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渊：甘苦同珍情深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何子渊与孙中山、丘逢甲、何天炯、何天瀚等志士仁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兄弟手足之情、革命战友之爱，越是危难而越显珍贵，越是远隔而越显深厚。当年，孙中山曾用“甘苦同珍”四个字对其做了高度概括。

何子渊（1865—1941）

一、中山赠诗　甘苦同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于12月下旬回国，随即以17省代表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延续了200余年的清王朝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亚州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甘苦同珍，箭竹顶茶。

  ——孙中山先生为何子渊题辞，张华安录

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经济压力、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阻挠，以及同盟会内部，包括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等人的劝说，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即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

从情理上说，让位于袁世凯并非孙中山的本意。解职后，他虽然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了袁世凯手上，其10万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铁路规划也远非当时的国力所能承担，在短期内根本就无法实现。孙中山辞职后，虽然从场面上看，仍然举重若轻，照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但从内心来说，他有多少愤懑、无奈、委屈、困惑。又有哪个革命战友能够真正理解呢？而正在这个时候，一直追随孙大总统、情同手足的同盟会元老何子渊带着自己最亲近的六弟——在姚雨平总司令戎幕担任北伐军第二十二师步兵八十七团第三营营长的何贯中和两箱嵌有“乌鸦落洋缄”印鉴的上等箭竹顶茶，日夜兼程赶到了南京，面见正在筹划“实业建国”蓝图的孙中山，并打算将六弟再次托付给他。

宾主久别重逢，百感交集，谈笑风生。孙中山品尝着入口甘滑、齿颊留香、甘中带苦、回味无穷，刚从箭竹顶古茶场出品的极品茗茶，顿觉心旷神怡。中山先生故作陶醉状，连忙站起身，执意要给子渊公题诗助兴：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

甘苦同珍，箭竹顶茶！

话音刚落，工作人员便把文房四宝端了上来，先生气定神闲，泼墨挥毫，一挥而就。“孙文题”刚一落笔，何子渊便抚掌大笑：“好一个甘苦同珍的中山公，好一个甘苦同珍的中山公！”

先生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信手拈来，略带调侃、打油风格的好诗，立即引来满堂喝彩和掌声。

合影留念后，中山先生又以签名照片赠予何贯中，勉励“贯中老弟”继续为国工作，为党效力。

何子渊与孙中山道别，从南京回到广东后，很快又投入到实业建国的洪流之中。

孙中山副官张猛三公子张华安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为何子渊故居录孙中山所撰长联。

1921年，已担任孙中山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何子渊，到广州越秀山麓的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总统府，找孙中山非常大总统汇报工作。中山先生因公务繁忙不便久陪，便安排于右任陪伴，在子渊先生汇报工作之余，两人拉起了家常。何子渊讲起他母亲十三岁便怀上了他，以后接二连三产下十多个儿女的故事。于右任听完子渊母亲陈太夫人的故事，感到十分稀奇，连呼数声“好命！”

尔后，孙大总统也听到了这桩趣闻，深为陈太夫人的“好命”感到惊喜，并顺口吟出了那副脍炙人口的长联：

添岁又添丁，几度酒杯传酒令。

有灯兼有月，十分春色闹春宵。

当子渊离穗返乡之时，中山先生特授意于右任将堂联做成条幅相赠，以示庆贺。

二、信步神山　砥砺前行

丘逢甲，广东蕉岭人，字仙根，原名秉渊，别号仓海，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他与何子渊既是同庚，又是同一战壕的革命盟友，情如手足，患难与共，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07年5月27日，同盟会在潮州黄冈发动的反清起义失败后，五六千名参加起义的贫民子弟及会党人士被迫自行解散。官兵凭借捡获义军遗落的花名册，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仅潮汕地区便有200多名会党同志惨遭杀害。

丘逢甲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凭着自己的身份和威望，马上提醒清廷“应尽力防止株连”，使一大批同志免遭迫害。同时，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他又于同年秋天和第二年夏初，多次来到兴宁与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商讨对策。

重阳期间，何子渊偕同丘逢甲重游故地，时值反清运动陷于低潮的非常时刻，东躲西藏的革命党人得知消息后，陆陆续续赶到了兴城，一同登上了“雄伟俊朗”的神光山。极目远眺，只见重峦叠嶂，一会儿云蒸霞蔚，一会儿又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何子渊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吟词一首：

清平乐·丁未重阳携仓海兄登神光山怀旧

金秋欲暮，曲径迷行路，借问黄花开几度？山上游人无数。当年同挹秋风，如今一同登峰。遥望天涯高处，远山雾锁云封。

神光山新姿

这首《清平乐》，即景抒情，平实自然，情真意切，真挚感人。革命党人碰到挫折时的“曲径迷行路”“远山雾锁云封”，沉重、迷茫、无奈的心情呼之欲出；何子渊、丘逢甲等革命先驱期望“黄花开几度”，不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又展现无遗。

这也给饱经沧桑的神光山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三、丘何谦让　心系教育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丘逢甲任潮州韩山书院山长，后又在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创办潮州同文书院；翌年由广东当局派赴南洋调查侨情，游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向华侨同胞筹募办学经费。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丘逢甲将同文书院迁到汕头，改名为岭东同文学堂，自任监督，开设格致、化学、生理卫生、经学、史学、算学等课程，并聘请日本学者熊泽纯之助担任日文教师。

同文学堂是继兴宁倚南洞小学、同仁学校之后，广东又一所新式学堂。何子渊不顾门户之见，毅然将自己的得意门生何天炯、何天翰等十几位学生亲自送到丘逢甲门下学习，并应邀到校进行学术交流，广泛传播西方文明和改革思想。同文学堂先后培养学生多达两千余人，其中有很多人后来都加入了同盟会。

丘逢甲在石马与何子渊等筹划潮州黄冈起义间隙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光绪戊申夏月，邱逢甲书”，“文革”时累遭红卫兵破坏，已面目全非，但仍依稀可辨。迁善楼现址位于兴宁石马马下村。

清光绪三十年（1904）春节，刚受聘担任兴民学堂监督的丘逢甲，于元月十五（元宵节）大清早，坐着轿子来到石马星窝子顺裕庐，拜访同事兴民学堂学监子渊先生，宾主相见，揖让寒暄，好不热闹。正当大家谈兴正浓的时候，管事传话：“马下村黄彩屏先生求见。”

“快快有请！”子渊爽快答应，热情相邀。

原来，黄彩屏是石马小有名气的文化人、私塾先生，两人素有交往。当时，黄彩屏正在修建一座占地几百平方米的双层楼房，好不容易盼到了春节，打算待渊公回乡探亲，借元宵节“旺丁旺财”的喜庆气氛，请他题写屋名。只两盏茶的工夫，还来不及摘下遮阳礼帽的黄彩屏便说明来意。子渊一听，愣了，颇感为难，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因为现场正坐着一位大名鼎鼎的抗日志士丘逢甲。

后来，何子渊见实在无法推辞，便提议采取一种折中办法：“屋名由我拟定，字由仙根兄代劳。”经再三推敲，两人最后将屋名定为“迁善楼”，意取教育子孙、学生要时刻牢记“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逐非”，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也足见两位教育大家过人的胸襟和智慧。

笔墨伺候，只见丘逢甲抬头起身，气定神闲，提腕运笔，一挥而就—— 迁善楼。丘逢甲的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赢得了满堂赞叹声。不料这幅“迁善楼”墨宝，后来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1907年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以后，1908年夏初丘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再次来到兴宁与何子渊商量对策，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子渊先生又请丘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屏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

“迁善楼”至今仍矗立在兴宁市石马镇马下村“何子渊故居”斜对面——东南方向的一座小山下，因时间久远，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

四、东瀛受挫　诗忆恩公

何天炯是何子渊的学生，1903年受命以留学名义，赴日联络革命党人，寻求推翻清朝皇权统治、救民于水火的革命道路。何天炯与何子渊既是师生，又是患难与共的“洪门兄弟”。

1910年冬，辛亥革命前夕，日本正式合并朝鲜，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盟会负责人何天炯应邀参加日本政府举行的“并韩祝典”，当他看到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经过40多年的明治维新，励精图治，竟然将堂堂大清王朝的传统势力排除在外，虎口夺食，一举吞并了朝鲜，而幅员辽阔的大中华却日见懦弱，累遭欺凌，心情无比沉重。

1930年代，陆军少将何孟淳录何天炯《忆子渊族叔》诗

此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人均已离开了日本。何天炯则困守东瀛，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主持日常工作，财政匮乏，疲于应付，吃了上顿没下顿，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几近断粮。有一次，何天炯为了解决同盟会经费支绌的问题，毅然邀请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一起到街头卖唱筹款。但仅靠卖唱、写字、画画赚点小钱，杯水车薪，只能救急于一时，并不能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困难状况，更无法应付庞大的革命经费开支。革命党人越来越意识到，待在日本，坐吃山空，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何天炯陷于这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窘境，百感交集，辗转反侧，多么渴望能出现一位像赤松子那样，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啊！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万里之遥、心系国家安危、长年累月奔波操劳、为会党同志排忧解难、发动族人“凑会”集资全力赞助优秀学生赴日寻求革命道路的恩师何子渊，不禁默默垂泪，彻夜无眠，遂披衣秉烛，情不自禁地赋起诗来，一篇情真意切的《忆子渊族叔》便跃然纸上：

一

久虚芜简上星窝，羡煞山居万象和；

爱我几人同骨肉，哀时无术弭风波。

秋容渐向风前老，诗思偏从客里多；

欲访故园赤松子，征程十丈竞如何！

二

入夜惊心祝并韩，悄然黯泪依栏杆；

满盘弱肉供强汉，大海微尘唾一官。

腰瘦不因贫病折，髯粗难买世人欢；

那堪阿叔怜才处，青眼于今尚忍看。

仔细揣摸，不难发现何天炯对恩师何子渊的敬畏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多年来师生之间朝夕相处，渊公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深深感染着何天炯这位充满灵气的学生。既是叔侄、又是师生、也是革命战友的他们，便慢慢孕育了那份生死与共、情同父子般难于割舍的兄弟情结。

1907年秋，潮州黄冈起义失败以后，革命党人东躲西藏。何天炯从日本回到了兴宁老家，刚上轿便直接吩咐轿夫将轿子抬到石马星窝子。恨不能一步十丈，立即飞回渊公身边，共叙“兄弟”离别之情。到达顺裕庐后，何天炯发现恩师并不在家，而是到外面躲避去了，于是他便打发轿夫离开，自己一个人则坐在何子渊家里等待。从日照中天的中午一直等到日薄西山的黄昏，不管大家如何规劝他“先回荷秀坡见你父母，明天再来拜见渊公……”，何天炯就是纹丝不动，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子渊长子尚炬说：“我不见子渊公一面，不敢回家啊！”后来，管家无奈，只好派人连夜将匿藏别处的渊公请了回来，受弟子礼。

重情重义的何天炯撰成一篇情深义重的《忆子渊族叔》，读来朗朗上口，荡气回肠，掷地有声。

诗中何天炯将同盟会元老何子渊比作中华帝师“赤松子”。

赤松子，又名赤诵子，号左圣、南极南岳真人、左仙太虚真人，秦汉传说中的上古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焚，能呼风唤雨。赤松子曾服用水玉这种药物来袪病延年，并把这种方法教给神农氏。他还常常去神仙居住的昆仑山，住在西王母的石头宫殿里。炎帝的小女儿曾追随赤松子学习道法，最终修成正果，成了神仙中人， 与他一起隐遁出世。

到了高辛氏统治时期，他又出来担当雨师布雨，现在传说中天宫掌管布雨的神仙仍是赤松子。

1911年12月21日，自欧洲归国的孙中山在香港靠岸，在船上与前来欢迎的何天炯等人会 合、留影，然后一同前往上海，准备到南京参加总统选举。前排左起：荷马李、山田纯三郎、胡汉民、孙中山、陈少白、何天炯；第二排第一位为廖仲恺、第六位为宫崎寅藏（来源：《碧 血丹心——辛亥革命在广东影像实录》）

据《韩诗外传》记载，赤松子曾任轩辕黄帝曾孙帝喾之师，正是他辅佐帝喾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帝喾才得以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万世基业，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可见赤松子实有其人，是一位界于神话传说与真人“帝师”之间的传奇人物。

又据《赤松子中诫经》记载，轩辕黄帝亦曾请教过赤松子，并有《帝师问答》传世。何天炯向往上古时代的“皇朝盛世”，希望过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日子，而恩师何子渊的治国理念以及他那种恬淡自然，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释”“儒”思想和形象，与赤松子不谋而合。

学生将渊公喻为赤松子，何子渊亦借赤松子之口将自己平生所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毫无保留地灌输给学生。这些，在广东老家长期接受何子渊熏陶的何天炯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何子渊这种修为亦是何天炯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物我两忘的一种超然境界……

《兴宁石马区志》记载：“当何晓柳赴日留学时，子渊不独出力资助，而且奔走全县，劝导亲友族人凑会集款，支持其东渡。”

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行馆（原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图为孙中山与黄兴、何天炯（后）合影（来源：台北“国父纪念馆”）

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兴宁石马镇新群村人。1903年，他毅然剪掉发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结识了孙中山、 黄兴、廖仲恺等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何天炯与同邑14人毅然加入，被举为会计。其兄何天翰归国后，他接任同盟会广东支部长。当孙中山、黄兴不在日本时，同盟会群龙无首，组织涣散，何天炯与吴玉章等尽力设法团结各省在东京的会员，使同盟会工作得以正常进行。1911 年，何天炯赴香港与黄兴等共同策划广州起义，负责运输联络工作；辛亥革命后，任大元帅府参议；1924年以孙中山最高顾问名义派任驻日全权代表，为民主革命竭尽全力，1925年在广州病逝。其遗著有《无赫斋诗草》《山居 一年半》和《革命史衡》。

五、上将送匾　五代同堂

说到何子渊与第四战区上将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交往，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历史要回溯到1925年春，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残部之第一次东征。

1925年3月20日，东征军抵达兴宁。在一次预备会议上，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兴宁县议长何子渊为表地主之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拿下神光山首立头功，带兵有方，智勇双全的张发奎、蒋光鼐等将校大加褒扬，并私下对张预言：“后生可畏，他日必成将才！”这一番话说得张团长喜上眉梢，心悦诚服。

其实张发奎早就认识子渊，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贴身侍卫期间，他就曾跟何子渊见过面，只是无缘跟他近距离接触和聊天。每次看到中山先生对这位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美髯飘飘、仙风道骨的仁厚长者礼遇有加，人前人后均以“子渊公”相称时，他都会肃然起敬。没想到这次能在兴城相见，这可把张发奎给乐坏了，他也没想到渊公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简直跟亲自提携自己成长的本家叔叔（老同盟会员）和记忆中的爷爷毫无二致，更没想到何子渊如此器重自己。

也正因为有这一次的因缘际会，才有后来张何之间的忘年之交。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仕途如何多舛，他们之间从未中断过音信往来。

1927年8月，张发奎在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中损兵折将，被带走两万子弟兵，元气大伤。后来，他又在同年12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中差点丢了性命，被党国误解为“通共”，革除一切本兼各职，流亡海外。

张出洋前，曾致电何子渊，子渊安慰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时下正是党国多事之秋，用人之时，向华老弟不必多虑，假以时日，定可东山再起！”

果然，张发奎出洋一年后，获蒋总司令首肯，回国后再次带兵杀向抗日战场。1939年春，中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张发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四战区上将司令长官。

1939年，中华民国原陆军总司令、孙中山卫士张发奎上将为何子渊送匾“五代同堂”。

何子渊得到内线通报，第一时间致电祝贺，并将自己的女婿——第四战区六十三军一五四师师长梁世骥和三儿子——潮汕警备司令 部独立第九旅上校军需处长何尚文召回身边，亲自嘱咐、交代一番。接着，他又将四儿子尚周（中校军衔）派到张上将手下做兵站站长，专门负责第四战区战时油料补给、枪支弹药和后勤物资的供应，确保张发奎军令、政令畅通。除此之外，他还充分利用自己兼任琯坑钨矿董事长的身份，在财力上全力支持张发奎抗日。

果然，不久便传来了抗战喜报， 第四战区迎来了震惊中外的“粤北大捷”。虽然张发奎打仗冲锋时口无遮拦，但他其实心思缜密，胆大心细，义薄云天，特别注重哥们义气、袍泽之情。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紧张指挥部队阻击日寇南窜的战争间隙，张上将站在高处凭栏远眺，顿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首自己走过的大半个人生，虽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不枉此生，从没做过愧对朋友、兄弟、党国的事情，更没有辜负长辈的信任和重托。

望着深秋季节逶迤起伏的群山和波涛汹涌的粤北松林，听着排山倒海的阵阵涛声，张上将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的恩师何子渊。心想，当年子渊公做太爷时，他的母亲刚好八十大寿，而自己当时正忙于国事，四处奔波，无暇顾及，竟然连一点“表示”都没有，实在问心有愧。于是他便萌生了要给何子渊送“五代同堂”匾的念头，以报答党国元老十几年来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张发奎做事历来雷厉风行，随即便返回作战指挥室，立马挂通了广州电话，嘱咐自己的“袍泽”火速往粤北送一块上好的匾料。

张发奎虽然是个职业军人，出身贫苦，但他又是一个儒将，家学渊源深厚，少年颖悟，饱读诗书，对书法、碑刻颇有研究，能写出各种风格的好字，尤其精通行、隶。不几日，一块上好的花梨原木送到了粤北行营。但当他看到两米多长，60多厘米宽，10多厘米厚，粗糙不平，黑咕隆咚的铁色匾料摆到了简陋的战时指挥台上，却又犯愁了，不知从何下手。

虽说张发奎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但真要写好“五代同堂”这几个字，却并非易事，俗话说：“笔画越少，架越难搭。”只见他反复在宣纸上运笔，但行、草、隶、篆，最后均不满意。

就这样忧心了一个多月，此事终于在“粤北大捷”之后的一次军官庆功聚餐会上取得了进展。一位看出张发奎心事的军长提议：“兵贵智取，为何不能直接在木板上题字？”一语点醒梦中人，张发奎恍然大悟，随即起身，带着几分醉意泼墨挥毫，提腕、凝神、运笔，一气呵成“五代同堂”四字！

张上将挥洒自如、张弛有度、入木三分的风格赢得了满堂经久不息的喝彩。

题完字后，张发奎马上将匾交给一起喝酒庆功的六十三军一五四师师长、六十四军副军长、陆军中将梁世骥，指示他第二天一早装车起程，并亲派两名副官保护，将匾押送到广州雕刻。

完工后，再由两位副官和何子渊的三儿子何尚文护送，运往兴宁“面呈子渊公，收执后归队复命”。

《兴宁石马区志》记载：

“陈万秋，女，马石乡人，九十六岁终寿，抗战时张发奎赠五代同堂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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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摘自《何子渊》一书，张磊/何益君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萧志文（深圳）

审核：公众号编辑部

执行主编：彭春雄（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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