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良大族 邓氏大气

邓氏一家亲，永远心连心。 这句喊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四海寰宇的邓氏家族的口号，是我们的心声和愿望。邓氏族发南阳，写进国史家谱，无可更替，始祖曼公，起于殷商，再有春秋吾离，东汉仲华，乃族史家谱三大先祖无疑。今既姓“邓”，同泽祖恩，共感祖德， 关注“邓氏一家亲”。了解邓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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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基祖邓如岳

明 嘉靖三十四年《南康县志》云：“惟顺化去县最远，山谷深杳，甚至有二百里而遥。彼既溺於所安而自幸其官府这远也。遂养其骄肆，生生拒捕避役。虽赋税之常，非有司亲临其地，委曲引诱，则不能有。……倾废产业……”这段文字传达出的意思很明显——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明嘉靖年间，南康风气不好主要就表现在山谷深杳的顺化一带。顺化，即今天的南康北八乡。其实，今天来看，愈是山谷深远之地，民风还相对淳朴。倒是一些在当时教化与开化得早的通衢之地，今天显得有些风气涣散，铜钱味显重，人情味变淡了。

也 就在读过上面这段文字后不久，南良村邓氏族人找到了我，要我到他们的家乡去看一看、写一写。本就对顺化有着种种好奇的我，如此直接走进了顺化的核心地南良古村——

公元912年，后梁乾化二年，邓如岳率家小数十口从虔州城来到这里“避世而居”，南良邓氏从此开基。

关于邓如岳其人，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据族谱记载，其父邓奇在唐大中元年（847年）曾任广州佥判，唐代处理特殊事务的官吏，后离开政坛卜居广东一个叫梨水山的乡野处。邓奇生三子，长子邓如岳，从小读书习武，长大后竟成文武之才，做了南雄县令。875年黄巢起义，天下大乱，中原汉民流离失所，往南方奔涌而来。农民起义军一路南下，878年攻打到了虔州、韶关一带。便是在这一时期，邓如岳抵抗有功，次年被擢升为行营都统（唐后期设立的各道出征兵的统帅的名号），率兵镇虔州，从此与虔州结下生命之缘。

只是，族谱中关于邓如岳率兵“镇虔州30年”的说法与史实有些出入。879年开始镇虔州，30年后当是907年，即五代十国之后梁元年，而根据史料记载，884年，河南光州剌史王绪与朝廷反目一路南下占了虔州，留王潮守之，次年卢光稠、谭全播在上犹起兵，直取虔州，即885年正月虔州又成了卢、谭的领地，之后，又是刘隐与卢光稠之间争夺，即十数年内，虔城几易其主。所以，只能说邓如岳在虔州开始为官至唐朝灭亡的时间是30年，他实际在虔州的时间只有5年（即879-884年期间），或者理解为他在南雄与虔州任公职时间合计有30年倒是有一定道理。这个时间还可以做这样的善意的理解——公元884年的某日，在一路南下气势汹汹的王绪、王潮军的攻击下，邓如岳选择了放弃守城的做法，为虔州百姓免却了一场流血的战斗，以致族谱中才记载有“民赖以安居，后人感其恩德，为如岳公立祠祭祀于虔”的一页。其实，邓如岳的选择是明智的，朝代更迭，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天下大乱之时，邓如岳顺应潮流，以百姓安危为重，视个人荣辱为轻，自然受到百姓纪念。赣州城历史上，凡是对百姓有爱戴之举的，不管是什么出身，一概受到百姓的纪念，如受宋高宗之命来赣州城屠城的岳飞，不仅没有执行皇命，还三次上书赦免赣州百姓无辜生命，最终获允，百姓为其建了九座祠庙，世代被纪念；明初攻打赣州城的常遇春大将，攻破城池后，放弃了原来要屠城的初念，只杀了一个叫黄百万的绅士，城里百姓既为常将军建祠，也为黄百万做庙，因为两人对百姓都算有功之人。

再继续推测下去，故事依然成立——作为旧臣，邓如岳保持了他的人格魅力，坚守了处世原则，他没有为新政府服务，他以年迈体衰为由，“思相地避世而居”。于是，影响南良古村一千余年的杨救贫这个历史人物出现了。

从长安逃亡出来的杨救贫，于879年在旧友廖銮（曾任鄂州剌史）处避乱时与卢光稠相识，经卢光稠相邀到了赣南，从此一生未离开赣南，收刘江东、廖禹、曾文灿做弟子，传授地理之术，与人堪探风水，助卢光稠规划虔州城……正是在虔州逗留期间，他与前朝官僚邓如岳相识。有感于邓如岳的公德，杨救贫答应了为邓如岳相地之请。四海云游的杨救贫爬山涉水，走遍了赣县、于都、信丰、南康，终于为邓如岳相得佳地——南康顺化之南梁。

一千年前的顺化，即如今的横市、大坪、坪市、隆木等一大片地区；南梁，即今天横市镇北面5公里处的一片山水胜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理位置。一是历史上这是从赣江溯水进入赣州的两条旱路之一——一条是从万安良口惶恐滩通过鹭溪河到达白鹭经堑村（田村）进入赣州，一条是从万安下造上岸经隆木、横市、麻双、十八塘至唐江再顺章江进入赣州。所以，横市处在古驿道之交通枢纽，是北宋赵卞开通十八滩之前入虔州城的主要陆路之一，位于横市镇不过5公里之远的南梁，虽远离闹市，却是交通方便，自然是一处避世的好地方。

听说，南梁是个风水宝地。然而，在我走近南梁古村落之前，对这点尚没有明晰概念。只是当走过水口古桥之后，我的眼睛猛然一亮，南梁的诗意盎然显现——大山深处一片开阔地，九条如龙般的山峦蜿蜒向其聚集，两座郁郁葱葱的后龙山正好把在村子东西两条溪口上，与传说中的“九龙出洞，双虎把口”完全吻合！。

2、南良名由

南梁的名字究竟维持了多久，不得而知。是否是杨救贫告诉邓如岳的？南梁，似乎是一个地理概念——南良的北面30公里处，是1100米高的南康最高峰白鹤岭。倘若以白鹤岭来定位，南梁应该是白鹤岭南边的一处山梁丛生地。从北方过来的杨救贫，心中只有高大雄奇的秦岭、华山，赣南的山岭在他眼里恐怕只能算作是梁了。于是，南康之域北面的一片美丽山梁——南梁，被杨救贫走近了。

当然，南梁这名字还没让人揣摸透它的来由，这名字在解放后又被图方便记忆与书写的现代人改叫“南良”了（如同龙穆简成隆木一般），而且连辖区也改变了。这时，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1965年，撤区并乡时，南良脱离5公里之遥的横市区，归属于七八公里之外的大坪乡管理。据说，原因很简单，当时南良村村干部在横市区开会时常常坐冷板凳，因为各项工作排数最尾，而矮子中称高佬，南良村的工作在大坪则相对最好，可以经常受表扬。所以，村干部们主动要求将南良村划到大坪乡管辖，尽管村民们并不乐意离开“老家”。横市，一块巨石横亘着而形成的墟市，自古以来就是南康北部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解放前，赣县、上犹、遂川三县人许多赶赴横市圩。横市因为是古驿道，至今仍流传着一则故事——1945年日本鬼子溃败时路过横市，有一聪明的小商人家用桐油炸了各种米果、烫皮，故意留在店铺显眼处，结果日本鬼子贪吃后，又泻又吐，气争败坏之下，一把大火将横市街的店铺烧了个精光；横市还是历史上有名的粮油之乡，冬天满山的茶油籽挂满枝头，夏秋一田的稻谷收得连腰都直不起。所以，很富有的横市并不很在乎南良这个穷村的脱离。只是大跃进时代，横市浮夸风盛行一时，人造“吨良田”、放出“亩产31万斤的卫星”，把横市农民害得苦不堪言，而南良村竟然躲了一劫。

岁月如歌，山川依旧。不管名称如何变，辖区怎样换，有一点没变换的是——南良村的历史文化依然淳厚。如同山野的季风，四季飘香——春季飘送野花香，夏秋飘送稻花香，冬季飘送茶花香。自然，一年四季中，还有许多个好日子里都有喜悦而快乐的曼妙声音在飘荡，如湖南来的戏班唱戏文的歌唱声、闲时喝冬酒的醉汉们的划拳声、端午节划龙船的男人们的吆喝声……

当我们乘坐探访南良村的车驶过第一座古拱桥时，立刻就感觉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沉淀着厚重历史的地方。古拱桥，有三座，与前面无名称的溪河一样，一概无名。名字本来就是记忆符号，有名或无名本不重要，只要它的意义重要就行。村里老人告诉我们一个老得长了胡子的故事——从前，村里有山，山上有老虎，每年清明时节，村里人上山祭祀先人，烧香叩头之际，老虎便乘机出来伤人，于是村人便做了这三座石拱桥，一为方便众人过溪，二来暗寓这三座拱桥如三支弩，可以镇住随意出来伤人的山虎。如今，虎早已灭了踪迹，三座拱桥也只剩了两座，而且奇异的是两座古桥旁都做起了另一座水泥桥。拱桥成半月状，宽大的麻石条构成的桥身，朴素而厚重，长不过七八米，桥沿上长满了青藤，蓬乱而活泼。恍惚中，以为这双桥成了周庄陈逸飞笔下的双桥。可惜，没有旭日或晚霞，溪水少了些妩媚；可叹，陈逸飞已经仙逝，此桥难以成彼桥。

虽然此桥不是彼桥，南良的文化也不是周庄的文化，但，南良的文化自有它的特别之处。这特别，是待我走进南良村后，走近隐藏在村里各个角落的古井、古塘、古道、古枫、古祠、古匾和古老的民俗及一个个动听的人物故事后才感知的。

3、南良邓氏三门

南良村的祠堂有三座，现存两座——解放前唱戏唱到元宵节过后的上门祠堂和下门祠堂尚存，而没钱请戏班唱戏的中门祠堂则早已毁圯了。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人要运动，事要活动，物要使用，否则就荒废了。如上门、下门祠堂，曾经的热闹似乎依然绕梁，在用一股潜流般的元气支撑着祠堂骨骼，所以，上门、下门祠堂老而弥坚；而那一直就不怎么热闹的中门祠堂则元气大衰，终至消失。如同客家人说的“屋要有人气”一般，有人气才有真气，有真气才有旺气。

南良村的祠堂很有趣味，大门口的匾额均署“邓氏宗祠”，实际上分出了三门，且三门的叫法很有些特色——上、下、中门。这种叫法是我走访赣南乡村过程中第一次遇见的人文现象。今天，要细说三门之来历，还需要些笔墨才行。

传 传说，912年，即邓如岳让城28年之后，杨救贫在在呈龙里为年迈的邓如岳选定佳地时，正对着一座探身至小盆地腹地的大山用“赶山鞭”施法，一边问邓如岳：想久住，还是暂住？邓如岳没有多想，随口说了句“暂住吧”，结果，杨救贫手中的赶山鞭刚挥下去便止住了，于是那座本应被赶走至村外的大山，只在头部一侧留下了一道“鞭迹”而已。谁知，邓如岳的后人并没有实现开基老祖的愿望——暂住几代，然后回广东老家去！而是从此长时居住下来了，并且一住就是千余年。于是，便有了传说故事。原来，杨救贫所堪之地甚好，居者必安康发达，但九条山峦中一条太过深入腹地，占了居住者的发展空间，若暂住，则无妨，可保人口发达，若久住，则需搬走此山。杨救贫算定邓如岳要久住，欲驱山为他造出个长久福地，谁知，邓如岳随口说“暂住”，杨只好歇了驱山之念头。结果，靠着邓如岳的积蓄，靠着大片良田、森林，邓家人很是发达，人口繁衍极盛，至第六代便分设上、下门两大支，至第十世又从下门中析出中门。由于三门人丁兴旺，历史上形成了一句顺口溜：“上门有左街右街，下门有下门中门”之说法。族谱记载，三门分建祠堂，各立堂号和世派。上门为世勋堂，祠堂初建于明永乐年间；中门为承恩堂；下门为继述堂，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1521年。令邓氏后人不快乐的问题是——千余年来，邓氏家族人口虽众，却没有改变命运和地位，留在南良村的人基本上依然过着千年未变的“上山摘木梓，下田种稻子”的平常日子。

当我们走近古祠堂时，见到了邓池理、邓义盛、邓巨汉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是事先通知好来陪同我采访的。眼前的明代建筑风格、清代重建的祠堂，里面蓄蕴着一个绵长的故事。原来，清康熙年间，1674年，天下兵乱，殃及顺化一带，南良村上、下、中门三门的邓氏族人悉数离开家乡，往赣南四乡八邻散去，或投亲靠友，或旅居他乡，整整6年后，当世事平和之后，南良村人才陆续回到南良。此时的南良村已是杂草丛生，满目荒芜，三座凝聚族人情感的祠堂也焚于兵燹，只留下残存的基础。兴祠堂，才能兴家族。1680年，上门人首先提出要重建世勋堂，下门人接着重建继述堂，中门人也随后着手重建承恩堂。上门世勋堂保存至2005年；中门人在修祠堂时发生了一个故事，说正在建祠过程中，东家送来了许多米果、点心让做工的师傅们吃，谁知这天中门人家的小孩突然蜂涌而至，将米果、点心抢吃了大半，师傅们不高兴地呵斥那些贪吃的小孩：走走走，不要在这里呆！谁知戏言成了后来的事实，以后的几百年里，中门人陆陆续续搬离了南良村，少有人“承恩”的承恩堂终于在1965年的某个夜晚彻底崩塌了；下门继述堂人丁兴旺，于1921年再次大规模重修祠堂，只是中途两位德高望重、有权有势的牵头长者先后去世，使祠堂拖至1929年才完成维修，历时整整8年。2005年，世勋堂、继述堂再次维修。

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2005年维修后的新祠堂。两座祠堂风格相似，面积400平方米，均为当时很流行的天井式木簿栌斗拱结构。看得出来，许多古老的物件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480多年前的石础上雕了花，木柱、栋梁老得发黑了，木簿栌结构的古建筑至今仍保存如此完好，实属罕见。斗拱四周满是精美绘画，只是图案内容已不太看得清楚了。斗拱中央则有一层类似今天扩音设置的空心木花格，据说正是为了使它正下方的戏台上的声音得到扩大而特意建造的。据说，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各个祠堂里都挤满了本祠堂的人，临时搭起来的戏台上走动着哼唱着的是从湖南请来的祁剧演员，村里的男人们端着茶壶吸着烟正襟危坐在祠堂中间，女人们则龟缩在戏台两侧的楼上耳房里从窗里探出头来看戏，更多的女人是挤坐在耳房里听戏，也好，看戏或听戏，都是一种快乐人生。唱戏成了比富的形式，年岁大些、经历了当年唱戏文活动的老人们仍津津乐道当年三房人以唱戏来斗富的故事——当时谁家请得起戏班，谁家的戏唱得早、唱得好、唱得结束得晚，谁就最有钱财。据说，解放前，中门人在村里已渐无势力，大多的中门人已搬迁到黄帮（今天只剩了82岁的邓巨汉一户人家还坚守在南良老家），由于中门的祠堂还在南良，所以每年正月还得回南良来唱戏闹春，结果有一年，掌管公田的邓太阳（俗名太阳生）不尽责，花销掉了众谷，以致没有足够的钱来请戏班唱戏，这年承恩堂冷冷清清，没有歌声，没有热闹，中门人在上门、下门人的一片戏谑声中丢尽了脸面：“上门戏噔噔，下门唱戏文，中门烧烟蚊”、“中门要想请人唱戏文，就要死了黄帮太阳生！”可见，掌管公田的人不仅要大公无私，还得有很好理事、理财能力才称职呵。

4、南良遗韵

中门人最终以祠堂崩溃而脱离了南良的物质与精神约束。南良村复归十世以前的状态——只有上门、下门两族人家。只是解放后，破四旧，反对封建迷信，上门、下门也失了唱戏文的机会，不再风光。文化渐渐地从这个古村流失，如同裸露的石头，渐渐消蚀。邓性安先生告诉我说，原来南康县有祁剧团，有个名角叫邓九香，就是南良村人，她的祁剧唱得好，1956年，她作为赣南的主要演员在北京参加过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专业剧团主要演员讲习班，受训三个月。可惜，这块本来很适宜祁剧生长的土壤长满了野草，歌声隐慝了。歌声隐慝了，文化又遁到哪里去了？

还留下来些什么记忆物呢？——用来镇虎的古桥还剩两座，尽管桥下溪水消瘦如许；名字叫八角井的古井尚存，原来沉下地面十多级台阶，可惜，在“四清”运动时被改造成了方井，还提高了井身、填平了码头；千年古枫前，千年古双环井依然水清如碧，与旁边的半月形的风水塘一起蓄满了风流；小而圆满的吊井旁与双环井一样，旁边一隅镶嵌着一方井神牌位，小巧玲珑的形态，在赣南绝无仅有；村内原有许多池塘，星如棋布般散落在每一户人家房前，这情景与谭邦城很有些类似，只是谭邦城只有100口池塘，南良村则有360口，谭邦城的族规只许新掘池塘而决不允许填埋池塘，南良村则没有保护好蓄积风水、调节气候的池塘，现如今目光所及处池塘已经所剩不到十分之一 了。

留下的记忆物还有几则非物质文明的“口头文化”——“天热有雪洞里，天冷有火烧坪，风车坳最凉快”，说的是村周围的山上有三种大自然之宝，供人夏天乘凉的“雪里洞”之溶洞、“风车坳”之山坳，供人晒太阳取暖的“火烧坪”，可惜时间匆匆，我们没来得及走近这些风景地；“杨救贫赶猪把水口”，说的是当年杨救贫为邓如岳测得的风水宝地，为使此地更加兴旺，意欲为南良村赶一座乌山来把守村口，无奈乌山被赶至南良两公里之外时，被一早起的妇人见了，说“石头在飞”，从而破了杨的赶山术，乌石应声而落，落在了南良村两里之外的乌石头山坳上。过了许多代，老宅新一代的主人叫邓阳茂，他无意间发现宅子“左边是金子，右边是银子”，金子银子光耀照人，照得人也成了金银，于是，有了“金子银子成了人”的传说。有意思的是，邓阳茂有钱却无后。传说，有一天，邓阳茂到家境如贫寒的弟弟家吃年饭，发现桌子不平稳，邓阳茂故意显富，随身取出几枚光洋来垫台脚，弟弟则大声唤来自己的四个儿子，让他们一人抬一个脚将台子移至平整处，弟弟笑道：你的是“死宝”，我的是“活宝”；仍说这邓阳茂，有一回与几位连襟一块为岳父做寿，天热，席间有人建议脱了衫来喝，邓阳茂则说，脱就脱，只是我要待到天黑了再脱。众人不解，到夜色渐浓时，邓阳茂脱掉身上的外衣，里面竟是玉石、玛脑做成的凉衫，夜色中熠熠发光，邓阳茂又一次显了其富……

当然，南良村留下的更多是令人感伤的回忆——伫守在村口山巅的宝塔成了故事中物，连同“三峰笔架、一寨书台、水阁蓬莱、桥亭风月、新溪渔唱、高土盈樵歌、龙潭瑞气、马径清泉、云台精舍、横土段浓陂”之“南良十景”一块成为了族谱记载下来的诗歌；在南良村还曾经有过一座石牌坊，解放初拆下当作石材筑水陂用了；祠堂前的照壁歪斜欲坠，以往让南良人赚尽豪气的“福禄寿”三个大字早已退隐历史深处；古老的巷道空荡荡的，脚步走过，足声踢踏，恍知铺上了一层水泥的卵石村道把曾经的古韵埋藏在了脚下；几家人家的梨树、棕榈树生长茁壮、旺盛，比照之下，掩映其中的石拱门以及木、石结构的窗花，或是飞檐翘角……则明显有些颓废；在一家人家的猪圈前，村里惟一剩下的一扇寿匾损坏了三分之一，改成了猪圈门。当我们弯曲着身子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文字内容时，一个80多岁的老人走近来告诉我们，他去年卖掉一块完整的寿匾，是他的太公八十大寿时匾，得了文物贩子50元钱。邓性安先生嘱村里人要把这块猪圈门板拆下放到祠堂里去。他告诉我，前年他到用60元钱收了一块石碑，送给市博物馆去了。拳拳乡情，可见一斑。听说卖掉太公寿匾的老人读过书，是有文化的人，大家则说，这个有文化的人做了一件没有文化的事。说得老人那张苍老的脸泛起了愧色，红得发亮。

下门继述堂内的天井之井沿及台阶里埋着几根功名柱。屈身仔细观察，透过天井泻进来的大片阳光下清晰可见“列授国学贡元邓攀龙”“皇清光绪二十四年季冬月”等字样。这些散淡着古韵的文字让我觉得很温暖，然而它存在的情景又让我觉得很伤感，因为它是可以真正彰显南良古村文明的物，可惜，如今成了足踏之物？看模样它躺在地上已有些年代了。其实，即便是今天，祠堂也不应该仅仅成为当代人打麻将、聚会的场所，它更应该成为弘扬本族文化、彰显本族精神的领地。我想，若能将这些踏足的功名柱和那做猪圈门或仍藏慝在阁楼的匾额集中起来，树立在祠堂内一侧供后人凭吊，既可以激励后人努力，也可以向外来参观者有些读物。不至于现如今这样仅有清洁，却空洞无物，既无文物，也无文化，坏了游人怀古之幽情。

5、沉寂的南良

冷静下来，我开始思想。南良的衰退可能正是从这件事开始的！解放前的南良村人年年大唱戏文，歌舞升平，据说仅各式各样筹钱开展活动的会（公田，用以解决某项活动费用）便有十几种，诸如神会、灯会、爆竹会、硝会、戏文会、蜡烛会、布幛会、旗会、龙船会、桐油灯会、龙灯会、元宵会、凉伞会、清明会、冬至会、年肉会（唯一用来济贫的活动）、九皇会（每年九月初一至初十举行的九九重阳活动），却唯独没有用来解决教育费用的会。教育不兴，何以出人才，又何以兴邦？

难怪近几十年来，南良村发展迟缓、经济落后，特别是古驿道功能淡化，北八乡“粮油之乡”的地位逐渐消失后，南良村人生活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这有点合乎“玩物丧志”之说法了。据不完全统计，迄至解放前，南良村除了老祖宗邓如岳有些功名之外，之后有过少数几名贡生、举人，以及同济大学两名毕业生邓义洛、邓联柏，解放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才，直到前些年，才出了响当当的人物——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邓世林、清华大学毕业的邓德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邓理峰、厦门大学的博士生邓文华、广西师大硕士毕业生邓永财……

说到人物，有一点必须交待——南良村的家族并不是纯粹的邓姓。到了今天，南良村早已不是邓氏一家的天下。大概从邓氏开基后不久，便在富裕的村子周围搭建起了愈来愈多的棚寮。棚寮里居住着为邓家做长工的林、黄、周、王、廖、段、龙、胡、刘、陈、彭等外姓人家。有趣的是，世事变化无常，邓家人在繁衍发达的同时，这些外姓人家也在进步与发展，今天的南良村1500人中，竟有外姓人家300余人，其中历史上还不乏名人或豪富人家。据传，解放前有一个名叫刘国柱的，富庶得不得了，不仅在南良村做了炮楼式的巨宅，在附近数县均有他的田地，解放前夕外匿；另一个在台湾发迹了的人叫胡翼衡，黄埔军校毕业生，1965年做过国民党军驻金门岛副司令，尔后又任国民党军预备役中将司令，退役后旅居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到南良省亲，会过乡亲，敬过祖先，在留下过他年轻时许多梦幻的毁圯了的古桥遗址旁发了回会呆，在融过他少年身影的吊桥旁的古井前为井神烧了柱香，怅然而去。不久，侄子们用他寄来的钱，拆旧建新，为他筑了幢可以遥寄他思念的高楼……

风过痕在。物可以老去，文化可能淡然。但，历史永恒长存，岁月依然轮回。无论曾经的历史光辉几何，无论未来的岁月峥嵘与否？今日南良，虽不见九龙呈祥之壮观，也不闻祁剧歌声之飞扬，但，历史的南梁永远不朽，不久的南良必将歌声四起！

沐着春雨，我们离开南良村前，一簇人往拱立于田园阡陌间的另一座古桥走去。潺潺的清溪旁，我举起照相机意欲将古桥摄入镜头留作纪念，正好一对姐弟牵着一头黄牛悠然走过古桥，镜头前，姐姐腼腆地走在头里，小男孩则随意地将手上竹梢在空中轻轻划过一个弧形，与弧形的拱桥相映成趣，诗意就此写就。随即，一位刚刚耕耘完农田的农民掮着铁犁，也赶着牛走上古桥，这情景恰似一幅精美的图画——阡陌泛绿，田野更醒的春天背景下，古桥，流水，农人，耕牛，青山生翠，燕鸟呢喃，近处梧桐花开，落英缤纷，远处人家红砖碧瓦，炊烟袅袅，还有移动信号塔，耸入云天……一时间，我竟有些醉于这南良的乡村美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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