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遗址入选2020中国考古新发现
3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湖北黄陂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六大遗址入选。
长江中游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
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是继盘龙城遗址之后长江中游地区商人建立的一个新的聚落中心,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对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对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族属与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26日上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告诉长江日报记者,郭元咀遗址属于国家文物局重大研究课题“考古中国”之《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作为长江中游青铜铸造遗址,铜料据分析来自江西铜岭、湖北黄石一带,说明当时铜料的交流比较通畅,能反映黄陂鲁台山郭元咀是商代重要的青铜器铸造基地,是连接南方铜矿产地和对青铜器有强烈需求的中原王朝的重要生产、运输节点。
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铸造青铜器三类生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刚介绍,郭元咀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前川大街二程书院北部,坐落于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台地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表明,郭元咀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以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
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独立分布在一处人工堆筑的台地之上,共发现灰沟11条、房屋建筑4座、圆形烧土面遗迹26处、陶范坑4处、烧土坑16个、垫土坑20处、灰坑59座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等遗迹,基本涵盖了熔铸生产的主要活动环节,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铸造青铜器三类冶金生产活动。
精心设计的手工业区
人工台基紧临滠水,沿河岸分布,呈南北长方形,其东西残宽29.4米、南北长48米,分布面积达1100平方米,方向为北偏东约10度。台地南边以大灰沟为界,东边上层堆积被晚期活动所破坏,台地东南角和西南角有房屋类建筑,铸造活动区间以柱洞构成半地穴式工棚建筑,每个熔铸区间往往有多层垫土和不同层位的残炉基,以及因熔铸生产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表明有长期的熔铸活动,垫土往往为黄色生土、红色黏土、砂土或者黄白色岩土中的一种,红烧面遗迹可复原直径为40厘米左右,个别红烧面直径大于70厘米的,周围有专门处理废弃物的灰沟和灰坑,堆积大量的熔铸遗物等。目前每个熔铸区的边界不太清楚,但大致可以作区分,显示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是一处精心设计的用于铸铜的手工业区。
胡刚说,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各熔铸区功能可能有所不同,一号熔铸区内发现1个残熔炉底部,四周是细砂、铜渣(富铁的精炼渣)、细碎陶范、木炭等构成的多层堆积物,表明这个区域是遗址中专用于精炼粗铜的场所,并且历时性较长,活动强度较高。二号熔铸区被晚期墓葬所破坏,从剖面可见因熔铸活动产生的多层堆积,坑深0.5米左右,推测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坑内发现4处有叠压关系的红烧面遗迹。
遗址中的陶范坑目前发现较少,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部,一般陶范与坩埚壁残块共出。其他遗迹以烧土坑发现最多,比较集中发现在南部,表明该处可能是另外一个与熔铸活动有关的生产单元。
出土了大量日用陶瓷器、陶质生产工具
此次发掘发现的商代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生产工具、原料、陶范以及燃料等。出土的坩埚壁残块200余块,个别可以复原器形。此次出土的陶范共计500余块,保存较差,有外范、芯范两类,可辨器形有罍、斝及生产工具等,出土其他铜质、石质生产工具共计200件。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日用陶瓷器、陶质生产工具。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并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期,商代铸铜遗存的绝对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220年之间。
铸铜规模巨大
胡刚说,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商代铸铜遗存的主体年代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期至殷墟一期,是继盘龙城遗址之后长江中游地区新建立的一个商代聚落中心。
郭元咀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与熔铸活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多个熔铸场所的发现以及大量红烧面遗迹与坩埚残块的出土表明,郭元咀遗址铸铜规模巨大,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还初步揭示了郭元咀遗址与中原商都的密切关联与差异,其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洹北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其陶范质地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这些分析工作对认识南方地区商代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长江铜矿带
带按窝的鼎足、鬲足的出土显示,郭元咀遗址与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与联系,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块的普通铅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与鄂东地区矿产资源完全相符,表明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部分来源于鄂东、赣北等地的长江铜矿带,对揭示商代晚期长江流域铸铜技术水平、铜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组织与运输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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