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国立江苏医学院✅

校庆八十五周年系列

抗战中的国立江苏医学院

1934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今南京医科大学）创立。三年经营，初具规模，然适逢抗战，学校被迫西迁。1938年，学校在湖南沅陵与南通学院医科合并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一路经湘贵、入川渝，在战火中培育医学亟需人才，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组织空袭救护队和流动医疗队，为医学担道义，为国家安太平，走过了一段负重奋进、可歌可泣的办学历程。

一、国立江苏医学院在战火中成立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日军依靠军事优势一路南下。10月下旬，淞沪会战日益吃紧，首都南京危在旦夕。身处南京第一后方——江苏省会镇江的省立医政学院师生也更加迫切的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威力，积极行动起来组织“重伤后方医院”，救治患病负伤的抗战军民。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公开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揭开了中国抗战西迁的序幕。

1937年11月，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因战事主动辞去省立医政学院院长一职，由胡定安继任。11月23日星夜，学校大部分教职工与135名医科学生以重伤医院名义，乘船溯江而上，由江西至武汉，又转道长沙，后沿沅水直抵沅陵，借用湖南省立初级油漆学校房舍[1]，并临时搭建了十余间茅草屋上课。时值秋冬之交，天气陡然转凉，多数学生出发时没有带冬衣，甚至连换洗的衣袜都没有；加之家国路远，战争方殷，家中音信全无，学费生活费均无着落。师生一路风餐露宿，备受艰辛，所幸人身及随身物资安全无虞。迁校过程中，“移出之图书凡1200余种，各教室及附属机关仪器标本等2600余份，药品卫生材料及试药等2000余份，其他车辆、公文、运动器具等不与焉。”同时，院刊《战时医政》在烽火中公开发行，期刊倡导医政理想，主张以“政”统“医”，“在战时尽量发挥宣传力量，尽量提出公开商讨，尽量力谋精诚团结，尽量调整医事人才和医务工作”[2]，力主高效能地开展战时救护和战区防疫。

战火纷飞之际，以第七重伤医院名义西迁衡阳的私立南通学院医科与迁校沅陵的省立医政学院同感经费拮据，办学困难，经教育部统筹并报请最高国防会议通过，1938年8月9日两校在沅陵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自此，学校实现了由“省立”到“国立”的转变。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全国共有国立医学院校（含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或医科）7所，另有国立医药、牙医专科学校各1所，省立医学院校8所，私立医学院校14所[3]。江苏医学院入列“国立”，实属难能可贵。不久长沙会战，沅陵地处前方，偌大的湖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被迫于12月迁址贵阳，临时借用贵阳达德学校校舍继续上课，尽可能使教学活动不中断。1939年1月15日，胡定安在贵阳正式就任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当时，贵阳上空时有敌机空袭。据35级医疗系校友冯伯昕回忆录《抗战八年来生活之回顾与今后》记载，39年2月4日，贵阳空袭警报响起，正在上课的他和同学们急忙躲到东城门下。“轰然一声，满城大火，魂魄几为之失”。当日，城中被炸死者488人，轻伤不计其数。学校两架高倍照相显微镜被烧毁。1939年初，学校接教育部命令，复迁重庆北碚池角荡（后更名“苏医邨”）。师生在日军轰炸和炮火硝烟中先后分批抵达，5月下旬正式复课。至此，国立江苏医学院在重庆开启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办学历程。

二、北碚嘉陵江边的“苏医邨”

1939年3月6日，国立江苏医学院在重庆枣子岚垭47号设驻渝办事处。同月23日，勘定重庆北碚为新院址，并购下北碚医院（今重庆第九人民医院）为院舍，办事处则移至重庆纪明坊3号。4月14日，学校停课迁往北碚。北碚位于重庆市城区西北部，抗战时期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浓郁的文化氛围、优良的环境卫生而名扬四方。北碚能有如此成绩，与民国一位人物有莫大关联；而国立江苏医学院意愿迁址北碚，顺利实现办学，此人也功莫大焉。该人就是卢作孚。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毛泽东曾赞誉近代四位实业界人士，其中之一即为卢氏。卢氏先后主持峡防团务局、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办实业、重教育、兴卫生，在北碚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抗战期间，北碚云集了上百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单位。1939年5月14日，胡定安院长以国立江苏医学院名义致函嘉陵江三峡乡村实验建设区署：“案查本院奉令迁移，商购北碚地方医院房屋为院舍，已经迁入办公，并定本月二十二日在新院舍开课，除呈报并分函外，相应函请。” [4]主要函请对象就是卢作孚及其时任署长的弟弟卢子英。事实上，学校除商购土地外，在开办护士学校、实施卫生教育、开展卫生防疫、举行公开活动，都得到了卢氏及其辖管区署的大力支持[1]。

【目前发现的涉及国立江苏医学院在重庆北碚办学的档案资料较少。据不完全统计，重庆档案馆现存18份有关文件资料，其中“国立江苏医学院迁移新址办公的函”、“告知中国育婴保健会免费诊治的公函”、“函请三峡村实验区署建设细菌检验队”、“请北碚管理局备案护士学校”、“关于担任北碚中国西部地方病调查所理事的邀请函”、“关于国立江苏医学院救护队向实验区署申请医务用品的函”、“1947年回迁镇江时的房产委托”、“函请区署为百姓免费注射疫苗”、“三峡乡村实验区拟请各部与国立江苏医学院合作以推进地方卫生事业”、“向北碚管理局申请准予演出《天长地久》话剧”等10份档案均与区署及卢氏相关。】

奠基石（现存重庆第九人民医院）

在地方政府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国立江苏医学院逐渐在北碚安定下来。师生以医学专长服务人民大众，加之学院房屋矗立在嘉陵江边，人们亲切称之为“苏医邨”。学校安顿后，开始改组机构，完善规章。院长直辖人事组与会计室，其余院务分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掌管。教务处下设注册、出版两组与图书馆；训导处下设生活管理、课外活动、体育卫生3组；总务处下设文书、庶务、保管、出纳四组。学校接着又组建了附属医院、附设公共卫生事务所、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以及寄生虫学研究部等机构，颁布实施了《组织大纲》、《学则》、《会议规则》、《各处室院班章则》、《教职员聘任服务请假章则》、《学生遵守规则》，筹建各种委员会，并形成《各种委员会暨其他章则》，使办学于法有据、有章可循。战时迁移，罔顾事业；一旦安定，痛定思痛。1940年，胡定安院长面对战时学校的发展曾提出如下设想“本院成立于危难之际，迁徙于艰难之中，阅时一载，院基始建。此后应如何致力于战时医育，为抗战建国尽其本位一份子之责；进而为新医学开一新纪元，以福利世界人群。是在承先启后，发扬蹈厉，精勤不懈，迎头赶上而已。”[5]可谓用心良苦。

三、培养战时亟需医学人才

抗战军兴，救护工作和医疗防疫因专门人员的缺乏而举步维艰。据统计，截止1939 年3月，全国计有医师9837人，牙医师287人，药剂师468人，助产士3878人，护士4927人；另有外籍医师约400人，护士约100人。专就医师一项而论，平均每4.6 万人对应1 人，可见医卫人才是何等的匮乏[6]。国立江苏医学院以培养战时亟需人才为己任，一是“培植适合国情能在公医制度下尽职之医师”，能够“深入民间……服务前方或留在后方从事救治负伤将士者”；二是“培植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医政人员”“本院之教育宗旨，不惟欲作育临床专科医家，抑且欲造就能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先锋生力军也”；三是“完成医政各级佐理人员之训练”，“佐理人员中之护士助产士无论矣，即其他应急需之检验技术人员，助理护士，药剂生等，亦有加紧训练之必要”；四是“培养师资，并养成致力研究高深医学学术之风尚”，“百年树人，宜早为之计”，主张从根本上提升医学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5]（45-46）。为加快战时医学人才培养，学校起初以举办医本科为主，1939年10月接教育部令，开办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的护士助理职业训练班。1941年，筹办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奉教育部令增办卫生教育专修科，并为边疆学校代办卫生教育专修科。1944年3月，教育部核准举办高中毕业为起点、学制六年的医本科。同年7月，教育部批准增办初中为起点、学制六年的医学专修科。简要列表如下：

所设专业

招生起点学历

学制

备注

医本科

高中毕业

六年（原为五年）

重点培养临床专门人才

医学专修科

初中毕业

六年

重点服务农村和城镇

护士助理职业训练班

初中毕业

一年

适应战时需要，后成立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卫生教育专修科

不详

三年

为边疆学校代办

战时办学条件艰苦，没有电灯、自来水和温饱生活，却有敌机轰炸和生命之虞。师生在艰难的生活中振奋精神，刻苦学习，嘉陵江畔的船夫曲与苏医课堂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时的一景。学校尽可能组织好课堂教学，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衔接。“苏医学生的生活是紧张的，是刻苦的，是严肃的，同时也是自由而愉快的”，学校组建了篮球队、排球队、网球队，举办假日郊游、游泳划船等文体活动；此外还协同周边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国文、英语演讲比赛，学生德、智、体、能得到全方位培养和锻炼。截止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立江苏医学院共培养各级各类人才451名，其中研究生2人，医本科373人，卫生教育专修科12人，护士64人[7]。许多学子后来成长为医学名家和专门人才，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国寄生虫学开拓者赵慰先，中国第一本细菌学专著——《医用细菌学》的编撰者陈少伯，中国第一部黑白组织胚胎学图谱的编写者蒋加年，连续层次解剖法的开创者姜同喻，国家一级教授、双气囊三腔管创制者仲剑平，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并担任医疗队队长的刘正确，美中医学科学中心会长、中国驻美联络处和大使馆医学顾问高景泰，等等，均是国立江苏医学院时期进校学习的。

四、推进战时医学科学研究

国立江苏医学院自成立之日起，即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并明确写入了《组织大纲》。这与胡定安博士留学德国，深受“洪堡精神”熏陶，注重科学探究不无关系。1940年，学院迁址北碚办学甫定，胡氏在《本院之将来》就谈到：“战争足以阻止学术之进步，虽为一般之事实，惟吾人之抗战，为维持宇宙间之公理，世界上和平，人类间道义……残暴之倭寇，果能阻止我学术之进步乎？！”[5]（45）胡氏的自信与期望，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学校名师荟萃，有着良好的科研人才储备。当时学校有国民政府部聘教授，中国寄生虫学奠基人洪式闾；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奠基人，后任南京医学院、山西医学院院长的邵象伊；国家一级教授，著名解剖学家王仲侨；卓越的儿科学家，后任南京医学院院长的颜守民；著名药理学专家，后担任青岛医学院院长的徐佐夏；当时被载入美国科学名人录，后为浙大药学系、医学院重要创始人的孙宗彭；国际著名生理学家，后任（台湾）中国研究院院士的方怀时，等等。可谓人才济济，于斯为盛。二是当时国内西医研究的落后。“我国新医学之输入，迄今数十年，在全世界医学上尚无相当地位……欲求一完好之专门著述，几等于零，后进进修，除借材外籍外，别无他法也。故医学之落后，一则因为学术环境，未经建立之所限。一则为吾人不能在学术上各尽其努力之表征。”医学研究十分落后，亟待加力追赶。三是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希望“贤明教育当局，及海内贤达，予以匡助，使本院将来成一最高医学学府。”[5]（46）如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前任院长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无论出于私交还是公益，对学院事业大力襄助。

第一篇自然杂志封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渝，难民大量涌入，加之日军的封锁和轰炸，物资紧张，药品奇缺，流行病和疫病盛行。后方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前线战场。为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发展我国预防医学，胡定安、洪式闾、邵象伊、褚葆真等教授集议，发起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此议得到了翁文灏、朱家骅、陈果夫、金善宝、潘公展、茅以升、罗家伦、竺可桢等先生的赞助。1941年5月17日，研究所正式成立，由胡定安院长任总干事，下设四部九系。1942年7月，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医学研究所。同年8月，医学研究所成立寄生虫学部，由部聘教授洪式闾任主任。1947年，奉教育部令改组为寄生虫学研究所。

预防医学研究所和医学研究所成员积极开展医学研究，实施寄生虫田野调查和现场诊治，开展中国人血型统计和研究，探求雄黄、马齿苋等传统药物治病机理，研发中成新药。1945年，寄生虫学部李非白教授、杨复曦技师的论文《蠕虫透明标本制作新法》（AMedium For Mounting Parasitic Helminth）发表在《自然》杂志第156卷上。不仅如此，预防医学研究所还研制出牛痘疫苗、霍乱疫苗以及霍乱伤寒混合疫苗，为解除民众疾苦、突破日军物资封锁作出了突出贡献。1942年8月，寄生虫学部成立之初即招收研究生，开创了学校研究生培养的先河。

寄生虫研究所

五、服务社会民生和抗战军民

医学救死扶伤，关爱生命，事关社会安定、强种强国。在缺医少药、疫病肆虐的战争年代，医学的地位尤显重要。抗战中，国立江苏医学院师生坚持以专业专长实施医疗服务、卫生防疫和战时救护，在服务军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开展临床医疗服务。战时重庆医疗卫生条件较为落后。1939年，市卫生局接办私立市民医院，成为重庆第一所公办医院。1943年12月市立产科医院开始门诊，耗资120万元，设病床50张[8]。为解决民众看病难以及学生见习实习等问题，1939年8月，学院筹建附属医院，实行分科治疗。“附属医院位于青碚公路旁之祖湾，占地五亩余，系赁民地自建，环境清幽，颇适疗养”。11月20日，附属医院开诊，固定床位46张，设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精神卫生、皮肤花柳病等科，以及理疗、检验、药局等科室。1942年11月27日，附属医院成立社会服务部。抗战时期，妇女儿童受害最深，众多儿童在战火中罹患重病，无钱医治，无家可归。1941年11月，由邵象伊教授领衔的公共卫生事务所与中国育婴保健会合作，开办了北碚婴儿施诊所，结合临床推动儿童卫生保健，实施免费临床治疗。“本会（中国育婴保健会，作者按）为推行育婴保健之医药救济，特与国立江苏医学院附设公共卫生事务所合办北碚婴儿施诊所，专事婴儿疾病（自出生至五足岁止），医药各费均免”[8]，着力维护儿童身体健康，确保民族复兴的火种。

开展婴幼儿免费诊疗

2.开展卫生教育与地方病防治。瘟疫往往伴随着战争而来，民众在战火中残喘苟活时，还要受到疾病的折磨。抗战期间，重庆地区连续发生了天花、霍乱等数次瘟疫。据1939年6月21日的《国民公报》记载：“重庆时疫流行，川东南小儿死亡率骇人听闻，入春以来，已毙3000余人。” 为此，学校与三峡实验区署共同实施公共卫生学术讲座，编辑医药常识，举办夏令卫生宣传周，兼办卫生教育施教区，开展卫生教育。同时还组建了细菌检验队，开展霍乱疫苗义务注射和寄生虫防治。“北碚地方曾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由北碚管理局与国立江苏医学院合组地方病防治队从事流行北碚之钩虫病防治，计先后治愈病患者达四千人以上。查钩虫于四川为流行而全中国防治地域，实以北碚为肇始……邀集国内卫生医药专门学者发启在北碚筹设北碚中国西部地方病之调查所，继续北碚地方病防治队已有工作，并推广全川地方病之调查研究，藉以解除民众痛苦，增进民族健康。”[10]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如当时学生社团海盟会成员，先后调查过湘西沅陵的社会状况，贵阳的卫生行政设施；学校迁入北碚后，又开展环境卫生以及煤矿工人卫生调查，将卫生宣讲、户籍调查和疾病预防等有机融合在一起。

碚霍乱防治经过报告

3.开展“重庆大轰炸”救护。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枢。为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从根本上打垮中国，日本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蓄意以居民区、商业区、学校、机关等人口密集和繁华地区为目标实施无区别轰炸长达五年半之久，并投以燃烧弹进行焚城，史称“重庆大轰炸”。据史料记载，仅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大轰炸中，“伤男女1596名，死亡1572人，伤亡共计3168名”[11]。迁址重庆办学后，国立江苏医学院师生积极行动起来组建若干空袭救护队，后又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组成空袭流动医疗队，救助伤亡民众。5月30日，敌机轰炸学校所在地北碚，在敌机还没有撤退之前，师生们就冲向一线急救和护理伤员，受到教育部的传令嘉奖。6月24日，敌机两次轰炸北碚，学校附属医院三等病房被炸毁，造成7人死亡、5人受伤；10月10日，日机再次轰炸重庆。硝烟弥漫之中，学校师生又以悲愤的心情投入了紧张的救援。不仅如此，学校师生还尽量谋求团结，为遭受战争创伤的人们送去安慰。1940年5月29日，敌机轰炸时将数十枚炸弹投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造成7人遇难，1人重伤，3人轻伤的惨案。事件发生后，国立江苏医学院致电慰问：“自豫鄂大捷，我军愈张，敌势愈竭，丧败之余兽行益暴。日来，寇机肆虐我学校，残杀我平民，妄冀摧毁我文化，消灭我军源，其心至毒，其策至拙……愤惋同深，益坚敌忾，誓复国仇。谨致慰问。愿共同努力，以求最后之胜利。”[12]

重庆大轰炸油画

八年抗战，终迎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7年，国立江苏医学院回迁镇江办学，原校址在沦陷期间被日军强占为海军司令部，损坏严重。“河山无恙，慨国是之犹棼；黉舍虽存，惊毁损之已巨”。今天，硝烟虽已散尽，警钟仍需长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不容篡改；而国立江苏医学院师生在抗战中所体现的爱国奉献、英勇抗争的精神却值得我们永远珍藏！

参考文献：

1.陈琪,沈洪兵,南京医科大学校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96-98

2.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战时医政(1938年3月1日)[G]. 国家图书馆，1938:1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 辑)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361-362

4.国立江苏医学院致嘉陵江三峡乡村实验建设区署的公函（1939年5月14日）[G].重庆市档案馆

5.国立江苏医学院概览[G].南京医科大学档案馆，1940：45

6.汪元臣,抗战二年来之医学教育[J].医育,1939(3):11

7.国立江苏医学院医本科1952级毕业纪念刊[G]. 南京医科大学档案馆，1952: 53-70

8.谢晶,重庆市抗战时期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研究[J].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1-12

9.中国育婴保健会请各镇乡广为宣传免费诊治的函（1942年3月31日）[G].重庆市档案馆，

10. 洪式闾、卢作孚、卢子英致某专家担任中国西部地方病调查所理事的邀请函（1946年6月5日）[G].重庆市档案馆

11.五三五四两日敌机袭渝及被灾概况表(1939年5月7日)[G].重庆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