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条件而言，吴太伯如何能迁徙千里之外的吴地？考古令人意外
就当时条件而言，吴太伯如何能迁徙千里之外的吴地？考古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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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江南一带的人毫无疑问是华夏。但是，在战国以前这儿的人曾被华夏称做“荆蛮”。春秋时期，苏南吴国的王室曾假借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这便是苏南地区人群华夏化的重要关键。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吴国王室的起源及其世系：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根据这个记载，偏居东南的吴国王室是周人后裔。由于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及其他有关西周考古材料的出土，有些学者认为，“太伯奔吴”的历史记载在此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因此更确信在商末曾有太伯为首的一支周人，由陕西周原迁至长江下游。
在另一方面，由于渭水中游的周原与苏南的句吴在地理上隔得相当远，许多历史学家怀疑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1、考古证据：太伯奔吴在江南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太伯所奔之吴可能不是东南沿海之吴，而是渭水流域的夨(吴)。20世纪70年代，夨国遗址在陕西省宝鸡附近的汧水流域被发现后，这个说法也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目前的考古证据难以支持太伯曾奔于苏南的说法，太伯可能只是逃到宝鸡的夨国去。但是，只否定太伯曾奔于苏南是不够的。
一个历史记载可视为一种社会记忆，为了某种现实理由，社会常选择、强调或创造一些“过去”。因此，春秋时期为何有“句吴王室为太伯之后”这样的社会记忆保留下来，值得我们深究。
1954年江苏丹徒县出土一批西周铜器，其中的宜侯夨（ce）簋有铭文记载虞侯被改封到宜地的事。据古文字学者唐兰考订，虞便是吴，虞侯夨是仲雍的曾孙周章，他所受封的“宜”在江苏丹徒附近。他认为，这个考古发现证实了古文献中的太伯奔吴之说。
后来此类出西周青铜器的墓葬在长江下游续有发现，因此唐兰的看法广为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接受“。并且，由于这些墓葬大多是不见于北方的土墩墓，有些器物又颇富地方特色，学者多认为这印证了《史记·吴太伯世家》之说，认为“吴国统治者是周人，人民为荆蛮。丹徒烟墩山、母子墩等墓反映中原、土著两种文化因素，体现了这种民族构成”。或指出此考古资料可印证文献中太伯奔吴后“文身断发”接受荆蛮之俗的记载。
在这些研究中，学者大多只是以这些墓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来印证文献中太伯奔吴之说。但是，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器物，可能被外来者刻意收集或仿作，它并不能毫无疑问地反映拥有者的族群身份。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学者们以历史资料所组构的“过去”作为考古资料分类与解释的蓝图，为了符合这蓝图，学者们对某些考古资料的分类与解释有削足适履之嫌。
譬如：苏南有“西周墓葬”，但这些墓主生前所住的“居址”似乎很少被发现，或有意被忽略。在同一地区，与这些墓葬时代部分重叠的人类居址也确曾被发现，这些遗存被称作“湖熟文化”遗存。相反的，这文化的墓葬却很少被发现。再者，苏南西周青铜器墓几乎都是葬于土墩的，但以本地区的土墩墓来说，学者也倾向于将有商周铜器的与没有铜器的分开，而忽略它们在其他方面的相似性。
显然因为学者为了呼应太伯奔吴之说，而将出西周青铜器的墓葬与湖熟文化居址分开，也将出西周青铜器的墓葬与其他的土墩墓分离，以表现外来的上层统治阶级与土著荆蛮的差别。因此在考古学上即出现了同一时地有湖熟文化居址却无墓葬，有西周墓葬却无居址的怪现象。这实在是因为太伯奔吴故事深深影响考古与历史学者对于考古资料的分类、命名与诠释。
被发现在江苏句容浮山果园，丹徒大港母子墩、磨盘墩、烟墩山，溧水乌山，仪征破山口，丹阳司徒，南京浦口等地。浮山果园西周墓发现有西周时代的陶鼎、陶鬲与几何印纹硬陶、原始瓷豆等。铜器只有一件铜戈。漂水乌山一、二号墓出土铜鼎、铜方鼎、提梁卣等西周器，同时也有陶器与原始青瓷。
丹阳出土的是窖藏，铜鼎有烟炱痕，铜簋有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南京浦口出土西周末到春秋初的青铜器，形制简朴，范铸痕清楚。各器底部都有浓厚的烟炱痕，有的还有修补痕迹等。母子墩出土青铜器较多，计有青铜礼器9件，铜兵器100余件(大多是镞)，车马器数百件(大多是小甲泡)。另外也发现了几何印纹陶及原始瓷器，其中有6件青瓷豆。出土宜侯夨簋的烟墩山遗址中，发现铜器共14件，也有“青釉陶豆”1件。
无论如何，根据宜侯夨簋证明太伯奔句吴之说，主要是因为在文字学上虞、吴两字可通用。在宜侯夨簋铭文上，“虞”字从虎从夨。据李学勤考证，此字为从吴省声，是虞字的异构。也就是说，吴与夨是相通的。
学者周法高对此也早有说明，他指出：吴字省“口”就是夨，如周字省去“口”作“用”是一样的。因此，综合许多学者的举证及意见，以及宜侯夨簋铭文中虞字的形构，都说明构成虞、吴的一个主要成分是夨。夨与吴可相通；虞、吴都是由夨演变而来。如果“虞侯”出现在苏南的器铭中，使得学者忽略由陕西到苏南的山水隔阻，而相信太伯曾远奔到此；那么，如果在陕西也发现与“吴”有关的考古证据，是否能更合理地说明太伯所奔之地呢?
2、考古证据：太伯奔吴在宝鸡
周初重器散氏盘，铭文记载夨、散二国割土约剂之辞。张筱衡认为夨国即吴国，也是虞、芮争田之虞国。陇县一带有吴山，夨之得名与吴山有关，因此夨国应位于吴山所在的陇县一带。他的看法为太伯所奔之夨提供一新说，但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
20世纪70~80年代，夨国遗址及遗物纷纷出土于陇县、宝鸡一带，所出器物大多是西周早期之器，也有部分中、晚期器。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夨国的存在，以及其时代及地理位置。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以及有关出土器物铭文的研究，考古学家认为夨国早在商末周初就活动在陇河谷台地，主要存在时代与西周平行。夨国确切的位置或其较集中的活动范围，约在汧水上游的陇县到下游的宝鸡一带。根据出土器物及铭文显示，夨国东与姬姓的散、井等国为邻，南与渔国为邻，而夨国之君与这些国家的领导家族间都有婚姻关系。
刘启益根据夨国考古遗存发挥张筱衡之说，认为太伯所奔之吴就是夨国，也就是虞国。他与张筱衡的意见可归纳如下：
(1)夨之得名与吴山有关，吴山在陇县西，汧水之南；(2)传说中的“虞芮争田”之虞便是夨国，因与岐山周原很近，虞、芮两国的国君才可能到那儿找西伯(文王)解决争端；(3)“太伯奔吴”传说中的吴也是夨国，除文字上的关联外，还有吴山为证；(4)周灭商之前的“荆楚”在今汧阳县，汧阳位于汧水中游，吴山在其西；由此也证明太伯所奔的吴或荆蛮是在汧水流域一带，张筱衡与刘启益之说，尤其是在地理上，似乎解决了千古以来学者对于太伯传说的怀疑。
但黄盛璋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夨国非吴国亦非虞国。他提出的理由如下：
(1)从文字的形音义上来说，夨不是吴或虞；(2)夨国不是姬姓，而吴是姬姓国；(3)吴山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汧山，后来才改为吴山。
我们若仔细探索黄盛璋对此说的质疑，可发现他的看法不能完全成立。首先，黄盛璋以汉代著作《说文解字》为例，并不能说明西周时夨的字音与字义；毕竟两者在时代上差了一千多年。而且，西周时的夨国完全不见于历史文献中，我们不知道夨作为国名时的读音及含义。其次，汉代文献称吴山本名为汧山，或说古文为汧山，只说明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献中它被称为汧山，并不表示吴山之名是战国之后的人所创造的。
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说：
“自周尊汧山为岳山，俗又谓之吴山，或又合称吴岳。“依他的看法，吴山是汧山的俗名或别称。现在由于夨国遗址发现在吴山附近，以及相关的铭文考释，使我们得以接触到汉代人难以窥见的资料，证明至少在西周时这儿就被称做“吴”或“夨”了。至于夨国之姓的问题，我曾由“夨王”与邻近国家的婚姻关系，姜姓的吴岳(大岳)传说，以及夨国邻近吴山的位置，推证夨国王室应为姜姓。
至于“荆蛮”与汧水、吴山一带的地理关系，刘启益以先秦文献及金文说明荆便是楚，荆、楚常连称。他又指出，周原甲骨卜辞中有“楚子来告”，此楚曾附于周方伯，其位置应离周原不远。
西周建国之初或更早的楚或荆楚，与春秋时人观念中的荆楚，的确可能所指不同。扶风庄白出土的墙盘铭文中提及“苰鲁昭王，广能荆楚”。虽然春秋以来，即以此荆楚等同于春秋时楚国所居(长江中游一带)，但事实上昭王南征之荆楚是在何处仍值得探讨。出土于岐山县董家村的五祀卫鼎，记载当地贵族划分田界的约辞。
“荆”可能与汧山(岍山)、汧水中的地名“”，或西周金文中的国名“井”有关。刘节曾指出，汧或岍原来是从井的。他由出土彝器及铭文，来证明井人所居可能在今汧水流域。由西周金文中，我们也知道夨、散之间有“井邑田”，井又曾与宝鸡茹家庄、纸坊头的弓鱼国通婚。井之所在应距宝鸡不远。荆、井、汧等这些古文字上错综复杂的问题，还待文字学家去厘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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