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山：汉水考古惊天下

汉水，习惯称汉江，俗称汉江河，流域陕南、湖北、河南南阳，干流全长1577千米，其中陕西境内干流长657千米，湖北境内干流长920千米，总落差1964米。发源地宁强名漾水，流经沔县（今勉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自安康至丹江口段古称沧浪水，襄阳及以下古称夏水即“江夏”，钟祥以下江汉平原古称三澨，即《尚书*禹贡》所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今汉阳龟山），南入于江。”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在历史上占居重要地位，常与长江、淮河、黄河并列，合称“江淮河汉”。

在陕西省境内，基本上自西向东流，汉江干流发源于陕西宁强县的嶓冢山，自西而东流经勉县、汉中市、城固县、洋县、石泉县、汉阴县、紫阳县、安康市汉滨区、旬阳市，于白河县进入湖北省。

在湖北省境内，汉江干流经白河县后，自郧西县进入湖北十堰市。丹江口以下，干流折向东南，沿途经襄阳市、宜城市、钟祥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汉川市等县市，最后由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

干流丹江口以上为上游，河谷狭窄，长约925千米；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河谷较宽，沙滩多，长约270千米；钟祥至汉口为下游，长约382千米，流经江汉平原，两岸筑有堤防，河道婉蜒曲折逐步缩小，泄洪能力愈下愈小。

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取水自汉江丹江口水库，经河南、河北到北京；陕西引汉济渭取水自汉江黄金峡水库，并输送到上游支流上的三河口水库，再进入秦岭隧道，到达关中平原。在未来，引汉济渭工程建成，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满负荷运行，每年最多要从汉江上游抽取145亿立方米（南水北调130亿立方米，引汉济渭15亿立方米）的水到华北地区和关中地区，那么汉江有这么多水可以外调么？其水资源不会枯竭么？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汉江流域主要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这一区域是我国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水源涵养量很高，河流在雨水较少的季节也不会发生断流，水体几乎没有受到工业的污染，水质也非常好。同时这一区域位于秦岭的南侧，年平均降水量可达900毫米以上，水源充足。所以整个汉江的多年平均径流量达577亿立方米，最多的1964年竟然达到了1000多亿立方米。在其上游的陕西境内，径流量达245亿立方米，而整个陕西省的年径流量也才500亿立方米出头，汉江就占了整个陕西省年径流量的一半。而黄河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也才534亿立方米，所以说汉江的水资源比黄河丰富。

《诗经◎国风◎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熹注:“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熹注:“而欲秣其马则悦之至，以江汉之比而欢其终，不可求则敬之深。”)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熹注:“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关睢》之可求矣！因以乔木、茅草、白蒿起兴，江汉为比，而反复咏叹之也。”)。”这首被传诵三千年的情歌，歌唱出了壮丽汉江及其滋养的美女令人难以忘怀。

秦岭、淮河是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汉江南北有绵延千里的秦岭、巴山天然屏障。汉江是北方与南方的战略防线“楚河汉界”，两山夹一江易守，越两山跨一江难攻，谁越过秦巴汉江谁就取得吞并天下的优势，谁守不住秦巴汉江防线谁就处于衰弱败亡的劣势。据殷墟和周原出土甲骨文记载：殷商王朝与三星堆王国争夺秦巴汉水，血战二百多年未遂，而西周结盟秦巴汉水“牧誓八国”，南越巴山灭了三星堆，又北出秦岭灭了殷商。“周昭王南征而不复，丧六师于汉”，“周穆王南征，三军尽化”。秦夺取汉中而攻下南方一统天下，刘邦受封“汉中王”而攻占北方天下一统。

“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生前曾预言：“秦巴汉水极可能是古人类繁衍生息之地。”著名“世界科技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技史》：“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中华民族原始祖先远古人类，很早就在秦巴汉水出现创造性劳动，晓得取自然之物谋生存，1974年考古专家在陕南安康市汉滨区花园乡牛山龙骨岭，发掘出世界极为罕见的距今约300万年的古人类驯养的猪、羊和一具较完整的牛骨架化石；有火烧柴草灰烬，烤动物生肉熟食；并出土有仓鼠、猞猁和一具1.96米长的东方剑齿象化石（经北京、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后移交西安半坡博物馆保存）。

西方专家说非洲有距今320万年的古人类，世界人口大国中国有距今300万年的古人类，堪称并驾齐驱吧！而中国古人类是延续的：巴山南部“巫山人”距今200万年，再往南“元媒人”距今150万年，汉水安康与十堰相邻的“郧县人”距今100万年，秦岭北部的“蓝田人”距今80万年，再往北“北京人”距今50万年。

牛山下的安康盆地，是一个古老神奇的地方，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自然环境优美，是动物嬉戏的天堂，人类活动的乐园。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依然在此繁衍生息，并留下文明物证：五里柳家河、柏树岭、张家坝、王家碥、张滩奠安遗址及出土的石刀、石斧、石锛、红陶罐、骨锥、骨铲、尖底瓶等文物向世人述说着这里的悠久历史。

1989年5月18日和1990年6月15日，在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出土的两具古人类头骨化石，震惊了人类考古学界。

两颗完整的远古人类头骨化石，被专家确认为距今已100多万前的远古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改变了亚洲人类起源来自非洲的传说，“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它向世界宣称：古老的汉江是汉民族文化的摇篮；古老的“郧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

可喜的是，75万年前的郧县梅铺猿人、20万年前的郧西白龙洞猿人、5万年前的郧西黄龙洞猿人都分布在“郧县人”头骨化石出土地方圆百十公里范围内，有力地说明了“郧县人”不是孤证，证实了百万年来秦巴汉水是中国古人类优越的生存环境！

龙岗寺遗址（又称龙岗寺古人类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汉江南岸，距汉中市中心城区3.5公里。龙岗寺遗址是汉水流域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名录。

龙岗寺遗址文化内涵包括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汉代墓葬群、千年寺院建筑和近现代革命旧址五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经济价值。龙岗寺遗址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超过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再次证明汉水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丹江口马岭旧石器

丹江口库区位于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交界处，由汉水从西向东及其支流丹江由北向南汇合而成，西南、西北和东北分别被武当山、秦岭和伏牛山环绕，东南部则与江汉平原相接。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该区域是研究中国古人类活动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而以手斧为代表的两面器的发现为研究更新世的石器技术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与多数地表采集两面器相比，对考古发掘出土石制品的技术研究则对揭示古人类石器工业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近年来，考古专家在该区域进行了多年的系统发掘，获得了大量来自原生地层的考古材料。其中马岭2A地点埋藏于丹江流域第三级河流阶地内，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1026件石制品，光释光年代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为距今40万年～20万年前。与多数遗址低密度的标本分布特点相比，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具有相对高密度的埋藏特征，石制品空间呈长条状展布。对出土石制品类型组合、废片大小的区间分布、长条状石制品排列走向、扁平状石制品倾向和倾角等指标的分析显示，遗址埋藏于次生环境，石制品可能来自遗址周边相对较高的区域，并由较高能量的水流搬运而至，但石制品技术组合仍然是揭示古人类石器技术特点的理想材料。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第三级阶地上，洞穴朝向西北。2018年至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郑区龙岗寺遗址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组队，对疥疙洞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考古专家在遗址内发现了距今10万—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10万—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距今3万至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更为难得，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发展、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陕西汉中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扯，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南阳市在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南、西南临湖北省随州市、襄阳市、十堰市，西北部与陕西省商洛市相交。

南阳的地形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南阳盆地处于汉水上游、淮河源头，北有秦岭、伏牛山，西有大巴山、武当山，东有桐柏山、大别山，三面环山，中间形成近3万平方公里的盆地，是天然的形胜之都。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南阳市分水系三大流域：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汉水流域（长江流域），东南部的桐柏县是淮河发源地，分属淮河流域，南召县北部有一小块地方属于黄河流域。南阳市主要河流丹江、唐河、白河，南流入汉江，丹江口水库主要分布于南阳淅川，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据《水经注》：因“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周朝的疆域，向南只到长江中下游，今南阳地区在西周时称“南国”。“阳”因地处秦岭、伏牛山以南，南滨汉水，取山南水北之义。秦置南阳郡，两汉为宛郡、南郡，隋代置南阳县，1948年置南阳市。

南阳岩石文磨刻于距今万年左右，位于南召县南河店镇马沟村一座海拔200米的山包上，在裸露的岩石上所刻的“符相”类图案。石头形如龟背，龟背上磨刻出九个字。九个字的位序排列构成了有极其丰富内容的文章。这九个字分别是：华、人、目、序、口、人、私、王、手。

南阳岩石文表达的是以“中”字为指导思想，以“华”字代表农耕种植而形成的大政方针。岩石文共分五个层次。它的位序布局十分巧妙，九个字的笔画除了下方“人”和“私”字笔画不与中间的“口”字连通外，其余字的笔画均相通并且相互共用笔画。

“华”指草木旺盛，本文指禾苗，指农耕种植，象征百姓的根本利益，头顶应是昊天的位置，“华”字在“人”字的头顶，象征天子要求天下的王把百姓的利益放在昊天的位置。“华”的原则至高无上，像昊天一样不容亵渎。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出处就在这里。

位于第二层次的“人”代表“王”，“人”字左下方是“目”字，“目”字的下方又是一个“人”字（百姓），寓意王的眼光必须向下方看，治理天下必须看到百姓，不能向上面看，也不能左顾右盼脱离百姓！百姓是基础是治理天下的根基，治理天下的战略眼光是能深入落实到百姓。正对着“人”（王）字的正下方是“序”字，代表王必须立正位，治理天下的秩序必须是方正的。方形代表法则，三角形代表秩序，王的眼光盯着百姓，王的格局就是立场、法则、秩序。

“人”（百姓），居左下方，表明百姓是天下的基础，紧邻“私”字表明百姓在“私利”上有两面性，有私欲有私产。天下土地、山川河流是公产，天下之公产不允许任何人据为私有。天下的土地、山川河流种植的庄稼、狩猎的动物、捕猎的鱼是私产。“私”字旁边是钺的形状即“王”字，代表王治理天下要动用王权的力量保护百姓的私产，同时还要保护天下的公产，不允许百姓的私欲膨胀侵夺公产。“人”（百姓）字和“私”字上面的笔画不与居中的“口”字相连，就是警示治理天下百姓不能挑战的原则是公权、公产。

最绝妙的就是这不连通的部分，居于中心的是“口”字。这个“口”字是河流的横截面，里面的横线是水平线，外面加一个三角形代表河流决堤的状态，寓意若放任百姓的私欲膨胀，侵占公权、公产则如决堤的河流泛滥，天下的治理体系会迅速被颠覆。天子告诫所有的王，治理天下要用王权的力量保护公产并保护百姓的私产，这样就好比河流里面有水才能源远流长，还得要用王权的力量防止百姓私欲膨胀。保护百姓的私产是善于领导治理天下，防止百姓私欲膨胀是敢于领导治理天下。

王应该学会善于领导百姓，同时要敢于领导百姓。一个王不能保护百姓的私产、保护百姓的利益就是违背昊天意志，需要被流放；一个王不能控制百姓的私欲膨胀，让社会动荡不安，这个王就是没有水平的，那就是缺少作为王的基本素质，需要被处置的。图案中的“手”上下贯通寓意指王权能够上通下达，是一只无形之手。

综上所述，用白话文把内容贯通一下就是：“天下的王呀，你们要对天盟誓，你们治理天下以‘中’为根本，以百姓利益为首位。你们手握公权，你们要善于领导治理你们的百姓。你们手握公权，你们要敢于领导治理你们的百姓。你们要亲近你们的百姓，你们的眼光要看到他们的疾苦。百姓是天下的基础，你们要保证他们安居乐业，你们要防止其私欲膨胀。只有你们明白了这些道理，百姓们被教化，昊天庇佑下的天下才能全部得到治理。这个治理天下的原则符合天下秩序，符合昊天秩序亘古不变。”

这篇岩石文是后世经典关于治理天下的总纲。如《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由此可见《尚书·尧典》所记录的思想就是这篇岩石文所述内容的延续。

古人通过对文字的位序排列，只用“中”和“公”这两个字就把治理天下的根本指导思想阐述清楚了，只用九个字就把大政方针说清楚了，这就是南阳岩石文表达思想的精妙之处。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龙岗寺古人类遗址高出汉江河床约40—50米，这里纬度适中，低山丘陵，一脉相连；濂汉二水，南北交汇，形成汉中盆地。遗址区从耕土层至地下2米处，均可见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新石器时代遗迹大约有15万平方米，包括制陶作坊区、古人类生活区和墓葬区。

龙岗寺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分布密集，自成序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经挖掘清理，从地层上证实了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先于半坡文化进入玉器时代，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渊源，分期和发展脉络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06年5月25日，龙岗寺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名录。

要介绍江汉平原古城，首先要了解其西部的大溪文化、东部的良渚文化、中部的仙桃文化。

1、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是分布于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

大溪文化产生于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生息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大溪文化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遗存。

2、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前3300年—前2000年。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诸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此外，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3、仙桃文化

2021年4月9日，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部副主任刘辉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顾延生教授等一行五人，在仙桃市文物保护所副所长余立等陪同下，对仙桃市沙湖遗址、越舟湖遗址进行了实地考证，采集了部分标本，确认遗址范围、年代、地层深度，认证由顾延生教授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江汉平原重点地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项目组前期工作中，在仙桃市沙湖遗址及沙湖镇夹河村发现了早期水稻与遗址的关系，通过钻探位于夹河村三组三十号民房前的国家地下水监测孔，在地下6.5米至13米之间，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至9000年人工种植稻谷的成分。专家还对仙桃市博物馆馆藏的新石器时代文物标本进行了研究。

沙湖遗址、越舟湖遗址为距今近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址。沙湖遗址位于沙湖镇尧帮村，1975年开挖电排河时发现，面积约4万平方米，采集有石斧、石锛、石网坠、陶鼎足、陶杯圈足、红烧土、兽骨、兽牙等12件标本。越舟湖遗址位于张沟镇越舟湖渔场，1984年开挖鱼池时发现，面积约6万平方米，当时暴露出灰坑、柱洞、陶窑等多处遗迹，采集有精美的石斧、锛、凿、铲、镞、网坠、陶纺轮、陶片等300余件标本，2008年被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2处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仙桃早期人类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汉汉古城群

江汉古城群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江汉古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和湖北江陵阴湘城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公安鸡鸣城、应城门板湾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1、屈家岭文化

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至屈家岭古代城址前2600年之间。屈家岭遗址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较大，所以将其单独命名为屈家岭文 化。其年代距今约5300～4700年，分布范围较广，西越宜昌但未进入四川境内，北达河南西南部（南阳地区），东未超出湖北境内，南达洞庭湖一带。

根据其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四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区、湘北区和鄂东区，江汉平原是其核心区域。屈家岭文化除了最早发掘的湖北省五三农场屈家岭遗址外，经过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3000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和试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几百处，包括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期段遗址。其中，湖北省境内的有钟祥市六合遗址，京山县油子岭、朱家嘴、宋河长山、永兴泼树龄、永兴周熊湾、永兴周湾、钱场白家岭、三阳贺畈遗址，东宝区百亩畈遗址，掇刀区团林谢家院、萧岗遗址，沙洋县拾回桥萧场、五里铺踏车畈、后港草家湾、后港叶家湾、毛李荆家城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宜都红花套遗址、武昌放鹰台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松滋桂花树遗址、公安王家岗遗址；湖南省境内有澧县三元宫遗址、安乡划城岗遗址、华容车轱山遗址；河南省境内有淅川下王岗、黄楝树遗址等。

2、石家河文化

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遗址中心的谭家岭遗址发现了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城址，该城始筑年代距今五千年左右，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这些新发现为探寻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提供了重要依据。

位于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原结合部的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也是该地区已知最大的史前古城——石家河古城的所在地。有专家认为，早在六七千年前，石家河遗址一带就有人群在此活动，先后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等发展阶段。

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其在距今约5000年开始筑城。此外，在谭家岭遗址的瓮棺葬发现的一大批史前玉器，其琢玉工艺代表了史前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石家河遗址不仅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型城址，也是当时整个区域的政治中心。迄今考古资料表明，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仅湖北省境内就分布着天门石家河、天门龙嘴、石首走马岭、公安青河城等15处城址，大多距今约四、五千年。这一时期，中心聚落石家河进一步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着长江中游向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与黄河流域文化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已知的最大史前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在石家河古城周边已发现17处城址,大体呈半月形分布在江汉平原西北部向低丘过渡地带。

石家河遗址使用年代距今约6000到4000年,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遗址点有40余处,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群,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等共同被学术界认定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古典群书记载中国历史有一段辉煌的“三皇五帝”时期，汉江流域有陕南安康伏羲山、湖北十堰神农架、丹江尧生丹陵、安康舜居妫汭，江汉古城群达30余座，星罗棋布；同期其他区域古城，月明星稀。或许江汉古城群是三皇五帝的都城和卫星城，因为这里有三皇五帝争霸统一的对象：蚩尤、共工、三苗、巴蜀。距今四千年前，江汉古城群均遭大洪水毁灭，大禹治水难能复建城群，尽管中原有夏代城址陕北石峁、晋南陶寺、豫北二里头，但夏启建立的家天下只能偏居中原一隅，很难统一全国公天下，因此夏代考古历史模糊。而三皇五帝考古历史清晰，却是黄河流域无人愿意、长江流域无人胆敢认可。

中国古人类大部族群由长江汉水上游向中下游发展，大洪水以后，又由长江汉水下中游向上游撤退。继之，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8座古城，距今约4500年—3700年。成都平原古城址群自上世纪90年代陆续被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期，随着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成果的发布，神奇璀璨的文明，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

襄阳凤凰咀古城遗址，位于汉江中游、南阳盆地南缘，行政区划隶属于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前王、闫营两村，遗址核心区域面积达14万平方米。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平面呈近椭圆形，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外有一条护城河，河宽30到40米，顺着地势而建。

根据当地农民在耕田时发现的石斧、石铲、石锛、瓮棺、陶器、纺纶等文物，考古人员分析，凤凰咀城址第一期修筑年代应该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第二期修筑年代应该不早于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址周边分布有若干小型遗址，年代大体与主城址一致，应该是城址的附属聚落群。

面积约2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左右，包含较多红烧土，地面采集有石斧、石锛、石刀、陶片等。该遗址对于研究襄樊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2021年3月28日，经过7个多月的考古发掘，湖北襄阳市襄州区凤凰咀遗址发掘出一段古城墙和护城河，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少量玉器。

铭文中有“华胥氏”“包羲氏”“芒氏女皇”“中黄椎”。

陕南安康市伏羲山(海拔1124米，汉滨区、平利县临界)，位于汉水上游南岸巴山北坡坝河下游，古代典藉对此伏羲圣地的记载如下：

1、《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伏羲山是西南之首巴国的发祥地，其山有大皞包(相传为伏羲葬处“羲皇陵”)、咸鸟山、厘民沟、照毕山，与记载一一吻合。

2、《逸周书◎殷祝解》:“昔大帝(原注“大皞”)作道，明教士民。”《汉书》:“有蛮夷曰道。”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有作道。”伏羲山区世代承传“伏羲作道”五千年的“巴巫蛮道”，至今仍受当地百姓信仰。这是连绵不断承传伏羲文化的“活化石”。

3、《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伏羲山西南部平利县老县镇“盘龙殿”遗址曾出土春秋时期巴人宗庙编钟。这是考古发现最早一座“龙名”伏羲殿遗址。

4、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战国时期)曾记载他《远游》亲历大皓伏羲山、比邻东部伏羲佐相句芒丫角山(海拔1001米，汉滨、平利、旬阳三县区临界山):“吾将过乎句芒，历大皓以右转兮。”这是最早记录名人游历伏羲圣地。

5、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时期帛书记载:“曰古熊雹戏，出自雷足，居于雚奚。”伏羲山区有熊洞沟、熊家古院；雷鼓台、雷泽三叉河、雷神殿、雷家古院；《明一统志◎汉中府》:“女娲山(与伏羲山接)在平利县(老县)东三十里，灌溪河发源此山。”这是最早记载伏羲出生、居住地。

6、战国史家集体所著《世本》:“女氏，天皇封弟埚(左王右呙)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其后为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鸠、女方，晋有女宽，皆其后也。”汉高祖刘邦命大臣陆贾所著以史为鉴资政《新语》:“女氏，天皇封弟埚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汝皇。其后为女氏。”伏羲山比邻东北部旬阳县吕河镇女(汝)皇山(上有女皇庙遗址，由古称汝水的坝河(今中游支流仍名汝河)串联，汝水从伏羲山东脚拐弯经女(汝)皇山南脚而流，水北为阳。这是最早记载伏羲兄妹所处地理位置。

7、《史记◎封禅书》:“闻昔泰帝(原注“太昊”)，兴神鼎一。”《孝武本纪》:“闻昔大帝(原注“伏羲”)，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伏羲山南部平利县有海拔1000米的“玉鼎山”，主峰有“泰皇大帝伏羲庙”遗址，内有古代白色石鼎一尊。这是最早呈现伏羲兴国统天下之神鼎。

8、唐代历史地理书《十道要录◎山南西道金州(今陕南安康市)》:“有伏羲山。或曰抛铰之山，焚香气必合于此山。”这是最早记载伏羲山及其香火旺盛。

9、北宋《太平寰宇记》:“金州安康郡，今理西城县，有伏羲山。”北宋《元丰九域志◎金州》:“西城，有伏羲山。古迹，西城本妫墟(虞舜帝居妫汭)之地，伏羲山。”南宋罗谧《路史◎女皇氏》:“女皇氏立，治于中皇山之原。”其子罗萍注:“山在金州之平利，所谓女娲山也，与伏羲山接，庙起，伏羲山在西城。”这是两宋史地著作再三肯定坐实伏羲山所在地。

10、当地忌讳直呼老祖先伏羲之名，尊称高王山、高皇山。明清时期，《安康县志》：“高王山，在城东六十里，上有高王庙故名。”《平利县志》：“高皇山，在县西北交安康界，孤峰高耸，以上有高皇庙故名。”这两个名称也是独特。

中央电视台两次到安康伏羲山采录播出，新华网四次发消息推介安康伏羲山文物。

在介绍商洛夏代文化之前，先探根求源介绍一下商洛花石浪旧石器时代遗址、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

1、花石浪旧石器遗扯

花石浪遗址是距洛南县城北5公里之县河、石门河、洛河三段交汇的夹角村东河花石浪。在花石浪东面的山坡上，有一个高约4米、宽约2米，洞深8.8米，面积20平方米，洞内堆积有3层古人类居住面的普通小洞。

花石浪龙牙洞洞穴遗址最初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遗址范围包括龙牙洞内部以及洞外附近南洛河及其支流石门河二级河流阶地坡积物部分。

龙牙洞为发育在石灰岩山体上的裂隙型深洞，洞内面积约20平方米。1995年至1997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区文管会及洛南县文管会连续三年的发掘清理证实，龙牙洞遗址是一处罕见的、保存基本完好的、内涵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以热释光测年法测定其文化层堆积的时代为距今约50万年—25万年间。

花石浪龙牙洞遗址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迹及遗物，它们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洛南猿人臼齿化石、生活活动踩踏面、用火遗迹，及部分生活在水里的两栖哺乳动物牙齿化石、以及熊猫、大象、熊、犀牛、貘、河狸、鹿、野猪、牛等二十余种哺乳动物和鱼及龟化石。除此之外还出土有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制造的石制品约6.5万件以上，这些石制品多以取此于河边的石英岩、石英岩和石英等砾石为原材料打制而成。类型有石核、石片、打制石器形成的断片及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工具。

花石浪龙牙洞遗址是我国北方最靠南的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遗址，填补了秦岭山区旧石器时代的空白，对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早期先民的经济和生活类型以及第四纪以来的生态环境变迁等课题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001年7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五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

2、紫荆新石器遗址

商洛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丹凤巩家湾、商南过风楼、柞水高塬等，选其重点介绍商州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商州城东南约7公里的紫荆村北,丹江以南的二级阶地上。现存面积10万平方米。

1977年7月，首次发掘揭露面积1460平方米,发现遗址窖穴(灰坑)160个,陶窖4座,墓葬38座,出土陶、石、骨、角、蚌等质料的器物2000余件。

1982年,对紫荆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资料及出土文物今存西北大学)。紫荆遗址文化堆积内容丰富。根据地层堆积和已出土文物情况,紫荆遗址文化类型大体可分为以下五期:

第一期为老官台类型的前仰韶文化。文化面貌的特点是,灰层薄,包含物少,此类文化遗存被迭压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堆积层之下。出土陶器主要有圆底红带钵、圈足碗和三足器等。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外红内黑,器表多饰粗绳纹。

第二期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第三期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此两期文化面貌基本与西安半坡文化遗存相似。出土的陶制钵、盆、碗、罐、瓮和尖底瓶等,同半坡博物馆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但又具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点。墓葬均没有随葬品,也未发现葬具,表明紫荆先民当时的埋葬制度与关中半坡文化类型不同。

第四期为龙山文化遗存,出土文物相当丰富。陶器主要有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器型有豆、鬲、甑、盆、罐、瓮等。罐又分为高领罐、鼓腹罐、三耳罐等。纹饰主要有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光面陶。这些器物较多地表现出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特征，同时还包括来自湖北的屈家岭文化及河南的庙底沟文化、二里头文化，甚至还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第五期为西周文化类型,出土的代表器物有豆、鬲、盂、尊等。除陶器以外,尚出土有大量的磨制器,计有斧、锛、刀、凿、镞、球、环等。

紫荆遗址的初步发掘，为研究仰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相邻地区诸多原始文化的交流、影响、融合等提供了难得的科学资料。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东龙山夏代遗址

商洛东龙山夏代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城东南在丹江北岸阶地上，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米。采集到少量夹砂红陶、褐陶、灰陶和泥质灰陶片。纹饰有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器形有罐等。属仰韶文化及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2006年05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商洛东龙山遗址已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房址15 座、灰坑221个、墓葬75座，出土一批夏商周时期的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和碎铜器，分别测定了夏与商的分期和商与周的分期，已被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列入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

尤为重要的是，在遗址上部的发掘中，发现了40余座夏代早期的墓葬，其出土器物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在考古学术上填补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它将被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东龙山文化。这一发现，还可为古商国的起源以及商族始祖的活动提供可贵的资料。

嶓冢山又名汉王山，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境内。在《山海经》中有记载：“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流注入沔（汉水古之别称）。”在《尚书·禹贡》中也有记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也就是说，嶓冢山代表着汉水的源头。汉水也是“汉中王”刘邦建立汉朝的发祥地，因此源头嶓冢山亦称“汉王山”，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现如今的许多名词——“汉族”、“汉语”、“汉字”、“汉学”、“汉文化”，都是因为有了汉朝才定型的。

《孟子·滕文公》：“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民无所居，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使禹治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

在嶓冢山绝壁千仞的悬崖半腰，赫然出现一个石牛洞，洞里有尊如卧牛状的钟乳石，石牛身下一线清泉淙淙流淌，这里就是汉水的源头。石牛背上有八个文字，被称为“禹迹天书”。有人便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推测：

首先第一个字——歪歪扭扭，如“风”似“浩”。根据中文“风”的含义，为鸟飞翔，后来演化为凤字旁，里面为云气、为虫的造字。所以，“风动虫生”故字从“虫”。“浩”的含义，它为水为声，广远浩瀚之意。

第二个字，笔画拥挤不堪，勉强看出它如“氣”似“范”。“气”在中文里，为三清之气，在天为明，扩散飘逸自然之气流，在地为万物。“范”在甲骨文缺失，不过在金文中，指的是王者身边持香草祭祀之人。

第三个字笔画简单，却潇洒肆意，似“长”如“永”。“长”在古文中造的较多，有长发飘逸拄杖老人的含义，象征着精神。“永”，其实“泳”的本义，就是河川分出众多支流。

第四个字潦草不堪，让人分辨不清，只能看出它如“在”似“存”恍“留”。“在”在甲骨文中没有解释，在金文中，表达的是有屋有居，表示存活，指的生活空间。“存”在甲骨文中也缺失，在金文中属于有子孙的意思，指的时间上延续。而“留”在古文中，也表示了停留的地方，非常有趣。

第五个字似“皇”似“王”。古文中，“皇”就是王，头顶的白，就是闪光的王冠。而“王”字，与天与土与斧相关，代表开辟土地。

第六个字笔画飞舞，形象的汉字更多，如“盖”似“之”恍“者”。首先，“盖”在古文中为护罩的意思，它的下面有盒，本义为香草遮盖屋。“之”原本的意义更直接——出生、滋长，表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者”在古文中意义就多了，与火、与木、与日与口等有关。相当于“这”“那”。

第七个字形象明确：为“昆”。“昆”字上面一山，下面日月，意为山比日月高。

第八个字也很明确：为“斋”。“斋”字在甲骨文中代表“仑”，有商讨的准则，梳理的条理与伦次等意思。

根据整合，八个字分别为风，浩；范，气；长，永；在，存，留；皇，王，帝；盖，之，者；昆；仑。最后的组合：浩气(长永)(在存留)，(皇王帝)(盖之者)昆仑。风范(长永)(在存留)，(皇王帝)(盖之者)昆仑。在表达的所有意义中，“浩气长存，帝盖昆仑”与“风范永留，帝之昆仑”最合适。

笔者释读为：“浩气永留，皇盖昆仑。”《说文》：“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水经注·沔水》：“《山海经》：‘漾水出昆仑西北隅’；《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此“昆仑”与“嶓冢”实指同一山。因为这是大禹遗留的记功摩崖石刻，意思是：决汉水的浩大气魄，巨大盖世之功，留著昆仑（嶓冢）。

陕南汉中盆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基本上发现于城固县和洋县两县境内，故称之为“城洋商代青铜器群”。自上世纪50年代至2004年，当地已在19个地点发现青铜器33批。“城洋商代青铜器群”基本上是群众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偶然发现，发现地点多为岸边地势较高的台地，集中在湑水河下游的两岸，流经两县的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也是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地方。目前，城洋地区发现和征集的青铜器计有七百余件。

《周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祀与战争，为国家大事。“城洋商代铜器群”文化类型与“三星堆文化”同类，巴山南北同属“巴蜀文化”。三星堆青铜器群以礼器为主，更多的是玉器、象牙、金饰等宝贝财富。而陕南汉中市东部的“城洋商代铜器群”，不仅有大量礼器，而且还有众多兵器，礼器“牛首青铜面具”铸有“王”字，显然具有“王权”的尊严权威。笔者认为：三星堆是西南巴国的后方文明中心，“城洋商代铜器群”是西南巴国的前线指挥中心。

殷商两周时期，安康是秦巴汉水巴人活动的集中地带，即《尚书*牧誓》所载“牧誓八国”主力基地。巴人是三皇五帝的后代，继承大同共产公有化、禅让选举民主化、全民皆兵军事化，巴师劲锐，英勇善战，战争的动员能力、保障能力、攻防能力三强悍。

1986年出土于陕南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的《史密簋》93字铭文:“唯十又二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敛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丕陟，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率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釐伯、僰、姬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永其宝用。”

《史密簋》铭文大意是：建子夏历十二月，周王命师俗、史密：“到东方去征伐平叛，联合南方夷人，与本部卢族、虎族从征。”因为东方的杞夷、舟夷、雚、丕陟，纠合一起举行叛乱，大规模进攻西周的东方国家齐师及其所属族徒和遂人，并抓走了边疆封吏图、宽、亚。于是，师俗率本部卢族，会合东方齐师及其南部的部族和遂人，为左翼攻伐长必；史密率领本部虎巴族，联合汉南龙巴庸族釐伯、蛇巴濮人僰族，宗姬周族巴子爵，为右翼攻伐长必，并擒获上百名俘虏。受到周天子的嘉奖。为了光耀其荣宠，乃为其父乙伯做了件尊簋，世代流传显耀。因为汉水巴人仅助文武成康，而与昭穆宣幽为敌，所以，《史密簋》应属周康王时期遗物。

随州两周铜群

1、鄂侯铜器

2007年11月，因犯罪分子盗掘古墓未遂，考古工作者在安居羊子山墓地抢救性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里面出土一批青铜器。

它们造型瑰丽，纹饰独特，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器物上“噩侯”的铭文，说明此墓为西周早期噩国的墓地。

“噩”在古代文献中写作“鄂”，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部族，殷纣王时，鄂侯位列三公，因九侯被醢，也就是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争之疆，辩之急”，亦遭纣王“脯”刑（把人做成肉干的酷刑）。

西周早中期时，噩是周王室统御南方的主要支持力量；但到了厉王时期，噩侯联合淮夷、东夷反叛周王室，但最终被周王的“西六师、殷八师”打败，并“勿遗寿幼”，可谓斩尽杀绝，噩国就此灭亡。

2、曾侯铜器

为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40周年，位于湖北省随州市的随州博物馆近日推出了“早期曾国·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展览。300余件珍贵文物首次集中展出，更加清晰地阐述了曾国（约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至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共计７００余年）的早期历史脉络，让曾侯谱系逐渐明朗。

经专家考证和考古证明，曾国即《左传》等文献所说的“随国”，属“一国两名”。随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故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国君始祖为西周建国重臣南宫适。曾国存在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

近十年来，湖北随州不断有关于曾国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叶家山和文峰塔曾国墓地，出土珍贵文物15000多件，新发现的曾侯就有6位之多，包括曾侯谏、曾侯犺、曾侯舆等。目前，曾国铜器铭文中名号明确的曾侯已有10位，困惑学术界长达30年的“曾随之谜”得以层层剥开。

曾任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总领队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介绍称，2011年和2013年，考古专家先后两次发掘叶家山墓地，共揭露面积8700平方米，发掘140座墓葬、7座马坑，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漆器及象牙器等器物6000余件（套）。这些文物不仅保存完好，而且组合和共存关系明确。考古发现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3年，在曾国的旧域随州的曾国墓地出土曾侯与钟，上面铸有铭文，说“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公与曰：伯适上通，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毖淮夷，临有江夏。”用现代的话大意为：南宫适得到周王的重用，辅佐文王和武王，参与伐纣之战夺得了天下，于是，周王派遣南公到南方，营建城址，统治和警戒淮夷部族，监视江夏一带的蛮夷方国。很明显，南宫适是曾国的始封者，其职责是谨防淮夷集团和监视江夏一带的蛮夷方国。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曾公求、曾侯宝和曾侯得三组曾侯墓葬及其车坑、马坑及相关不同级别贵族墓的发掘，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构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国历史材料。

枣树林墓地铜器铭文，涉及曾国族系、官职、音乐，以及昭王南行和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理解春秋时期南方地区诸侯国政治、文化、科技的重要资料。墓地布局清晰，随葬品组合较为完整，对研究东周曾国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大量青铜礼乐器对深入探讨周代的礼乐文化面貌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介绍，这批墓地发现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近1150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不仅保存较好而且价值极高。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项目负责人郭长江介绍，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郭长江说，曾侯墓葬至少应为七鼎六簋，夫人墓为五鼎四簋。墓地出土铜器2000余件，其中铜礼乐器近600件。发现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近1150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部分墓葬保存条件较好，在现场文物保护手段的支持下，较为完好地清理出棺椁、漆器及兵器杆柄等有机质文物。

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和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郭长江特别介绍，出土的芈加铜器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等，充分证明曾即为随，从而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曾随之谜”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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