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大寺文化遗址考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其中就包括大寺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大寺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玉）器、骨器。
一
大寺是一座寺庙的名称，也是一个地名，位于郧阳古城西北约5公里的汉江北岸。在修丹江口水库之前，这里是一个小集镇，因为村庄里有一座大型寺庙叫 “大寺”，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 “大寺店子”。上世纪60年代末，丹江口水库第一次蓄水时，大寺人把村子搬到了原村落之后离江边2公里的山坡上，随之把村名改为 “后店子”。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经对其中原始状态保存较好、具有较高科研价值的古文化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出土了一些石 （玉）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等，获得了大量的珍贵实物资料。
大寺遗址位于堰河与汉江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南距汉江北岸40—50米，高出当时的河床12—13米，由于长年受河水、雨水等自然力的冲击和一些人为因素干扰，遗址已经被破坏得较为严重。
1958年12月至1964年4月，考古工作者先后5次对大寺遗址进行发掘，开掘面积共345平方米，发现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屈家岭和春秋文化遗存次之，战国、西汉文化遗存再次，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确。共发现仰韶灰坑6座，墓葬10座；屈家岭灰坑3座，墓葬1座；龙山灰坑18座，墓葬3座；少量战国、西汉墓葬。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 （玉）器、骨器3类。
仰韶、屈家岭、龙山都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个文化类型。按考古学划分，生活在郧阳的人类自100万年前到1万年前主要使用粗糙石器进行渔猎、采集生产，从1万年前到约6000年前，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精制石器，并大量生产和使用陶器,开展大规模农业种植及牲畜养殖，还生产出大量的玉器和饰品。自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这段时期，是郧阳人从石器时代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期，石器和金属并用，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都是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重要佐证。
二
大寺遗址中发现的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遗存，是指在这里出土了带有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特征的器物，并不是说仰韶、屈家岭、龙山是大寺曾经在不同时期的地名，更不是说这些器物是在仰韶、屈家岭、龙山制作后卖到大寺来的，只是说当时的大寺人所制作的这些器物带有明显的仰韶、屈家岭、龙山文化时期器物的特征，可以从中看出大寺与上述三处文化相互之间有直接的影响。
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是一种距今约5000—4600年的文化类型，其影响范围主要以湖北为中心，北抵河南西南部，南界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梦溪，西到重庆巫山大溪一带。屈家岭文化可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耜等石器，磨制得一般比较粗糙。陶器表面多为素面磨光，以黑陶最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当时的常用农具之一。此时的种植业以水稻为主，家畜豢养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三
“大寺文化”的命名，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大寺遗址中包含了诸多文化基因，分开来看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春秋文化、战国文化和西汉文化，而合为一个整体来看，大寺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用以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概括，无论怎么看它都应该只有一个归属，那就是 “大寺文化”。
二是郧阳一带的大寺文化类型遗址不仅仅存在于大寺，还有郧阳杨家嘴、郧西庹家洲、房县羊角岭等处。郧阳大寺文化基因中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都与这些文化在其各自主区里的文化表现基因有差别。像在大寺遗址中所含的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红顶碗、红顶钵等，在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不曾发现，为郧阳大寺文化所独有。另外，大寺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彩陶纹样，许多也是在江汉平原上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不存在的。还有，汉江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很少有石器出现，而在大寺文化中，石器是很重要的文化因素。这都表明，我们不能把大寺文化切成段，再零零碎碎地与别的文化等同。实际上，郧阳大寺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不断进行着摒弃和发扬，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时大量保留那些积极因素，同时又不断在抛弃和改进自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
大寺出土的仰韶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5800年，以陶器为主，其次有石器、骨角器等。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以夹砂的红陶和细泥红陶为主，褐陶、灰陶次之，黑陶较少。制作的手法为：以泥条盘筑为主，器表多经刮磨修整，部分磨光，口部经慢轮修型，造型以平底器为主，圜底器和尖底器次之，三足器较少。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其次有细绳纹、线纹、凸弦纹等。彩陶主要为红底黑褐彩，花纹有圆点、宽带、直线、弧线和三角纹组成的几何图案等，代表性器形有彩陶钵、彩陶盆、红顶碗、尖底瓶卜鼎、夹砂罐。其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制作较粗糙，器具有斧、铲、锛、凿、穿孔刀、矛、镞等；打制石器有，但较少，主要为盘状器、锄和网坠等。骨角器有骨镞、骨锥、骨针、骨铲、角铲、角矛等。陶制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陶匕、陶针等。装饰品有陶环、石璜、骨笄等。
大寺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48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次之。陶器制作大多经慢轮修整，器形规正，部分磨光，具有光泽。其代表性的器物有斜方唇红顶碗、红顶钵、蛋壳彩陶杯、高圈足杯、凸棱扁腹圈足杯、圈足盂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通体磨光，也有部分打制后仅磨制刃部或加以琢制的。
郧阳的龙山文化类型目前仅现于大寺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距今约40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次之。其陶器制作精细，多采用盘泥法，轮制较少，但器形规正。素面和磨光器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侧扁足罐形鼎、管状流鞍形口束腰带足盂、圈底罐、喇叭口高柄蛋壳过灰陶杯、蓝纹高领罐、双耳罐、小口蓝纹大瓮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的较多，制作非常精细，有的选用天然石仅磨出刃部，部分通体磨光。陶制生产工具中纺轮较多，制形多样。装饰品有陶环和石璜。
四
在1959至1962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大寺遗址里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证实了早在5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郧阳一带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水稻种植经验。
在大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专家们在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了红烧土，既有土块也有碎屑。这些红烧土块大部分是散乱的，显然是一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其上有明显的草茎和稻壳痕迹，而且稻壳痕的状态与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与现代人工栽培稻的特征完全一致，可以证明当时的大寺人种植的农作物中有大量的水稻。大寺遗址所包含的仰韶文化层，距今5800年，若按古人种植技术探索周期比较漫长来考虑，推算大寺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应该不少于6000年。
众所周知，种植水稻必须具备环境、种子、活水以及农具等多个条件，6000年前的大寺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是否完全具备水稻种植条件？
从全球的自然环境看，在距今约2万年至1万年的时候，全球处于冰河期，气候严寒，不适宜种植水稻。只有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冰河期结束气候转暖，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控制下，郧阳地面上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水资源丰富。
从大寺的地理位置看，汉江流经村南，河床低于生活和耕种面约12至13米，西面为汉江上游，但有堰河阻隔，要想依靠汉江之水灌溉种植水稻完全不可能。大寺人种植水稻的水源，只可能来自堰河。大寺位于汉江与堰河所形成的三角阶地上，地势较高，依山傍水，土壤肥沃，风景秀丽，是一处既可避免水患，又适宜生产生活的场所。但是，要想使堰河之水灌进大寺田地，必须从堰河上游3公里处修一个堰，再挖凿一条水渠抬高水位才能引进堰河水。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虽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生产力水平与旧石器时期相比也只是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开始制造陶器、种植农作物、养殖家畜、居民村落形成等方面。从所出土的大量石（玉）器、骨器、角器、蚌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来看，要想开山劈石修一条几公里长的渠谈何容易。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来分析，当时大寺村落背后一定有一条引自堰河的水渠，但他们在何时开凿，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我们只能充分发挥想象。
巧的是，在如今的后店子，还真的有一条上面所说那样的大渠。不过这条大渠叫 “武阳堰渠”，也叫 “伍子胥堰渠”，传说为战国时期的伍子胥所修建。如果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需要引水来分析，应该在伍子胥修建武阳堰渠之前这条堰渠就已经存在。所谓伍子胥修建，只不过是重新修整而已。
五
在郧阳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种植水稻的遗址不只大寺一处，如在青龙泉遗址也同样发现了稻作植物。实际上，大寺人乃至整个郧阳人，在6000年前种植水稻不是孤立的现象。考古学家严文明的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里记载着那个时期郧阳周边地区也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淅川一个叫黄楝树的村子附近考古发掘时，于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了稻谷遗存。同样在淅川下王岗的考古过程中，在仰韶文化层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印有稻谷的痕迹。在枝江市关庙山遗址的大溪文化层中发现了房址，墙身两面加抹了一层泥，约1厘米厚，泥料中含有少量稻壳和稻草截段。在湖北省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遗址还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鹰台、宜昌红花套、江陵毛家山等处。
当然，郧阳乃至湖北地区的先民，还不是最早种植水稻的人类。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彭头山遗址中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地层里，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存有稻壳印迹，而且在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经鉴定都是栽培稻而不是野生稻，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有一个仙人洞，考古人员在洞穴遗址中找到了一些植物的硅酸体，认定为12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无独有偶，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12000前的3粒稻子，同样也有硅酸体。在距今7000至65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一所干栏式房子地板下堆积了上百平方米的稻谷壳和稻叶，考古工作者还在一个陶釜里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把稻子加工成大米、做成米饭了。后来，人们又在河姆渡旁边的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面积有八九十亩的一块稻田区。
尽管大寺人种植水稻没有上述的地方那么早，但对于今人认识大寺文化，乃至认识郧阳文化依然有着积极意义。至少，在6000年前，郧阳人种植水稻的技术已经成熟，这是那个时期的郧阳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成果。
大寺文化遗存向我们展示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郧阳人的生产生活面貌：人们用石质工具挖掘出窖穴，在里面建筑各种形制的房屋，用竹篾编织成光洁的竹席，用陶制纺轮捻线织布和结网。人们的生活来源依靠种植业、饲养业和渔猎，采集只是补充手段。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从农业中脱离了出来而专门从事原始手工业，有的制陶、有的制石 （玉）、有的制骨角、有的编织生活生产器具。（黄忠富）
来源：十堰日报
作者：黄忠富
延伸阅读：
郧县大寺遗址
（转载自十堰博物馆网站）
2006年10月，在对郧县大寺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首次在鄂西北地区清理出两座仰韶文化丛葬坑和部分仰韶文化遗物，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期鄂西北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交流融合及仰韶文化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寺遗址位于十堰市郧县境内，东距县城约3公里。处汉江与堰河交汇处的三角形台地上，遗址的文化内涵以新石器文化为主，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较少的龙山文化遗存。
处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丰富，除了在陶器上的特点外，在丧葬习俗方面也有其特色。在大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中，首次在我们鄂西北地区发现了两座仰韶文化丛葬坑，这座丛葬坑属于多人二次合葬墓。
二次葬，亦称复葬或迁葬，是一种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的传统葬俗，特指对死者尸骸作二重处置：人死，先采用埋土、风化、架树、水浸、置洞等方式处理肉身。待皮肉腐烂，再发冢开棺，拣取骨殖洗净晾干，放入特制的陶瓮等容器内，择日选地置放或深埋，即重新安葬。在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二次葬习俗已经形成并盛行起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大批二次葬坑，分单人二次葬和集体二次葬两种形式。在我们十堰地区的这座墓坑，属于多人二次葬。
二次葬的动机一说是古人认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死者灵魂才能脱离尸身进入阴间；一说是为实行氏族或家族合葬的需要。其实，二次葬的习俗不仅仅只存在于新石器时代，至今在我国的南方一些地区仍然很盛行，如壮族和客家族多采用这种葬式。
此外在大寺遗址还发现另一种葬俗——瓮棺葬。
这种葬俗具体是：将未成年人（多是婴儿）夭折后的尸骨放入陶瓮中，盖上盖子，埋于地下。这些陶瓮以及瓮盖不是专门烧制的，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储物器随机拿来用于埋葬之用。因此，出土的瓮棺规格不同，形状各异，其中瓮盖也是由陶片、陶钵以及陶盆等随机组成的。众多的儿童瓮棺墓，既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水平低下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现象，也说明儿童受到了特别的照顾。此外，很多瓮棺底部或用作棺盖的盆上，大多有一个小孔，有的钻成很规则的圆形，有的则是敲击成不规则的形状，小孔上往往还加盖一块小陶片，其内表面还涂有红色颜料。关于这些葬俗种种，说法很多，主要有：
一种意见是，夭折儿童被装入瓮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黄土中，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瓮棺盖或底部上的小孔则是希望他(她)能恢复呼吸，得以复生。郭沫若参观半坡遗址时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访半坡遗址四首》)似乎也是同类意见的艺术性表达。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气"呢?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幼儿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
另一种意见是，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有关，盆、钵底部的小孔当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如此葬俗，与近代某些地区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树杈上，以为小孩的灵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来的意识是一致的(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我国南方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都发现了不少这种瓮棺式的丧葬习俗，而在我们十堰出土的这些陶瓮棺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瓮棺都发现于房屋遗址的附近，这说明这些地区的先人多将瓮棺埋葬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这种丧葬习俗延续年代久远，据考古发现证实，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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