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年间宋廷对四寨问题的讨论

元祐年间宋廷对四寨问题的讨论

北京大学闫建飞

四寨即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原为西夏属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对夏战争中为宋所夺。神宗过世后，西夏遣使索取失地。在当时，围绕是否归还西夏旧地、归还哪些城寨等问题，宋朝廷内部曾爆发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元祐二年（1087）宋下诏归四寨于西夏，实际归还则拖到了元祐四年。但此后争论并未就此消沉，关于四寨当弃与否的争议仍时时泛起。对于这一问题，前人在论述宋夏关系时多有提到。本文无意讨论整个宋夏关系，只想借此事件观察当时宋夏关系的变迁及宋廷的政治走向。

一、四寨概况及宋军对四寨的夺取

四寨位于宋夏边境，原属西夏。就地形而言，均处于河谷地带。葭芦寨位于黄河的小支流葭芦川入河口；米脂寨位于无定河中游谷地；浮图寨位于无定河支流大里河谷地，与临夏城隔河相对；安疆寨则位于洛水支流华池水上游。这些堡寨之所以全部位于河谷地带，是因为宋夏之间的横山地带地势高峻，而很多河流又是东南流向，因此西夏经常从河谷地带袭击宋沿边堡寨。因此，宋夺取这些堡寨，不仅可以控扼西夏骑兵奔冲，也便于宋朝军备物质运送，维护边界耕地。据《宋史·地理志》并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宋会要辑稿·方域》，将四寨名称及归属变迁制成下表：

寨名

元丰四年

元丰五年

元祐二年

元祐四年

绍圣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葭芦寨

沈括取之于夏

下诏归夏

归夏

宋收复

以之为晋宁军

米脂寨

十月种谔取之于夏，改米脂城

下诏归夏

归夏

宋收复

浮图寨

十一月沈括夺取

下诏归夏

归夏

宋收复，改名克戎寨

安疆寨

原名礓诈寨，十一月降宋

二月，改名安疆寨

下诏归夏

归夏

宋修复

四寨原来均属西夏，其归宋是神宗元丰年间对夏战争的结果。

西夏自李元昊称帝建国之后，随即对宋开战。经过数年的战争及双方的外交协商，宋夏于庆历四年（1044）签订和约。和约签订后，双方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息，局部冲突则持续不断。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死，神宗即位。神宗不甘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力图通过变法革新，兼制夷夏，恢复汉唐旧疆，改变“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局面。宋夏战争一触即发。

通过阅读史料，我们发现神宗时对夏战争基本上朝着两个方向进行。其一是夺取横山地带，直接压迫西夏的生存空间；其二是经营河湟地区，以隔断西夏与吐蕃诸部的联系，断西夏右臂，即李心传所言“神宗始用师于西方，历哲宗、徽宗，遂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宋对四寨的夺取就是在宋夺取横山地带的行动中实现的。

西夏大安六年（1080），西夏国内因汉番礼法内讧。西夏国主李秉常采纳李清的建议，打算割黄河以南土地给宋，借宋朝抑制国内母党势力。梁太后及梁乙埋提前动手，诱杀李清，囚禁秉常，国中大乱。沈括、种谔等都认为这是兴兵西夏的大好时机。打动神宗心意的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种谔所言的担心契丹趁机攻灭西夏，为患于宋有关。由此宋神宗兴兵数十万，从三个方向，分兵五路，企图一举灭夏。战事过程非本文所能详，今只讲与收复四寨有关之事。

元丰四年九月丙午（二十三日）种谔率鄜延路兵五万四千，畿内兵三万九千，分为七军，方阵而进，出师绥德城。次日开始攻围米脂寨。至第四日，夏军八万余人从无定川出，企图合米脂寨守军夹击宋军。种谔先令后军守住寨门，使米脂守军无法出寨，又设伏山谷，将西夏军队截为两段，大破夏军。之后种谔继续攻城，五日后，守城将领令介讹遇请降，共收城中老幼万四百二十一口。

米脂寨“南直绥德，北捍银、夏，粮储器甲万数不少”，为西夏沿边重寨，米脂被攻占对西夏震动很大。种谔乘兵胜之势，迅速攻下西夏的石州、夏州。但此后由于兵粮不继，八日后行至盐州，天大雪，士卒冻馁，左班殿直刘归仁率众南逃，入塞者达三万人，种谔大军溃退。王中正、高遵裕、刘昌祚三部也相继败退，只有李宪部以偏师获胜。

尽管宋攻击西夏的数路大军除李宪外最后均败退，但给西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西夏追还沿边礓诈寨的三千守军，西番部香都及其妻屈名遂降，礓诈寨由此归宋。同年十一月，沈括借河东十二将兵东归、道经鄜延路之际，扬言将护十二将西讨，西夏军因宋军军势甚盛，遂弃寨而逃，宋不占而下浮图、吴堡、义合三寨。元丰五年四月，沈括打算讨荡葭芦寨周围羌落，神宗下诏可相机夺取葭芦寨，之后神宗又同意沈括在葭芦和米脂之间创添堡寨的建议。之前宋军自五原返回的时候，西夏兵曾尾随至金汤城，有窥鄜州之意。沈括令屈珍、李仪、訾虎等声东击西，相互配合，拿下金汤城，并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不久，宋廷就下令修筑葭芦寨，于五月修筑完毕，成为沿边重要堡寨之一。

神宗元丰四年用兵失败后，并没有停止对西夏的战争，五年接着修筑了永乐城。西夏以为“此城不争，则横山为汉有，灵夏为存亡所系要害，以死拒之”，西夏由是大起兵，号称三十万，尽管宋军前往增援，但永乐城最终沦陷，宋损失巨大，神宗大为悲恸。西夏在宋夏战争中损失巨大，但也一直没有放弃收复失地的努力。元丰年间的宋夏战争中，宋新建的堡寨以李宪所城之兰州最为重要。顾祖禹以为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哉？”故西夏一直对兰州念兹在兹。元丰六年二月、五月，七年正月，西夏都曾大举攻围兰州，均不得所愿。在武力攻取未果的情况下，西夏也不断尝试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失去土地。元丰六年十月，西夏国主李乾顺就请求神宗归还所侵土地，神宗不许。七年十一月又借贺来年正旦的时候再次索地，仍未成功。到了第二年，双方国内均发生了重大变故，为西夏索地提供了新的机会。

二、元祐初期宋关于四寨弃守的讨论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位，神宗母亲高太后临朝称制。就元丰八年和元祐初而言，宋朝廷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待熙丰之政，一是如何对待熙丰之人。当时高太后和执政大臣有三种选择：一是全面继承、绍述光大，二是部分调整，三是全盘否定。由于高太后和元祐诸臣均不喜神宗之政，全面继承显然不现实。尽管元祐执政者最终选择了全面否定神宗之政，但当初部分调整的思路也并非完全没有被考虑。元祐初朝堂关于四寨弃否的讨论实际上也体现了对神宗之政的部分调整，而非完全摒弃。不论调整还是摒弃，内政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对与之紧密相关的宋夏关系带来变化。

神宗去世后，在以母改子的旗号下，元祐诸臣对神宗之政多所变更，史称“元祐更化”。当时“更化”主要集中在内政方面，熙宁年间的诸多变法措施渐次废除。新法尤其是青苗、免役等的废除，导致宋财政吃紧，维持边防堡寨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新法的废除动摇了战争的经济支柱”。新上台的旧臣如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均不喜熙丰之政，在神宗用兵之时就多次上言谏止。加上元祐初期，君臣忙于变更新法自然无暇也不愿与西夏再起冲突。因此，对夏政策的改变势在必行。此时，西夏也十分注意宋朝廷的动向。元丰八年六月，借神宗过世为名遣使进慰表；十月又因梁太后丧告哀于宋，在吊丧、告丧的同时也观察宋朝廷内部变动。借西夏使者到来之机，宋廷企图改善与西夏关系，因此，是否应趁此归还西夏旧地以改善宋夏关系成为宋廷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由此宋廷内部开始了弃地与否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应该归还西夏旧地，二是归还哪些地方的堡寨。

元丰八年十月，刚升任左谏议大夫的范纯仁首先向朝廷建言，趁西夏使者来祭奠之际，优待夏使，希望能早日与西夏停战。此论一出，得到了侍读韩维和门下侍郎司马光的赞同，“俱劝上以弃地和戎为利”。韩维立即上言附和，指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弃地与夏，结好夏人，从而与西夏停战。

真正使弃地问题受到朝廷高度关注的是宰臣司马光所上奏章。在这篇奏章里，司马光认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土地贫瘠，难以守御。宋得之无利，而西夏失之为害，因为此数寨深入西夏境地，控扼西夏腹心，故西夏必然会全力争夺。为了避免与西夏的战争，主张自神宗用兵以来所得西夏旧地，归还西夏，而兰州和定西城因原非西夏旧地，可暂时保留。并提出对西夏的上下两策，上策返其旧疆，下策禁其私市。司马光所以如此汲汲于早日归还西夏旧地者，其目的则在于结好西夏，与之停战，认为“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在朝廷没有对弃地达成决议前暂时采取了司马光的下策，元祐元年正月正式下诏，在河东和陕西两路严禁边民私市。

司马光上章后，太皇太后两次手诏大臣访问西夏事宜。范纯仁再次申弃地之说，并主张用被弃城寨交还永乐城失陷人口。文彦博也认为当时宋朝廷为多事之秋，应尽量避免与西夏的冲突。而同被访问的吕大防则不主张弃地，他认为西夏无信，且并无威胁宋的实力，而兰州又非西夏旧地，绥、兰之地皆并塞美田，招致边民可省边兵。之后，此事又数有臣僚论列。

在宋朝廷讨论弃地事宜之时，元祐元年四月西夏的贺哲宗登基的使者尚未离去，因此西夏对宋朝廷内部的动向了如指掌。在明了宋内部有不少人主张弃地时，六月份西夏索地使臣很快到达，请求宋归还兰州、米脂等五寨。夏使的到来迫使宋廷直面弃地问题，关于弃地与否的讨论也到达了高潮。侍读韩维、右司谏苏辙、左司谏王岩叟、御史中丞刘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等纷纷上章，主张弃地与西夏。尽管各人主张的所弃堡寨略有不同，但通过弃地与西夏停战、保持边境稳定的目的则基本一致，同时范纯仁又数次提出借交还堡寨之际，用布帛赎回永乐城陷落人口。尽管主张弃地的人不少，但也有人对此反对。同知枢密院安焘反对将熙河一路尽数弃与西夏，右仆射吕公著尤其反对将兰州割让。

事实上，比弃地与否更重要的是究竟应该放弃哪些堡寨。即使主张弃地的诸人在这一问题分歧也很大。最极端的是文彦博的看法，主张将神宗用兵以来所得土地包括沿边诸寨甚至熙河兰会路全部放弃。王岩叟主张的弃兰会路之说与之相近。此外，司马光、范纯粹主张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等寨，归还西夏旧土；苏辙主张弃兰州和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五寨；范纯仁主张以西夏旧土交还永乐城失陷人口，且每人加绢帛十匹；安焘、吕公著等不主张弃兰州。文彦博、范纯粹弃熙河一路的主张显然不现实，在安焘等人的驳斥下，很快被否定。最后，问题的焦点其实集中在了兰州当弃与否上。文彦博、范纯粹、范纯仁、苏辙等主张弃兰州，而吕大防、吕公著、安焘等均不赞成放弃兰州。主弃者认为兰州控扼西夏，西夏必然来争，不弃兰州则难以与西夏停战；主守者则认为，兰州本是西番旧地，本非西夏土地，不归还西夏乃理所当然，之前前往熙河措置边防财用的孙路和穆衍更认为“兰州弃则熙河危，熙河弃则关中动摇”。最后讨论的结果其实综合了各方意见，即“用兵以来所得地土，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番境土外，余委边臣商量，随宜分划给赐”，同时以绢十匹的代价赎回永乐城陷落人口。熙河、兰州等得以保留，最后所弃的其实是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

纵观元祐诸臣主张弃地的奏章，可以发现其弃地理由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神宗朝西夏内乱，神宗吊民伐罪，取其地以示惩罚，此时趁哲宗刚即位、西夏朝贡之际将所取土地归还西夏，不仅可以达到惩罚西夏的目的，也使得神宗之问罪实至名归。其次，神宗朝所取沿边堡寨，很多都是控扼西夏的要害之地，乃西夏必夺之地，此时弃地，可以避免与西夏的战争，从而为国内内政调整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三，熙河兰会路和沿边堡寨的维持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这对宋朝廷和沿边州军的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三者之中，核心理由其实是通过弃地达到与西夏停战的目的。因此，此次弃地实际上是建立在弃地可以与西夏停战的预设上，一旦预设破裂，西夏再次犯边，那么以后对弃地问题的重新检讨将成为必然，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对西夏政策的调整。反对弃地派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认为弃地与停战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最后的事实证明，西夏并没有停止对宋的骚扰，元祐政策的改弦更张不可避免。

由于宋答应归还的四寨中不包括西夏一直渴求的兰州城，西夏并不太满意这个结果。元祐元年七月，西夏国主李秉常逝世，三岁的李乾顺即位，西夏再次回到摄政时期，“政治阴谋伴随着不断孕育的军事野心。攫取兵权、建立军功和巩固个人权利成为循环因果。”执政的梁乙逋为树立个人威信，以宋在西夏境内擅自兴筑龛谷寨为由，大举入侵，其意实在夺取兰州。此后屡屡攻击宋沿边堡寨。而此时，青唐阿里骨立位之后，也企图夺回熙河地区，于是与西夏联合，约定“以熙、河、岷三州还西蕃，兰州、定西城还夏国”，并结约汉界属户为内应，大举寇边，攻占洮州，并兴兵七万围南川寨，熙河为之动摇。在种谊、姚兕、游师雄等人的相互配合下，种谊、姚兕分兵两路，直取洮州，擒获阿里骨大将鬼章，由此宋挺进到洮河流域，熙河安全得到保证，青唐一蹶不振，阿里骨第二年便派人向宋请和，双方恢复友好关系。

由于西夏屡屡犯边，宋在下诏归还西夏旧地后，除了元祐二年二月西夏归还陷番人口318人外，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尽管宋对青唐的侵袭迎头痛击，对西夏还是保持了克制，以防止与西夏的战争全面化。而西夏在屡次入寇均难获大的突破的情况下，又开始向宋示好。元祐四年二月，西夏遣使向宋谢罪。六月，又遣使议疆界，企图以四寨交换兰州、塞门二寨，宋廷予以拒绝，但答应恢复岁赐。十月份，双方终于议定边寨交割事宜，宋归还西夏葭芦、米脂、安疆、浮图四寨，西夏再次归还永乐陷落人口149人。而具体划界，则一直没有完成，至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宋夏战争又起，四寨之地很快被宋军收复。

三、弃四寨后宋对四寨问题的讨论

宋夏四寨交割后，双方开始具体的划界讨论。元祐五年八月和十一月，西夏两次遣使议疆界事。但由于双方犬牙交错的侵耕问题，导致双方在划界时矛盾重重，而焦点则集中在兰州城附属的质孤、胜如二堡上。因兰州附近本为西夏肥美土地，夏人有“御庄”之称。自李宪城兰州筑堡其地后，此地属宋，划界之时，质孤、胜如两堡也算在兰州属城中。西夏不愿失去这一地区，先是多次要求宋废弃质孤、胜如二堡。在被宋拒绝后，执政的梁乙逋多次兴兵犯堡，遂将二堡毁弃，但当夏军撤出后，宋方又不断修复。面对西夏的强硬，宋方也有人主张废弃质孤、胜如二堡，从而避免与夏人的战争，但措置边事的范育坚决反对，最终宋决定保留两堡。

西夏之所以一再犯边，正如范育所说，并非“以尺寸之壤为彼利也”，而是因为“熙河形势控其右胁，临制其国，尝欲削吾边面，毁吾藩篱，使吾边常危，则彼有常安之计”。故而宋夏之间停战实际上很难达成，西夏的反复无常事实上证明了元祐初年企图通过弃地予夏实现停战思路的破产。而元丰、元祐年间对西夏的成功防御，也肯定了北宋的军事力量，证明对西夏无需过多让步。由此，宋对西夏的政策渐渐转向，虽然在元祐后期并未大举进攻西夏，但已不再纵容西夏的无理要求，并开始以攻为守。元祐七年二月丁卯朝廷下诏“陕西、河东边要进筑守御城寨”。八年四月，夏人再次遣使企图在承认兰州归宋的前提下要回塞门寨，也被宋一口回绝。政治形势和对夏政策的变动也必然影响到对弃四寨问题的重新评价。

事实上，因与西夏连兵不解，宋君臣也不断在反思对西夏政策，四寨问题也不断被重提。元祐六年九月壬辰，西夏再次寇麟、府州，环庆路经略使章楶就上奏认为宋给赐西夏四寨，恢复岁赐，对西夏已经仁至义尽，而西夏却“负背恩信，悖慢愈深，輙兴师旅，侵犯边境。苟纵而不问，异时必为大害”。西夏数次犯境，朝廷本来想要怪罪边将时，原来提倡弃四寨的范纯仁主动领罪，以为自己“御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罢帅，移知河南府，窃恐未厌公议，望再行黜责”。最后范纯仁由太中大夫降为中大夫。尽管范纯仁是自请降官，但从“未厌公议”的说法看，当时对弃四寨之事应已多有批判。至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政事又再次起了大变化。

哲宗亲政后，改第二年为“绍圣”，宋廷在人事和对外政策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对夏方面，哲宗并不满足对西夏的浅攻，又开始大规模开边之举。同样在人事上也开始废罢元祐诸臣，启用熙丰旧人。在对元祐诸臣的一片声讨声中，弃四寨事又被重新讨论。绍圣元年（1094）三月乙亥，吕大防罢相。弹劾他的右正言上官均在提到吕大防的诸多“罪状”时便将“弃神考经画塞徼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之患”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条。殿中侍御史郭知章上章认为：“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髙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 于是章惇等罗列了自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十一人。并认为赵卨、范纯粹等“挟奸罔上”，“不可不深治”，而哲宗“以为然”。于是元祐诸臣纷纷被责降。到了这年七月份，绍圣派再次提及弃四寨事，认为“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飬边患”。因此刚刚罢相的范纯仁由右正议大夫降一官为通议大夫。甚至徽宗时范纯粹、司马光等人入元祐党籍也与弃四寨有一定关系。

余论

元祐年间弃四寨无论对宋夏关系，还是宋朝政治史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却能折射出当时宋夏关系和宋朝政治的一些脉络和走向。就当时的争论来说，弃地与否刚开始还仅仅只是政策之政，并没有演变到君子小人之辨和党派之争。尽管最后弃地主张占了上风，但主张保留沿边堡寨的人也并没有受到处罚。而到了哲宗绍圣之时，原来的政策之争却演变成了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尽管文彦博、苏辙、刘挚等人的被贬最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弃四寨，但弃四寨显然成为绍圣派打击政敌的一个重要口实，章惇甚至还因此罗列了十一人的处罚名单，可谓触目惊心。而到徽宗时期，元祐诸臣位列元祐党籍，弃四寨之事同样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弃四寨问题之所以从政策之争演变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事实上并不在其本身，而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在“一道德、同风俗”的思想压力下，在想要变更神宗之政但又不便否定神宗的现实困境面前，元祐诸臣借用了原来的君子小人之辨，将神宗时期的开边政策归结为小人希功邀赏所致。如元丰中开边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李宪，就被御史中丞刘挚批评为“贪功生事，一出欺罔”。同样，吕陶也将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与“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谤毁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等事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皆事积恶盈，罪不容诛”。这种将神宗和熙丰之臣两分的做法成功地摆脱了元祐诸臣在面对神宗遗产时的尴尬，但却也成为对熙丰之臣惩罚过度的诱因。对熙丰之臣的过度惩罚又导致了哲宗、徽宗时期新的反弹，增加了之对夏政策和政治走向新的变数，也必然导致对弃四寨事的重新评价。弃四寨事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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