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遗珠:远在瑞典的中国史前彩陶 堪称海外第一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国之前的中国”展厅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船岛上,有一座看似很不起眼的明黄色建筑,它与老城皇宫隔湖相望,并与国家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瑞典皇家艺术学院为邻。这里就是著名的远东古物博物馆,以其丰富的东亚文物馆藏和高水平的汉学研究在国际博物馆界和学术界享有盛誉。在多达十万件的藏品之中,来自中国的文物约占百分之八十,年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至晚清民国,最为知名的藏品当属史前彩陶,其收藏之富、之精,在中国本土之外首屈一指。

马家窑文化 半山类型 彩绘人头陶器盖 甘肃出土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每一座博物馆的成立都需要一个契机。对于远东古物博物馆来说,它的故事可以从首任馆长,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约翰·贡纳·安特生的中国之行开始讲起。

安特生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一九二五年秋,安特生搭乘一艘牦牛皮筏沿黄河一路向东,将一批至少二十五箱货柜,来自中国西北的珍贵文物从兰州北京运回瑞典。在那个土匪肆虐的年代,陆路运输过于凶险,很难避免劫匪。这位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瑞典人在一九一四年辞去了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受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之邀,以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首次来到了中国,主要负责调查华北矿产的分布与储量。

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存墓葬平面图

1924年采集员 庄永成在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村发掘墓葬

在勘探过程中,他无意发现了黄河两岸的土层中埋藏的大量古生物化石,此后,从一九二一年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史前彩陶出土,到一九二六年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牙齿化石,再到此次西北远征,安特生不仅完成了从地质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型,并且为中国近代考古学揭开了序幕。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的甘肃彩陶

一九一九年,安特生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开始得到有瑞典政府背景的中国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他从委员会得到了将近八十六万瑞典克朗的巨额资助。此外,在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以及考古学家蒙特留斯等人的支持下,瑞典国会也通过投票表决对安特生的研究活动给予国家财政支持,金额为九万瑞典克朗。

安特生收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一九二四年起,安特生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野外考古调查基本是以兰州为中心,在半径四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仰韶发掘之后,安特生的兴趣转向西北,试图在仰韶以西的甘肃、青海发现类似的器物,这是因为他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出土的安诺彩陶、特里波列彩陶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如果能将这条相似性的链条衔接起来,也许可以论证彩陶是由中亚东渐到达中国内陆的假说。然而此后的一系列发掘和研究证明他的猜想错得离谱。但尽管如此,安特生作为研究构建中国上古史的第一人,首次将中国上古史带入了现代考古学和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整体框架,其历史地位无法否定。

安特生收集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在当时的西北地区,彩陶根本无人识货,直到安特生大张旗鼓地搜寻和问价,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价值。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兰州的古董商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高价收购这些古老的陶罐。于是,新出土的陶器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安特生面前。但收购陶罐并非安特生的最终目的,他更需要掌握这些器物的出土地。收购陶罐的同时,他也通过当地传教士的关系打探到了彩陶的出土地点,并于一九二四年夏天开始系统的考察和发掘工作。

马家窑文化 半山类型 彩陶旋涡纹双系罐 甘肃省宁定县出土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马家窑文化 半山类型 彩陶罐 甘肃省宁定县出土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安特生组织发掘的洮河流域多个遗址,是中国彩陶文化类型最为丰富、埋藏最为集中的区域。整理出土的彩陶,再结合之前的工作,他最终得以将甘肃彩陶分期断代。

马家窑文化 彩陶罐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皇太子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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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丁、翁二人在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如今,在远东古物博物馆的展厅里,我们还能看到关于此协议的珍贵文献。

马家窑文化 半山类型 彩陶罐 甘肃省宁定县出土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在一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安特生写给翁文灏的信里,他这样描述回到瑞典后马上开始进行的工作:「在新环境安顿下来花费了我太多的时间,还有就是过去的几个月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到我们的考古采集品的拆包和安置上。这里的地方当局给予我尽可能多的方便,目前工作进展顺利。当局为我在博物馆安排了多间房屋,还有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差不多一半的甘肃采集品现在已经取出并准备照相描述。我有五位助手可以支配,因此工作进展顺利。完整随葬陶器的照相和细致描述工作刚刚开始,我希望来年春天能够完成更多采集品的照相和描述工作,以便将其重新打包并归还给中国地质调查所。」当时,为了避免混淆,每件陶器的底部都标出了它们归属地的第一个字母:归属北京的标有P,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则标有S。

辛店文化 彩陶罐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对于这批来自中国的文物,瑞典中国委员会认为自己是正式的所有者,因为它确实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此时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妥善合理的保存这批珍贵文物。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瑞典国会通过了将收藏国有化的提案。而中国委员会则把成立一个国立博物馆来保存这些文物作为所有权国有化的前提,国会据此决定成立远东古物博物馆,并将其列为瑞典人文科学院的下属机构。同年三月五日,安特生被任命为远东古物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教授。

彩陶罐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博物馆初建时,面临种种困境,但安特生坚持不懈地积极奔走,他的学术热情得到了公众的回应,藏品逐年增加,使得远东古物博物馆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安特生也开始着手进行向中国退还仰韶文物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远东古物博物馆分七次将标有P的文物运回中国,但遗憾的是,这批文物抵达中国之后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从此下落不明。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记载来自安特生最后一次亚洲之行:一九三七年,他在南京地质调查所亲眼见到过这批运回的文物。

彩陶罐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二〇〇〇年,时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的瑞典汉学家马思中在研究馆藏文物时找到了安特生当年留下的文物退还记录,并把它们交给中国相关机构,希望能够找到这批遗失的珍宝。二〇〇五年,在他卸任馆长之际,北京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库中找到四个木箱,其中有二十九件彩陶文物,根据当时的文物编号,可以确定这批文物来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间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但无法进一步确认是否属于从瑞典运回的那一批。其中仅有一件编号为K6371的文物曾出现在安特生所列的返还文物清单之上。在马思中编著的《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一书中,曾提到在这批消失了的文物之中,有一件编号为K5473的人头形器盖尤为珍贵。与其相似的两件彩陶如今仍藏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已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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