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大观园”——孙桥黄家庄园觅踪
上世纪70年代黄家庄园
黄家庄园七门之一
1784年,曹雪芹《红楼梦》成书,书中元妃为省亲大别墅题名大观园,诗曰:“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半个世纪过后,1835年,京山孙桥黄家历时五年建成黄家庄园,规模宏大,设计精巧,建筑考究,工艺精湛,后被人称为京山的“大观园”,为孙桥之大观,闻名遐迩。时过境迁,孙桥境内嘉靖贡米的传说源远流长,明代进士郝敬碑墓犹存,革命老人张文秋故居风雨凭吊,只遗黄家庄园几成传说,湮灭无迹,只能从黄氏后人和文史专家、学者的只言片语中,窥探一二,实在可惜。
2012年6月11日一大早,天气晴朗,官桥铺村六组退休小学教师高宏金正在屋前翻晒小麦,地面上古朴的青砖,条形方石,在阳光下隐隐透着古老的清幽。作为黄家庄园黄氏第18代,他和妻子黄在瑜(黄氏第17代孙黄兆楚的大女儿)所居住的村庄正是当年黄家庄园的所在。绿树掩映的村庄,红瓦白墙的小楼点缀其中,一派现代气息。
高家屋后不远,有一排整齐的平房,高老师介绍,瓦房正是当年用黄家庄园所拆石料而建,门楣、门体、门槛一体均是从庄园房子上拆下来的。走进细看,雕花的石鼓、石墩、精刻狮子滚绣球的门楣、巨型的方砖条石,依然可以让我们想象当年“京山大观园”的恢弘华美气概。
百年繁盛起高楼
在中国,建筑往往与人密不可分。一座建筑往往是一个家族的故事,正如大观园之于贾家,乔家大院之于乔家,牟氏庄园之于牟家。中国人大都视房屋为安身立命之本,千百年来,民居建筑多被赋以家族兴旺发达的象征之意,许多人一旦事业有成,无不维修祖居建筑、宗祠或建造精美的住宅光耀门庭。黄家岭上的黄家人也未能免俗。黄家庄园正是黄氏家族鼎盛时所建,一个半世纪的光阴里,它的兴衰也演绎了一部黄氏家族命运变迁的传奇。
黄氏祖籍江西,后迁至京山。说到黄家的兴起,黄家后人至今不掩其自豪。“三篇锦绣文章起家,兴家建业四百年”的一句老话,道出了黄家的传奇起家史。相传,黄氏第五代孙黄振邦,因得罪县令被诬告三年抗税不交,被打入大牢,凭着其一纸诉状和两篇文章,成功洗脱罪名,冤情得申,诬告县令则被罢官。封建社会,一个官民对立的官司,得此峰回路转,个中情状可称传奇,可惜年代久远,三篇文章不得可见,官司详情亦不可知。但或有感于此,诗书传家之精神在黄家一脉相传。
19世纪中期,黄家在京山已至九代。世代诗书传家,经营仕途,朝中为官者众多,广置田地,家中财富雄厚,成为一方豪族大家。此时的黄家有良田十万余亩,地跨京山、钟祥、天门等周边县市,可谓“人走万里不饮别人水,马行千里不吃别家草”,黄氏富足可见一斑。
建造黄家庄园的为黄家的一位正四品武官,人称“武举三大人”。得称“武举三大人”,也有一番典故。首因其是武举出生,兼有三大特征;一是身材高大,有两米之高;二是饭量惊人,一顿早饭,须十根油条,十个鸡蛋,一升炒米;三是力气大,据传练功所用大刀162斤。武举三大人,因保国安民有功,朝廷给假一年,遂决定建造黄家庄园。他专程请人从北京绘制了图纸,从江西运回了上等石料,从湖南购进湘杉,募集各种能工巧匠一百多名,在官桥黄家岭一字并开18个窑厂,烧制建房所需各种砖瓦。
1835年8月,择吉日,黄家庄园正式动工,工地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接号上工,鸣锣开饭。先建正屋,三年建成,后建偏屋,两年始得,前后五年竣工。整个庄园占地二十余亩,庭院层叠,环环相扣,房间不计其数,外人进入,无人引导则很难走出。庄园建有七个大门,门上各雕有一出戏剧,人物精雕细琢,惟妙惟肖,其中,最大的一个大门内有天井四十九个,这就是后来黄家庄园被人称为四十九天井庄园的缘由。门口建有石鼓墩、上马石、石马槽,每个马槽皆长五尺,宽二尺,两头雕有石猴,可供拴马。屋内雕梁画栋,纹饰精美,栩栩如生。园内后花园桃花、牡丹、荷花、桂花、梅花等四季鲜花盛开,假山、亭台、楼阁美不胜收。整个庄园建造,集当时建筑、绘画、雕刻工艺之大成,完工后曾轰动一方,后被人称之为京山“大观园”。此后百年间,黄氏家族蒸蒸日上。
一朝湮灭无觅处
家国一体,一个家族的兴衰总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时过境迁,晚清之后,中国逐渐衰落,国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诗书、仕途传家的黄家也开始没落,但在京山仍不失为一方大家族。此时京山境内盗贼四起,烧杀抢掠,闹得民不聊生,其中尤以杨集磨棋观的桂老九、赵大发和辽角山的汪幺、白鹏两股土匪声势最大,经常对孙桥一带的老百姓烧杀、抢劫。国民政府多次进行围剿,均未能剿灭。黄家作为当地的大地主,也深受匪患之害。恰逢黄家第16代孙黄雨山掌家。他早年留学日本,颇有见地,回国后,见时局不安,遂不愿为官,不闻政治,安守祖业,但长于交际,交友众多。见匪患猖獗,深感其一日不除,难保一方安宁,遂决定和政府一道联合剿匪,出资组织兵士一千余人,一举剿灭了辽角山的匪患。
辽角山匪患剿灭后,黄雨山又受命与杨集磨角观土匪交涉招降事宜。多次交涉无果后,土匪对黄家剿匪怀恨在心,又觊觎黄家财产,于一九三零年阴历六月初四,集结匪徒三百余人,前往黄家庄园,支起三脚架,用石墩撞开大门,大肆强掠财物,抢劫过后,用煤油泼洒,燃起大火,扬长而去。火光染红了黄家岭的天际,因庄园面积太大,大火三天三夜才得以扑灭。遭此大劫,“京山大观园”大部分建筑付诸一炬,只残存下少量房屋。
匪患过后,黄家江河日下。随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黄家部分有识之士远走他乡。黄家嫡脉仍坚守祖业,此时黄雨山二子均已长大。大儿子黄照楚早年求学于北京的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后娶其同学天门人蒋婉婷,回乡后,在黄家庄园设立私立学堂,开课授学。二儿子黄熙楚武汉求学后,回乡从政,曾任国民政府的京山县党部成员,积极抗日。在孙桥至今流传其秘密救助美国飞行员的故事。1944年,美国一战斗机在武汉参加对日寇的战斗中被击中,飞行员负伤跳伞后降落孙桥,被黄熙楚所救,帮其躲过了日军搜查,后经精通外语的大哥黄照楚翻译沟通,黄熙楚亲自带领武装人员将其秘密护送至当时的老河口军用机场。分别之际,美国飞行员将一枚戒指留给其作为了纪念,据传戒指现仍在黄家后人手中。
解放后,黄照楚、黄熙楚作为大地主均被枪毙。黄家庄园没收归公,部分房子分给了当地的穷人,有些则作为了人民公社的办公场所。黄家嫡系一脉中黄照楚的两子求学后,留居湖南工作,黄熙楚五子则迁居武汉。
文革期间,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毁损后的黄家庄园被称为四百年罪恶之家,再次声名鹊起,作为忆苦思甜的反面教育基地,开展阶级教育。在县博物馆至今保留着一组黄家庄园的黑白照片,拍摄于文革期间,照片中,原黄家丫鬟瞿世英在黄家庄园的荷花池、槐树塘、牡丹亭、干爷树等遗迹前向前来的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辛酸血泪史。时至今日,瞿世英老人已过世,很多事情也再不能知。
再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一场“新农村建设”中,人们拆除了这个庄园仅存的房屋,用拆下来的青砖、石料作门面墙体,建设了一排整齐的瓦房,就是前文中高家屋后的瓦房。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洗礼,黄家岭上,昔日叹为观止的“京山大观园”只剩几片残留。
悠悠至今思文化
细数下来,黄家大观园已消失了几十年,但在一些专家、学者口中提起,总带着一种惋惜的意味,惋惜中有对其消失的遗憾,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叹息。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所说:“建筑是文化的记录,它是一种历史,反映着时代的步伐。”千百年来,中国人精心营造自己的房子和庭院,在这一独特的空间里寄托追求,融会民族文化的精髓。
而黄家庄园之所以能够让大家如此推崇、惦念,大概就是它的建筑、绘画、雕刻工艺中折射出的文化魅力,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都有文化交织其中。
在风水学上来讲,黄家庄园选址和朝向也大有讲究。黄家庄园坐落的黄家岭,是虎爪山向东延伸的九大山岗中,居中且最大的一个,九岗相连,在当地就有九龟下海之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任何事都是不偏不倚,即所谓中庸之道,表现在建筑上,就是居中的思想,正所谓以中为贵。而龟作为中国吉祥四灵“龙、凤、龟、麟”之一,是长寿吉祥的象征。庄园坐西北而朝东南,在家居风水学上,则是民居最佳的方位,不同于皇家,坐北朝南更好一点,因自古以来便有“南面为王、北面为朝”的说法。
庄园房屋以四合院为建构组合单元,院院相连,房屋大进深,多天井,布局对称。最大的大门内,有天井49个之多。在江汉平原冬夏季节分明的气候中,天井则利于夏季通风,冬季采光,使屋内夏凉冬暖。同时,雨水从天井四方屋檐落下,保持屋内地面干燥的同时,也称为“四水归池”,意为“四方之财归于己家。庄园内房屋众多,为避免大雨时内涝,庄园地下建有沟宽可容一人通过的排水沟相连,遇水则可及时排除,再大的雨也不会积水。设计如此周密精巧,对比今日,动辄大雨,便内涝成“海”的现代化都市,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建筑智慧。
黄家庄园墙头采用了徽派马头墙的样式,层叠的飞檐仿佛有一种气将屋檐向上托举,壮观之余更有一种飞动轻快的韵味。同时,马头突起,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也可起到隔断火源的作用,而“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更显示了黄家人“读书作官”的理想和追求。
庄园修建运用了大量石料,因此石雕也成为了其一大特色。大都是浅浮雕,雕刻精妙且寓意美好。如拴马石槽上的石猴雕刻,用“猴”谐“侯”,取马上封侯之意;双狮滚绣球的雕刻,表示喜庆吉祥欢乐之意;仙鹤、梧桐与鹿的雕刻,则寓意鹿鹤同春,可以说,整个建筑,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处处寄托了居者的美好愿望。
可惜的是,“武举三大人”的美好愿望,终究没能抵过世事变迁。尘烟散去,旧址换上新楼,只遗亲历庄园兴废的幽幽石雕,让人无尽遐想、唏嘘,流年已换,老屋不在,前尘隔海!(原创: 罗月 李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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