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北魏—隋唐穹窿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的关系考述
作者：耿志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和中原地区的墓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穹窿顶墓室的形制平面基本呈方形，拱形顶墓室均呈长方形。而在所有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全部为覆斗形(或称盝顶形)，是中国古代墓志中曾经占居主要地位的一种形制。整体而言，覆斗形墓志恰似一个缩小了的穹窿顶墓室。它的志盖从形状与纹饰上来看，其设计思想正是用它象征天穹，与穹窿顶墓室的顶部意义相同。
关键词:固原墓葬;穹窿顶墓室;覆斗形墓志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3)06-0126-03
宁夏固原北魏至隋唐时期的考古，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重视。西晋开始，我国西北地区开始出现一种在墓道上开凿长方形天井的做法。北朝时期，长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在固原地区已开始流行，在北周时期被固定下来。李贤墓有三个天井，宇文猛墓有五个天井，田弘墓也有五个天井，墓葬全长在四五十米以上，墓室顶部多坍塌，墓室基本为方形，构成一个完整的庭院。在这里发掘的十几座北周、隋唐墓葬中所出土的墓志，全部为盝顶形墓志。目前在我国能见到的最早的覆斗形墓志，属于北魏中期。所以在目前只能暂时把覆斗形墓志看作是北朝的始创。它的外形，与在它出现以前存在过的各种石刻都没有相同之处，显然不是从其他石刻材料类型变化而来的。
在北魏以前的墓葬中，与覆斗形墓志的形制最为相近的陪葬器物主要有三种:温明、方盒、式。在以往的发掘简报中均称之为“漆面罩”，裘锡圭先生曾引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二》认为它应该称为“秘器”[1] 。而孙机先生指出，“秘器”是汉代对皇帝棺木及赐给重臣棺木的专称，这种“漆面罩”就是《汉书·霍光传》中所说的“温明”[2] 。目前，“温明”的材料仅见于扬州等南方地区，中原是否普遍使用还无法确定。虽然“温明”的形制与盝顶形墓志颇为近似，而且又都具有驱邪的意义，但是还不能贸然将它与覆斗形墓志的形成原因联系起来。
这样，在北魏以前的随葬品中，对于墓志形制及其含义及其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式”了。式(式盘)由上、下两盘组成，结构与覆斗形墓志是相似的。《老子·道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模仿天地四方，将天地四方的宇宙概念引入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来，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汉代得到广泛普及的一种社会观念。“象天地”的思想意识，在古代的礼制中占有根本的指导地位。《汉书·礼乐志二》中记载的汉代郊祀歌中，“惟泰元”一首就勾画出了当时人们的宇宙时空观念，所表达的天地四时、日月星辰、阴阳五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时空模型。这应该就是当时人们思想中在“盖天说”指导下形成的宇宙认识。在发现的大量汉代墓葬中，特别注意汉代画像石墓中大量画像石的内涵。而且从墓葬中全部画像石的分布情况分析，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在建筑画像石墓时，是有意识地将它看作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来布置。墓顶部表示天穹。星图、四象、天神、仙人以及佛教的佛像、白象等分布在墓顶。墓室四壁表示地面上的人间，宴乐图、出行图、历史故事、庄园、农耕渔猎等装饰其间。像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画像石墓与壁画墓中，就是在木椁墓的棺饰与石棺上，也体现出同样的思想意识。四象、云气、羽人、日、月等纹饰是棺上常见的装饰，这种装饰与画像石、壁画如出一辙。如果追溯这种做法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漆棺盖上图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固原范围内的北魏隋唐墓葬，在葬俗上有着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如彭阳新集乡北魏墓有两座，1984年对墓葬进行发掘，该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封土堆之下有一个土筑房屋模型，在同期考古发现中属首例。其先用夯土筑成长方形，然后再剔刻成房屋模型，在模型上涂白灰，门窗及檐头涂成朱红色。汉魏及隋唐墓葬多仿照墓主人生前豪华住宅，并随葬大量的生活用品及冥器，意在使墓葬成为死者灵魂饮食起居之处。新集墓的房屋模型放置在过洞上方与地面平行处，意比门楼。在两房屋之间有第二个天井，将整个墓葬构筑成一个完整的院落。在陶俑组合上，西晋已形成定式，主要原因是晋灭亡后，五胡入主中原，西晋时形成的墓葬制度，十六国时被摧毁殆尽。在新集俑群中，第二组为出行仪仗，以牛车为中心随葬武士俑、具装甲骑俑、文吏俑、女侍俑。第三组为乐舞俑中，有吹角俑、击鼓俑、抚琴俑、吹竽俑。这种陪葬与布置，不正和墓室四壁壁画中表示地面上的人间“宴乐图、出行图”如出一辙吗?
固原东郊乡北魏漆棺画墓，1981年发掘，斜坡墓道，平面呈正方形，穹窿顶。男性棺具上留有精美的漆画，漆棺盖板、前档及左右侧板部分漆画可以复原。正中上方有两座悬垂帷幔的屋宇，鸱尾翘起，有人字形斗拱。左侧绘一红色太阳，中有三足鸟，右有一个白色月亮，中有黑线，档绘蟾蜍之类。屋内分坐一对中年男女，左右立有侍者。屋室左侧墨书榜题“东王父”。棺盖正中自顶而下绘一金色长河，呈波状直贯尾部。河中点缀有白鹤、游鱼、鸭等。两侧绘缠枝双结卷草图案，中有珍禽、怪兽、虎、仙人等，整个画面反映的内容是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前档绘墓主人生前饮宴图，人物皆为鲜卑贵族的装束，同时也笼罩着浓厚的鲜卑色彩。漆棺侧板以内容可分上、中、下三栏。上栏为孝子故事;中栏为装饰性图案连珠龟甲纹，中间绘有侍从的直棂窗;下栏是狩猎图。象天地的意识不但渗透到北魏人们的一切活动中来，主要突出表现在丧葬礼仪中。像固原北魏漆棺画，已将天地四时、日、月、星、辰、阴、阳、五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时空模型。这应该就是当时人们思想中在“盖天说”指导下形成的宇宙观念。
下面看一下宇文猛墓地周围的北周时期及隋唐墓地，所出土的覆斗形墓志与墓室的情况。共出土北周墓志4组(8件)，墓葬3座。隋墓1座，墓志1组(2件)。唐墓8座，出土墓志6组(12件)。所出土墓志均为青石质。
首先要了解北周和隋唐时期出土的覆斗形墓志，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大将军宇文猛墓。出土墓志1组，志盖顶为覆斗形，四面斜刹。墓室，土洞墓室，墓顶早年坍塌，基本呈正方形。从发掘情况分析，墓顶应为穹窿顶。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墓志2组，字盖均为覆斗形。李贤墓志盖顶，四面斜刹，素面，正中镌刻减地阳文楷书。右上角有一直径约2厘米的圆穿孔，下部有4个排列不规整直径9厘米的圆环形印痕。李贤妻吴辉西魏大统十三年(547 年)墓志盖顶，四面斜刹，素面，正中镌刻减地阳文篆书。墓室，土洞墓室，墓顶早年坍塌。平面近方形，发掘者估计为券顶。
北周建德四年(575年)使持节、少师柱国大将军田弘夫妇合葬墓。出土墓志1组，覆斗形志盖顶。四面斜刹，素面，四面先双线刻划四边框中布均匀宽线棋格。墓室，为多室墓，有主室、后室、侧室。均为土洞墓室，墓顶早年塌方。主室平面基本呈方形，四壁垂直。发掘者分析，可能为穹窿顶。
隋大业六年(610年)正议大夫史射勿墓。出土墓志1组，覆斗形志盖，四面斜刹。盖顶正中镌刻减地阳文篆书“5行20字”。字间有栏线，篆文四周有减地阳刻卷云纹。四刹四面刻有“四神”纹饰带，四边阴刻一周忍冬纹。平面呈正方形。志石，基本呈正方形，上下边垂直。每侧边刻有三个壶门，正中壶门内刻“前”字，从壶门右侧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分别刻有鼠、牛、虎等十二生肖图像，上为卷云纹，下为山峦。墓室，为土洞墓室，墓室顶部及四壁已倒塌，墓室略呈方形。
唐仪凤三年(678年)给事郎兰池正监史“史道德”墓。出土1组墓志，志盖呈覆斗形，四面斜刹，阴刻“3行9字”篆字。志石略呈正方形。四面均有线刻图案。上面背景为卷云纹，中间有两怪兽相追逐，均呈奔腾状。张口、有翼、短尾，其他两面基本相似。另一面背景一样，其后有一只，口大张、鬃毛竖起、背起竖齿、尾巴上竖的怪兽，前面有一羚羊，呈奔跑状。墓室，为土洞墓室，墓室平面基本呈方形。北壁中间外凸成弧形，西壁稍斜。顶部已坍塌，根据发掘者分析，原应为穹窿顶。
唐代的8座墓，除一座为砖室墓外，其余7座均为土洞墓室。出土6组墓志。墓志均为覆斗形。不一一叙述，现将史诃耽夫妇墓及史索岩夫妇墓出土石刻简述于后。
唐咸亨元年(670年)游击将军史诃耽墓。出土墓志1组，志盖为覆斗形，四面斜刹，正方形。每面刻有三组蔓草纹。墓内出土石门一组，由门楣、门额、门框、门栏、门墩和门扇六部分组成。门楣正面刻有两朱雀。其上饰卷云纹，下饰山峦，山峦间起团花。左侧朱雀，整个身体似凌空滞留状。右侧朱雀，做翩翩欲飞之势。门额正面由11～43枚连珠构成7个环形边框。圈内填卷云纹图案，中间为一个怪兽面，口露利齿，圆眼外凸，鼻孔朝天，样子特别凶悍。两侧图案对称，从左向右依次排列为天马、荷花、朱雀。石门二扇，左右对称，左右各站立一人，头戴小冠，身着宽袖交领长袍，双手相较胸前，腰系长带，足登云头靴。墓室为砖室墓，平面基本呈方形，墓顶为穹窿顶，规模较大，营造考究，迄今在这里发掘和清理较大型的北周、隋唐墓中为唯一一座砖石墓。
唐显庆三年(656年)朝请大夫史索岩墓。出土墓志1组，志盖为覆斗形，四面斜刹，四面斜刹上刻有四神纹样，斜刹边缘饰一周桃形纹带，呈正方形。志石呈方形，志石四侧刻怪兽图案，中间加饰卷云纹。墓门，由门楣、门框、门槛、门扉等五部分组成。石门上的刻划手法与史诃耽墓门上的图案基本相似，只是在门的中层有龙的图案。墓室为土洞墓，平面基本呈方形，墓顶坍塌，据发掘者分析，可能为穹窿顶。
以上除砖石墓顶确定为穹窿顶外，其余土室墓顶均已坍塌，特别是墓顶情况多已说不清楚，只是根据墓室残留痕迹推断和分析墓顶形制的。因为，固原地区的墓葬和中原地区的墓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穹窿顶墓室的形制平面基本呈方形，拱形顶墓室均呈长方形。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券顶、覆斗形顶以及穹窿形顶砖室墓出现于西汉中晚期，首先产生于中原的洛阳、长安等统治中心，以后逐渐向四方传播。在洛阳涧西周山发掘的西汉早期空心砖墓及土洞墓仍然是平顶，与战国时期的土洞墓相似[3]。在作为中原汉墓分期标尺的洛阳烧沟汉墓来说，在其第一、二期(相当于西汉中期)的墓葬中，已经开始出现小砖券墓或者仿照这种小砖券墓的弧顶土洞墓。而在烧沟汉墓第三期前期(相当于西汉晚期)的墓葬中，小砖券墓与弧顶土洞墓则十分盛行了。这时出现了模仿券顶筑成梯形墓室顶的空心砖墓。后来，又出现了前室为穹窿顶，后室为券顶的小型砖室以及仿照这种建筑结构的土圹墓[4]。然而，就固原地区汉代墓葬，特别是东汉穹窿顶砖室墓，多的都是前室为穹窿顶，后室为券顶，而前室平面基本呈正方形，这在固原城周围的汉代墓葬中包括西晋墓都可以得到证实，如1992年发掘的固原北塬东汉墓。该墓为多室墓，后室及左右耳室均为券顶，前室为穹窿顶(呈正方形)、1988年发掘的固原县上饮河东汉墓。前室为穹窿顶(平面呈正方形)。1999年7月、2000 年9月在固原靖朔门与和平门外发掘的两座东汉墓。前室均为穹窿顶(平面均为正方形)。2001年10月在固原北苑小区工地施工时发掘的西晋墓。前室为穹窿顶(平面呈正方形)。而在固原南塬的北周及隋唐墓地，在葬俗上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这里的墓葬形制均为斜坡长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室基本上“略呈方形”，据推理和分析，这里发掘过的坍塌墓室顶均应为“穹窿顶”。墓室的高度基本和墓室的底边长接近。这在固原周围保留的汉代、晋、北朝完整的穹窿顶砖石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东汉时期，阴阳五行思想、经学神学与谶纬思想极为盛行，并形成了道教宗教体系，是阴阳数术之说渗透到整个社会，丧葬礼仪自不例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象征天地四方的穹窿顶(以及券顶、圆拱顶、人字坡顶、覆斗顶)墓室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下历史时期内都曾经在墓葬建筑中占有相当数量，是上中层社会主要使用的墓葬建筑形式。
甘肃酒泉丁家闸M5
甘肃酒泉丁家闸M5壁画
例如，甘肃酒泉丁家闸M5是一座十六国时期的砖石墓。其前室为覆斗形顶，从上向下分为五层绘制壁画。最上面的图案是龙首、庆云、日、东王公、月、西王母以及九尾狐、三足鸟、神马、神兽、白鹿、羽人等等，墓顶中心是复瓣莲花藻井。另见固原东郊乡雷祖庙村北魏漆棺画墓。棺盖为两面坡式，边缘饰忍冬纹，加饰飞鸟。正中上方绘有房屋。左侧绘一红太阳，中有三足鸟，右侧绘有白色月亮、东王父、西王母等等。这一切正是在表现天穹的境界，而且明显地继承了汉代的思想传统。覆斗形墓志在北朝、西魏、北周的定型，应该也是这个思想观念延续的结果。覆斗形墓志的整体，恰似一个缩小了的穹窿顶墓室。它的志盖，从形状与纹饰上来看，其设计思想正是用它象征天穹，与穹窿顶墓室的顶部意义相同。在固原北周、隋唐墓志的纹饰上，就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这些墓志上的纹饰图案与以上所说的汉代壁画墓、北魏漆棺画墓、隋唐墓中所见的神兽、仙人、四象等纹饰一样，也是用来表现天界的代表图案。而在固原北周及隋唐墓地隋墓出土的史射勿墓志，四周用来装饰的十二生肖，即地支，用以表现大地四方。再如被施文认为是牛、羊、鹿等的有翼神兽，其原形应该是由西亚艺术传来的翼兽，与此相近同的怪兽形象层出现在唐仪凤三年(678年)史道德墓出土的墓志上。同时也出现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素地六曲平底异兽纹银盘上，以及在中亚地区出土的被确认为萨珊波斯器物的金银器上。这种怪兽曾经被国外学者解释为古代伊朗神话中的龙——孔雀(Dragon-peacock)。萨珊波斯盛行拜火教，从这种渊源来看，它可能与拜火教的文化背景相同。但是孙机先生对此曾加以研究，引用中国先秦、秦汉等时期的有翼神物材料，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称作“飞廉”的神兽，是地道的中华产物[5]，那么就与拜火教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北魏出土的墓志纹饰中反映出拜火教影响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明显的例证应该是笱景墓志盖上的火焰祭坛。这是在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中都没有的宗教图饰。北魏时期，拜火教在中原具有一定影响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利用来自西亚的神兽形象，也可能隐含着来自西亚的拜火教文化渊源。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漆“面罩”应称“秘器”[J].文物，1987(7).
[2]孙机.“温明”不是“秘器”[J].文物，1988(3).
[3] 翟继才.洛阳文管会配合防洪工程清理出二千七百余件文物[J].文物参考资料，1955(8).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孙机.关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飞廉纹小银盘[C]/ /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11月，第6期，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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