不符合边疆实际，也很难保持它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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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屯垦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

中国古代史上，汉、唐、元、清是四个国土辽阔、国力强盛的时期，也是屯垦在全国在西域最为兴盛的时期。期内屯垦的文献多、考古资料多，便于学者们深入研究新疆古代屯垦的背景、规模、分布、形式、制度、特点和作用等，但是汉唐、唐元、元清之间那些分裂割据时期，屯垦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包括在西域，并非完全绝迹，也应通过田野调查寻找线索，深入挖掘。

研究屯垦史的学者在其著述中，或多或少介绍了那些时期的屯垦踪迹。比如，魏晋南北朝前后近４００年，除西晋有短暂的南北统一外，多数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这个时期的割据势力为养兵供战，也曾效法前朝，发展屯垦，加上战争连绵导致人口大迁徙，人口流失地被迫组织有效耕种，人口流入地被迫组织难民开垦荒地，屯垦自然星星点点存在于很多地方。当时西域东部就存在军垦，吐鲁番出土文书表明高昌经济文化繁荣与高昌屯田有直接关系。又比如，唐亡后的五代十国都存有局部地区屯垦的历史记载。此后辽、宋、金、西夏互相对峙３００多年，作为养兵供战的屯垦均为各方所用，其中辽的西部边境曾达今新疆阿勒泰，西夏的西部边境也曾达今新疆东部，那时西域的屯垦如何有待考证。再比如，明代３００多年，前期强盛时实行军队卫所制度，即全国遍布卫所，士兵携眷入军，配给定量土地，边屯边戍，以屯养军，其西北疆域包括今甘肃省全部和新疆东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史书记载存在百年的明哈密卫，既有军队戍守，就应当存在屯垦，何况史书还有明工部制作“屯军农具”并授予哈密卫所“头目官”的记载。

从这几段史实可知，屯垦既存在于国家统一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分裂时期；既为汉民族占主导的王朝所用，也为少数民族占主导的王朝所用。正如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一样，屯垦受国家重视程度和国力强弱的影响，只是有时处于高潮，有时处于低潮而已。所以，认识新疆古代屯垦，当把屯垦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看它的主流，看它的趋势，不因它有时处于低潮而轻视其存在的顽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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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屯垦是戍边固边兴边的千古之策

纵观中国古代史，凡有识有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高度重视边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屯垦的重要作用。他们有许多关于屯垦的精辟论述，源于对国家全局的思考，源于对政治军事实践的体验，源于对屯垦经验教训的提炼，给今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研究屯垦史的学者为说明屯垦来自实践、行之有效、渐成规律，是戍边固边兴边的良策，不仅在其著作中列举大量史实，而且引用了不少先人的精辟论述。比如，明代军屯的规模和组织管理最为突出，与朱元璋的谋虑有关。朱就说“昔汉武以屯田定西域，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称战争使得“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将士“有军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力求“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又比如，清代民屯的规模和组织管理非常显著，即使到了内外交困的清晚期，左宗棠还大力倡导和扶持民屯。左认为“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主张“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再比如，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屯垦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北魏镇守宁武的将领刁雍“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深感“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他针对“官渠乏水，不得广殖”而兴修水利，使得“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也丰赡”。新疆古代屯垦只是古代中国屯垦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左宗棠、刁雍等历史人物的论述说明，屯垦是国家低成本防治边患和戍边固边兴边的战略举措，关系国计民生，影响治国安邦。所以，认识新疆古代屯垦，归根结底当从利国利民的高度，记取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结论：“屯垦乃千古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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