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墨迹资料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前碑〉

建宁二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宁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隶书，无额，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山东曲阜孔庙。〈史晨前后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清方朔以为〈晨史碑〉"书法则肃 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此本"秋"字完好，为明拓精本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史晨碑》:"此碑笔姿古厚朴实，端庄遒美，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出东曲阜孔庙，建于孔子逝世的第二年， 即公元前478年。随着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孔庙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是占地21.8万平方米，包括三座大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五十四座门坊的建筑群。它收藏历代碑刻二千多块，成为仅次于西安碑林的全国第二大碑林，是全国四大碑林之一。

秦汉简牍概述

所谓“简牍”，是“简”和“牍”二者的合称，二者都是我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的书写材料的名称。既然同为书写材料的名称，何以有“简”、“牍”名称的差异呢？

首先，是由用于书写的材料本身有性质的差异造成的。一般说来，所谓“简”，是竹质的书写材料，是用竹子截筒，剖以为片制成的。故“简牍”之名，首先是由“竹简”、“木牍”的合并简省而来。

其次，“简”与“牍”也存在形制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作简的竹片比较窄，大都只能写一行字；而木片制成的牍，则比较宽，可以写多行字。因此，竹简与木牍，也存在形制上的大小与宽窄之分。不过，上述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有时竹简也有比较宽的，可以写两行字；简也有用木制成的，称之为“木简”。只是这些都是比较少见的特殊情况，一般说来，“简”与“牍”大都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异。

制作简牍的材料，除竹简系用竹子外，木简、木牍，有用柳木者，秦简《司空律》即有此记载；《汉书·路温舒传》谓以“蒲柳为牒”。根据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其木质多为毛白杨、水柳、红柳和云杉等。简牍的外表形式，首先表现为简牍有长、短不一的不同规格。根据已经出土的秦汉简牍，最长的简牍为三尺;中等长度的简，一般是秦汉尺二尺四寸长，约合今56厘米左右；短简的长度大都为秦汉尺一尺，约合今23厘米左右。间亦有八寸简，约合今18厘米。用以书写诏令的简牍则用长简。用以书写法律条文的简牍也是比较长的，历谱也有用三尺简牍书写的。用以书写经书的简牍也比较长。

短简，一般为秦汉尺一尺长，也有短至八寸者，如有抄写〈论语〉的简长八寸；更有长尺六寸的简；一般用于写书符、传。然而从出土情况来看，一尺长的短简极为普通。这种短简，多用于书写一般文书和书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称书信为“尺牍”的习惯。

简牍文字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一般说来，有皇帝的制诏命令，有各级官府的文书，有各个不同部门、单位或机构之间往来的公文、信札，有官府的各种名册、簿籍，有各种不同的法律条文，有形形色色的契约，有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身份证或通行证，有医药处方，有日历记录，有官府保存的档案，有财物登记，有殉葬物登记，有各种古籍的抄本，有大事年表，有官府的布告，甚至还有私人的信件。

以各级官府的文书来说，在简牍中又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制书、诏书、敕书等属于中央政权的文书；有府书(大守府下达或批转的上级文书)、檄书(用于征召、晓喻和申讨的文书)、应书(下级对上级询问的回信)、牒书(主要用于与人事有关的任免、审讯及选举等的文书)、爰书(用于记录同法律审讯有关事宜的文书)、举书(有调查报告书的性质)、遣书(它不同于墓葬中记载陪葬物的“遣册”，多为委任与派遣低级官吏的文书)、报书(有判决书的性质)、疾书(说明戍卒健康状况的文书)、治所书(专指某一地区的文书而言)；别书(用以分别是非曲直的文书)、吏宁书(指官吏的探亲申请书及批准书之类)、行亭书(指边塞地区带有通行证性质的特殊文书)、变事书(关于提出建议及意见之类的文书)等等属于地方各级官府之间的文书。

河西地区的主体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东西走向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北侧是腾格里大沙漠。祁连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节性径流滋润着走廊地区的低地，形成了富饶美丽的绿洲。戈壁绿洲干燥少雨多风沙，相对严酷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保护古代遗物的良好环境。

西汉武帝时期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长期威胁，出兵河西屯边、屯田，随着汉代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出现了大量的简牍文书，这些文书在河西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得到良好的保护。今天，河西地区成为了中国古代简牍最丰富的蕴藏地之一。

河西汉代简牍的最早发现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1906—1908)，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得汉简70五枚，其中有纪年简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10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西北科考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一万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夏鼐、阎文儒二先生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遗址发掘得到汉代简牍四十九枚，并考证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便是汉代的玉门关。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内汉代时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汉简二万余枚。这批简中纪年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

一九七七年，嘉峪关市文管所对位于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清理，获得汉简九十一枚。

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当年斯坦因考察时未登录的烽燧。经发掘获得千余枚汉代简牍。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汉代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自一九九○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三年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坞、舍、厩、仓等组成的悬泉驿置建筑遗址，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虽然宽窄不同，书写时有单双行之别，但长度都按照汉代一尺制作，长23厘米左右。

河西地区汉代的墓葬与中原地区丧葬观念及制度相同，但气候干燥，土质透气性好，更利于简牍、丝绸等各种随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汉代墓葬中也有简牍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八号墓出土了木简十枚，内容为汉帝抚恤老人，赐予年高者鸠杖的诏书。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号墓发现了汉代“仪礼”简四六九枚，共有九篇。墓中“仪礼”有三种本子，其中，甲种七篇398枚，长56厘米、宽0.75厘米，相当汉尺的二尺四寸，是汉代抄写六经时规定的简牍长度。

一九七二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部门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滩坡的汉墓中清理出了一批医药简牍，有简78枚，牍14枚，共计92枚。简长23.2厘米，折汉一尺，属尺书。医药简有二种形制，一种宽度为一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0.5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宽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两面墨书，个别有残损。每面一般书写两行或多至六行的。这些医药简牍是用隶书或章草书写的，书体极富特色。因此它不仅是珍贵的古代医方资料，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县重点文物时，新华乡缠山村民袁德礼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诏书令”简册，现存26枚。

一九七一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谷县汉墓中发现23枚木简。简长23、宽2.6厘米，松木制作，每简书两行，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连编成册后书写。简文整齐分为三节，可清楚地辨认出整齐秀丽的八分体字，但是大部分简牍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古墓群中的一号墓中发现竹简四80余枚。竹简浸泡在棺液中朽腐严重，已发黑色，简文字体漫漶。竹简有二种形制，甲种长27.5厘米，宽0.7厘米;乙种长23厘米，宽0.6厘米。

墓葬出土的简牍与河西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相比较，墓中随葬简牍的长度因简的文体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内容是墓主人认为值得永久珍藏的诏书、律令、经书及医药方等。简牍的书写人都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又是精心抄录，每枚简牍的每一字都凝聚着时代特色。

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河西简牍以丰富、翔实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创建隶书的流行说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此始用之初也”(《宣和隶谱·叙论》)。隶书书写方便，利于民众。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致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

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篆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的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不仅有古隶体精美的天水放马滩简、敦煌与居延也有西汉古隶的简文。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资料，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为《广世舟双楫》)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也有主张“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达到成熟阶段”(王靖宪《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这是书法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西汉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的例证。近年新发现的悬泉简牍，从结体用笔等方面，明显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武帝太始年间已产生。这对书法界流行的隶书西汉晚期说、东汉说是重要补正。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梁武帝萧衍《草书状》)，也就是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书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见于张怀瓘《书断》：“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张怀瓘《书断》)一种是东汉章帝时作章草。(宁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述书赋》)上述文献记载，使书法界受到较大影响，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河西简牍具体表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来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再现其本来面目，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河西简牍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简牍书艺上“八字”特点，是因特有的时代、军事使命与生存环境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简牍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时代与地域是汉代简牍形成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河西简牍所出土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着力经营之处。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常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们的勇敢无畏和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在远古时代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文字图形、表达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的第一位书法家。如果没有第一位的创造，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汉字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斜与正、巧与拙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河西简牍书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形成了河西简牍书艺的特征，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使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线条。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也是通过线条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露。中国书法通过变化无穷的线条，把中国近万年的书法史，描绘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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