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宗教在中国:世界三大宗教,是如何在中国“面目全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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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中先生在《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中引用中国民谚所说的:“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教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那么,他们传入中国后,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跟着烂柯人君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十分漫长,已经完全改造成为中国风格的宗教,中国化程度极深,中国人无论信奉与否,其思想观念中都有佛教的影响。故我们可以直接考察佛教关于神的观念在中国的变化。
在中国的两汉三国时期,佛教刚传入中国,此时的佛教只能作为道术的一种而存在,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佛教等于与道家的方术。这一问题可以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汉代佛教,历史材料甚少,极为难言。但余极信佛教在汉代不过为道术之一。华人视之,其威仪义理或有殊异,但论其性质,则视之与黄老固属一类也。”。在士人的心目当中,佛教中的佛与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的神仙地位是一样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佛祖、菩萨并非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在中国化过程中,佛教的神灵形象也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进行了改造,例如观音的形象,在佛教经典中为男子形象,在中国却逐步演化为女子形象。
观音形象在中国的转变
《西游记》的神仙体系代表了中国人传统神仙世界的观念,在其构建之中,佛教的各种领袖完美的融入于中国的神仙体系,佛祖被认为是五方五老之一,仅是一方天尊。佛祖释迦摩尼并非最高级别的三清,甚至并非次一等级的四御,而是西方如来佛祖、南海观世音菩萨、东方崇恩圣帝、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并列为五方五老之一。佛教最高的佛祖被成功的融入了中国的神话体系,这是中国人对于外来佛教观念的改造与认识。
五方五老
二、伊斯兰教在的中国的改造
伊斯兰教在成立之时便开始向中国传播,在唐朝时期,通过唐朝与中亚交往的使节,商业往来中的商人、军事战争产生的战俘与军士来往,伊斯兰教便已经进入中国。伊斯兰教属于一神教,真主安拉是神的唯一使者,《古兰经》明确规定“除真主外,你们不要祈祷别的任何神灵,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这一点在阿拉伯教权与王权相统一的环境下很好解决,但在中国皇权与教权分离的情况下,穆斯林为了适应生存,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穆罕默德壁画
在中国的穆斯林出现了“二元忠诚”,穆斯林群体引用古兰经中“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的经义,转为强调皇帝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落脚点仍然在于把真主安拉放在最高的地位,但也把皇帝加入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力图做到把真主放到最高地位,但现实的压迫使他们对于神的观念有了一点妥协。但这无疑为他们赢得了宽松的政治发展环境。
随着穆斯林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壮大,他们为了适应社会生活以及提升社会阶级。他们也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当中,他们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儒家经典浸染愈来愈深,便把儒家思想也援引到自己的经书当中。穆斯林中的一些大学者,往往是“伊儒兼通”,甚至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也很熟悉。他们在翻译伊斯兰教的经典时,往往也借鉴了儒家思想,即所谓 “既通天方之典,复通中国之经,融会贯通著为书以阐其教。”
而穆斯林取名的变化,也可以显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一直到元朝,外来的穆斯林都保持其原来的命名习惯,只有名没有姓。而且在明朝以前,他们的名字大多不改汉名。只有少数汉化极深的人才会给自己加汉姓、改汉名,这点我们可以观察《元史》中所谓色目人(一般为穆斯林)的名字,如“保巴”、“阿老瓦”等。明建国以后,一方面朱元璋以种族革命下诏,禁止蒙古、色目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习惯,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穆斯林加汉名、改汉姓的现象实际成为一种潮流,而且穆斯林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例如回族穆斯林同胞就接受了同宗同辈的人用一个固定的字来命名的传统。一些回族大姓之中,也兴起了修族谱、家谱的做法。
三.基督教传教形式的改变
基督教明末随着西学东渐便已经传入中国。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当中,上帝崇拜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特征。基督教的十诫中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
晚明传教士图
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人对于祖先和鬼神的崇拜。中国的传统观念与传统典籍之中,有许多关于“帝”、“上帝”、“天帝”之类的观念,明末的传教士便这些概念附会到基督教的上帝身上,但他们对于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一行为是持不满态度的,利玛窦等传教士对于这一做法持默认态度,这引起了基督教内部的教俗之争,在1704年,即康熙43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向中国发出敕令,禁止教徒祭祀祖先。这无疑引发康熙皇帝的反感,对于基督教已经开始限制。
康熙年间,诸皇子争储位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而对于基督教传教士致命的的是,他们支持的雍正的对手八阿哥党,为雍正禁教埋下了祸根。雍正禁教的导火索源于福建官员的一封奏折,奏折称基督教徒私建教堂、聚众集会、男女混杂、有伤风化。这使本来就对基督教有成见的雍正帝更为不满,他敏感的意识到基督教的传播将危害他对臣民的思想控制,便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基督教很快在中国就销声匿迹。
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是随着晚晴洋人的枪炮进来的,这一问题依然困扰着基督教的传教士。但基督教想要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基督教自身还是做出了做大的让步,晚清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传教的过程中,也主动宣称中国人祭祀祖先既不是迷信活动,也不是偶像崇拜,而仅仅是一种孝敬亲人的表现,要求传教士不要干预,要尊重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现今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基本遵循这种态度。
李提摩太(后左二)与当时中国的翰林学士
文史君说:
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宗教自由、各宗教平等的国家。世界三大宗教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都有无数的信徒,而三大宗教却并非我们的本土宗教。且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传教地点不同。三大宗教在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时,都做成了许多的让步,其传入中国时间越早,做出的改变越多。如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做出的改变最大,甚至宗教主要的神形象都进行了中国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对于各宗教的影响无疑的潜移默化的。但这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于异文化的包容性啊!所以,今日之中国,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坚持文化自信吗?
参考文献: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见2003年《清史论丛》。
何玉红:《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王一普:《试析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及其特点》,《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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