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同室操戈——寻访红军、新四军三次大部队突围的战地(三)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共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国民党蒋介石运用极强于共军的军力,不断展开围攻,多次合围共军大部队,企图聚歼。(本文所指我军大部队,为万人规模)

我数次重走长征路、重走新四军军部路,有三处我军万余人的大部队被敌军重兵包围的战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记住的第一处突围战场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场——漫川关一带(已发布,略)。

我记住的第二处突围战场是红二、六军团的战场——乌蒙山一带(已发布,略)。

我记住的第三处突围战场是皖南新四军的战场——茂林一带。

皖南新四军突围之战即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顽军)以优势兵力围攻撤往长江江北的新四军皖南部队。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第三、第五战区和鲁苏战区各部总计30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当时皖南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处于第三战区、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的作战范围内,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是上官云相,他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940年12月29日拟定《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包括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二十三集团军所部),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七师及第四十、第五十二、第一〇八、第一四四、第一四五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师于太平石台旌德一线作预备队。该计划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其作战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总之,尽管事变后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路线和时间多有争议,实质是,蒋介石已决心“剿灭”皖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必定发生!国民党军置日伪军的虎视眈眈于不顾,调集7个师8万余人合围移动中的近万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而新四军还在称呼这些国民党军为“友军”,可他们实在是顽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

1941年1月4日晚,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离别3年发展成长壮大之地——皖南,在军长叶挺和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实际负军政治委员之责)等率领下,从泾县的云岭及周围地区奉命北移,编成3个纵队,在雨中分三路开进。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旧址】

这3个纵队(亦有史料称为“支队”)编成:第一纵队(左路)主要由老一团和新一团组成,共约3000人,傅秋涛任司令兼政治委员,赵凌波任副司令,王槐生任参谋长,赵希仲任副参谋长,江渭清任政治部主任,由土塘到大康王集中,通过球岭(求岭)向榔桥行动;第二纵队(中路)主要由老三团和新三团组成,约2000余人,周桂生任司令,黄火星任政治委员,冯达飞任副司令,谢忠良任参谋长,钟德胜任政治部主任,由贡里到凤村集中,经高坦向星潭行动;第三纵队(右路)主要由第五团和军部特务团组成,约2000余人,张正坤任司令,胡荣任政治委员,黄序周任参谋长,吴溪如任政治部主任,纵队部率第五团到章村、溪口和茂林附近地区集中,特务团到铜山地区集中,准备控制樵山岭、大麻岭,佯攻太平,掩护大部队前进。军直属队(军部司、政、后机关)及教导总队(改称教导团),另有工兵队、机炮连约1000余人跟随第二纵队(中路)行进。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等。

这3个纵队的组成与干部的任命,是在临出发前的一次会议上才宣布的,再加上很快打响了皖南事变的枪声,来不及传达,所以一些史料、回忆录中,亦称这3个纵队为“支队”。

简言之,这3个纵队中,每个纵队都有2个团的主力,用叶挺军长的话说,还有几百挺机枪。可惜的是,在皖南事变中,因诸多原因,3个纵队的6个主力团并未协同起来集中作战!

1月5日,大部队抵达茂林镇。因为意外的大雨,加之正是隆冬季节,极大延缓了部队的行进速度,而且大雨导致青弋江水陡涨,渡江时浮桥又断裂,以至没有实现计划中的行程。军部决定大部队停留休息,烘干、擦拭淋湿的衣着、装备。

然而,就在1月5日下午,“友军”动手了——已在高岭附近的国民党军1个连开枪袭击我三纵。新四军延后才还击,抓到的俘虏(国民党特工人员)也证实受命而来,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了!

先看皖南事变战斗经过要图(下图,泾县茂林镇用图)。注:图中“章渡”亦为“章家渡”,“球岭”亦作“求岭”“裘岭”,“薄刀岭”亦作“博刀岭”,“丕岭”亦作“坯岭”,“大康”亦作“大康王”“大坑王”。

图中标示出新四军皖南部队3个纵队(分为左、中、右路)的行动路线、集结地域等,但没有标示出战斗地。从图中的标注,可以看出国民党军各师逐步向心推进。

再看皖南事变作战经过要图(下图,《新四军战史》中的附图)。与上图大体相同,但是,把石井坑标注为醒目的战斗地(圆圈内十字),此外图上还标示出高坦、丕岭、星潭也为战斗地(小小的叉号),但其他战斗地(如一度战斗激烈的高岭、求岭、东流山等)未加标注。

最后看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自卫作战要图(下图,百度上的图)。图中把3个纵队编成(每个纵队2个主力团)也标注出来了。从图中的标注,不仅可以看出顽军各师逐步向心推进,而且标注出在石井坑至鹿角山之间最后形成合围(绿色圆圈内画密竖线)。

笔者要指出,上面三幅图中3个纵队的路线都是概略的表示,并不准确,本文不作细究。但上面三幅图中都存在一个关键点——中路的路线端点是星潭!按照军部的命令,左、中、右三路(3个纵队)于1月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继续进攻三溪镇的国民党第四十师师部,打开突围向东的缺口。

1月6日,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人们,通过无线电信号以及数次小规模冲突,已经判明周围密布“友军”,但并未调整3个纵队的部署。

【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的李一氓(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他在皖南事变突围后,陆续向中共中央共发出6份电报,其中第二份电报中报告了国民党军合围皖南新四军的兵力:

“敌军军力:

“(一)总指挥上官云相,原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副总指挥唐式遵,原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在太平设指挥所;

“(二)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川军,隶五十军;

“(三)第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原东北军,隶二十五军;

“(四)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中央军,隶二十五军;

“(五)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中央军,由苏皖边调来;

“(六)第七〔十〕九师〔师长〕段茂霖,中央军,由浙江诸暨绍兴前线调来;

“(七)第六十二师〔师长〕冷欣;

“(八)新编七师(预备队)〔师长〕田仲毅,川军;

“(九)野战炮总队之一部,附炮六门;由浙江前线调来。”

这表明,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人明察合围过来的国民党军。】

项英握有实际指挥权。1月7日,项英下令停用各团电台,只能依靠人力传递情报和指令(即,军部对3个纵队的联络不再畅通,6个团的战斗部队难以协同)。

按照预定的行进方向,至1月7日下午,我3个纵队已扇形包围星潭——一纵1个团在星潭正北的磅山(距星潭村约4里),二纵2个团在星潭正西的百户坑坑口(距星潭村约2里),三纵1个团在星潭西南的牛栏岭一带(距星潭村约15里)。而据守星潭的国民党第四十师的兵力不足1个团(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等察明星潭守军为2个营)。

星潭,是坐落在百户坑口东面2里多的一个村落,也是一个要道地——一条古隘路从茂林镇里潭村出发,翻越丕岭后经榔桥镇百户坑、星潭村通往浙溪桥,连接起泾县茂林与旌德县三溪两大古镇的交通,也正是新四军皖南部队要打通的道路。国民党军很清楚这一点,第四十师第一二〇团一部已在百户坑口东侧将军山、西侧曹家山、正面鹿公山各修筑了一座碉堡,以交叉火力封锁住百户坑坑口至星潭村口前千余米的开阔地。新四军必须攻占星潭外围的这几个小山头,压制住国民党军的火力,冲过村前的开阔地,还得涉水渡过宽约百米的徽水河(又名徽河、徽水,系青弋江上游最大的支流),才能夺占星潭村。

【网友拍摄如今进入星潭村的道路,可见地形并非复杂,村前的徽水河可以涉渡】

1月7日下午3时,由项英提议并主持军分会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重点研究如何夺取星潭。叶挺、周子昆、袁国平、饶漱石、李一氓及能够到会的纵队司令、政委出席。叶挺和周子昆是刚从前线了解情况后赶回来的,他们了解的战况是:二纵新三团打到距星潭3里时,由于地形不利,被火力封锁,虽组织十多个突击组进行突击,但未奏效,与敌形成对峙局面。而军部刚离茂林,即被国民党第一四四师进占,后路已断。当晚,一四四师已进占云岭、章家渡、茂林一线,在濂溪河西岸设立前沿指挥所,在东冲岗设立火炮阵地,并向高坦推进。

在百户坑会议上,叶挺主张3个纵队集中力量往预定方向(东南方向),合力突击星潭,调右路三纵的老五团二营增强攻击星潭的力量,只要突破星潭第四十师的防线,就打开了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的门户(从星潭至三溪仅几十里)。但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认为硬攻牺牲太大,如果星潭打不下来,那就更困难了;即使攻下星潭,也难以继续突破第四十师在前进方向的阻拦。第二种意见是,翻过百户坑右侧山梁,由另一坑口打出去,直扑三溪。但这一路有没有顽军封锁不清楚,须待侦察后才能明了。侦察地形和摸清敌情,至少需要六七个小时,时间不允许,不侦察又不能贸然行动。这个意见也被否决。意见不一,决议不成。

毛泽东、朱德的来电使会议的气氛更加沉重。时间一点点流去,战机也一点点逝去,国民党顽军则逐步缩小包围圈。

会议时断时续地开到晚上10点钟,不同的突围方案又提出了几个,还是议而未决。傍晚时,叶挺又提议:沿顽军力量薄弱的太平、洋溪、石埭方向突围,甚至南出祁门景德镇,以图生存,避免被围歼。项英认为,向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政治上说不过去,仍然不同意。

会议迟迟不能决议。叶挺有些气愤了,他表示:“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这时,周子昆提议:早上特务团通过高岭时,没有遇到国民党部队,我们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东进。项英当即同意,最后决定:“放弃进攻星潭,部队回原路,改向西南方向突围,经高岭、出太平,靠近黄山,待机从铜陵繁昌之间的荻港渡口北上。”具体部署是:三纵老五团由后卫变前卫,向高岭进发;军部和直属队、二纵随后跟进;老三团一部防守丕岭,掩护各部撤退;三纵特务团由牛栏岭撤回濂岭,随后跟进;一纵由现地回撤,随后跟进。参加会议的左路一纵副司令赵凌波受命带一个排速往榜山一带与一纵取得联系,组织部队跟进。

新四军是否攻占了星潭,史载不一!据《新四军战史》《新四军征战日志》等所载,中路的二纵新三团、老三团配合,先于其他纵队到达攻击位置,并攻占了星潭。但我们在寻访中,听到当地有人说,新四军部队并未打进星潭。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一些史料和回忆认同这一说法。如时任三纵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的洪季凯在《皖南事变“新编营”血战白山亲历记》中回忆,他随攻击星潭的先锋新三团一营行动,老三团三营、新三团一营虽然各占领了星潭北面的一个山头,但一直没有得到总攻的命令,至8日凌晨,听到撤退的号音,新、老三团随二纵指挥部后撤了。〔这是停用电台的直接后果!〕

无论新四军是否攻占了星潭,总之,未能实现打开缺口、向东突进的预想。

此时天色已晚,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官云相,奉蒋介石之命,下达了合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总攻命令。顽军调整了部署:右翼军(围堵北面、西北面)为第五十二、第一〇八师,展开于榔桥至黄村一线,向茂林方向进攻,左翼军(围堵南面、东南面)为第七十九、第一四四师,展开于麻岭、陈村、中村一线,向茂林、铜山徐方向进攻;新编第七师(围堵北面)向云岭一带“清剿”;第四十师(围堵东面、东北面,即新四军预定行动方向)由三溪、星潭一线向北搜索,占领隘路要点。第二线兵力第六十二师集结于宁国东岸一带,第一四五师进至太平附近,随时准备参加第一线作战。

此后,新四军皖南部队面对优势兵力、火力的顽军合围,只能3个纵队各自为战,被动地阻击,有几次试图在茂林、榔桥、高岭等不同方向分别突围,均未果。战斗规模从连级逐渐升至团级。

1月8日,放弃从星潭突围后,按照项英的决定,中路的新四军军部和二纵一部开始后撤,途中释放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派在军部的联络参谋陈淡如。可中路部队竟然因向导带错路,再次调转方向。而左路、右路的部队与顽军激战犹酣。左路一纵副司令赵凌波竟擅自强令部队后撤,不久,他叛变投敌。右路三纵特务团奉命返身突围(结果分散成好几支队伍,有些突围成功,团长刘别生等一部分人突围未成,后会合军部)。

8日入夜,趁着夜色,副军长项英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十数人和秘书长李一氓一行20余人不辞而别,先后离开了军部。而叶挺军长、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对此毫不知情。〔后来离队的当事人中,有人说当时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无论如何,就这样自顾自的“分散突围”、保存自己,无须评论吧。〕

几小时后,叶挺得知有领导人擅离,他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他马上找到饶漱石,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对这些核心领导人的不辞而别,叶挺、饶漱石都大感意外。

项英一行人为何不辞而别,已无从考证。对于国民党军大兵压境,是出乎项英意料的——在新四军皖南部队开动之前,叶挺曾经到第三战区谈判,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唐式遵希望叶挺到真动手时手下留情,还提醒叶挺尽快安排转移,以免夜长梦多。“叶挺判断其意必有所指,在他的追问之下,唐式遵被迫说出了在三战区已看到了军令部进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计划,还介绍了他属下一四五师因战斗力弱已南调,七十九师从浙赣路进抵休宁,四十师已从溧阳西移至郎溪以南,调动尚未完成仍在进行中。(见俞申《项英为什么南走茂林》,《大江南北》1988年第5期)“唐式遵所提供的这些情况是非常宝贵的,然面这一信息被项英武断地否定了”。“叶挺从三战区回来向项英报告了这个情况。项英说,杂牌货做不了主,只会两面三刀,拿些捕风捉影的东西讨好,拒绝讨论。”(见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当国民党顽军真的动手了,而且是大动干戈,项英的心情可想而知。

此后,新四军的3个纵队不再有统一指挥。叶挺、饶漱石临危受命,负起指挥重任,但通讯不畅,也只能指挥中路的军部机关和部队。1月9日,叶挺、饶漱石遂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叶挺亲自口述致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文:“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叶挺在高地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身边部队的一部回身攻入高坦,将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击退至茂林,但已无力攻占茂林,仍受包围。

1月9日黄昏,叶挺带领二纵、军直属队及三纵特务团数千人,悄悄撤离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预想趁着夜色,沿东流山麓,经过石井坑、大康王走出山隘,于泾县城、丁家渡之间渡青弋江至孤峰,仍由铜陵、繁昌间北渡。沿途国民党军不断袭击,到处打枪,我军部队不熟悉道路,且山道极其狭窄、崎岖,走走打打停停,整整一夜仅走了10余里,至10日拂晓,叶挺军长指挥的前锋部队刚刚翻过石井坑北面的山岭,即遭到国民党第一〇八师伏击,前进再次受阻,不得已退回石井坑。天亮后,不断有成建制的、不成建制的新四军部队、人员汇集石井坑。

此前,左路一纵、右路三纵的部分部队已有分批突围出去的。汇集在石井坑的,除了中路的军部机关、二纵老三团、新三团,还有左、右路的老一团、教导团、特务团等未突围人员汇集过来,但只有下午赶到的老五团建制相对完整。聚集在石井坑的人员共约5000人,其中非战斗人员占了较大比例。

一幅老照片展示了石井坑的全貌(下图),可见村子处于长条形的山沟(山谷)中,形似葫芦,南北长约七八里,东西最宽四五里,窄处不足2里,山沟两侧有2座山——北面是白山(石山)和苑山;西南边是东流山,海拔830余米。沟中有一小潭,周围的岩石状如人工凿成的井栏,俗称“石井”,故得名“石井坑”。当年山沟里散布着几个零散的村子,近百户人家。若从茂林往东北方向来,翻过东流山,就是石井坑。

从地形上看,石井坑不是易守的地方,四周遍布大大小小的山头,要想守得住,必须要把周围的山头(制高点)都控制起来,以免敌人居高临下的攻击。可是,此时的新四军战斗部队不仅人数、装备捉襟见肘,而且建制多已散乱。

面对顽军形成的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和极度疲惫的我军部队,叶挺决心在石井坑固守,就此展开了石井坑守备战。他以军长名义发出告全体指战员书,指挥部队立即在周边控制制高点,建立起防御,具体部署是:二纵老三团占领石井坑西南的东流山北高地、石井坑西北的香炉墩高地,向西、向北坚守;二纵新三团占领石井坑东北白山(石山)高地和石井坑北部狮形山高地,向东、向北坚守;三纵老五团占领石井坑东南东流山制高点,向南、向东坚守;军部特务团和教导团为机动。。

叶挺将指挥部设在石井坑村子边上的祠堂(下图)里,位于狮形山下一处山凹里。

东流山制高点是最重要的阵地(下图,从石井坑看过去的远处高山)。东流山先是由教导团(原称教导总队)守卫,全团以干部学员为主,枪支配备不齐,而且步枪上也没有配刺刀,他们靠手榴弹和夺取敌人武器御敌。1月10日6时许,军部教导团工兵队到达东流山下时,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一一九、第一一八团一部已占领东流山山顶。上午,工兵队经过奋勇冲杀,在教导团其他队支援下,直至黄昏才夺回了东流山制高点,工兵队队长、指导员、副队长全部牺牲,全队只剩下10来个人。

叶挺见到老五团,大声说道:“你们五团是支过硬的老红军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30年代就已经屡建战功,今天军部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一定要坚守住东流山阵地,东流山不能丢!”说着,他用手杖指着山凹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指挥,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听到军长的誓言,老五团这支以福建崇安红军为骨干组建的部队士气大振,转身向山上奔去,团首长立即指挥全团上东流山占领有利地形,抢修工事。

为稳定部队,叶挺指示清查人员、设立警戒,并首先解决部队吃饭、休息问题。为筹集粮秣,临时设立了粮食委员会,由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负责,粮食委员会人员会同军部政治部人员调查当地粮食情况,向村民解释购粮的需要。石井坑当地民众,虽然粮食已被顽军搜去大半,但都愿尽其所有售给新四军,有几户村民还坚决不肯收钱。村中各户所养的大、小猪,都自动交给粮食委员会。叶挺将自己的战马也交了出来。

1月10日,叶挺、饶漱石致电胡服(刘少奇)转延安党中央:“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叶挺草就一份电报稿,发给延安毛泽东请其转发给重庆蒋介石委员长(当时军部与重庆方面不能直接通电),仍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够解围,其中一段大意为:今四面被围,弹尽援绝。如委座以为新四军仍系抗战部队,而职仍系抗战军人,则恳立即命令各友军解围。如获成全,职当立即来渝请罪,虽死不辞。

10日下午,离队的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和李一氓等一行人,都未能突出重围,先后随老五团也来到石井坑,情绪沮丧。

项英致中共中央电:“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即叶挺〕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未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请胡服转中央)。”

叶挺召开指挥员会议,说明当前处境及坚定作战之决心。与会全体表示同意。随即将汇聚到石井坑的部队编为4个队,并以一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队按部署分驻防地。

随军部行动的5部电台奉命砸毁4部,只留下1部电台,凭记忆的密码与党中央、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保持着联络。

10日,顽军一线部队第四十、第一四四、第七十九、第五十二、第一〇八师,已对石井坑形成合围,局部进攻不断。

11日,叶挺军长指挥临时组编的部队在石井坑形成环形防御。机炮连架起仅有的2门82毫米迫击炮及2挺马克沁重机枪构成火力支援。

11日上午,叶挺军长召开军部会议,检查受挫原因,研究行动方案,决定缩短战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的兵力,选择顽军弱敌予以打击,再视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随即,叶挺报告中央:一、顽敌四十、一四四、七十九、五十二、一〇八各师,已于今日合围,预计明晨会总攻。二、顾〔祝同〕已下生擒我等之命令。三、我们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四、现士气尚佳,惟粮弹不济,不能久持。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败,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死一拼。

11日上午,顽军对石井坑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被新四军守备部队打了下去。其中,制高点东流山争夺战最为激烈。我老五团、老三团、教导团余部与顽军第四十、第一四四师反复拉锯,在我老一团余部临时组编一个营的支援下,于11日傍晚又夺回了东流山阵地,燃起了3堆火光报捷。

【东流山主峰】

11日,叶挺、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彼、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今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希夷”(注:电文中的“政委制”显然指的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实为新四军政委,而对非党人士叶挺军长造成的制衡。)当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胡服、陈毅即转叶挺、饶漱石及全体同志电:“希夷(即叶挺)、小姚(即饶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1日晚,军部派出新、老三团各一部从石井坑向茂林方向的东岗村发起猛攻,击退顽军但又遭新七师、第一四四师组织整连整营反扑,激战持续到拂晓,新、老三团伤亡较大,被迫后撤。

坚守石井坑周边高地的各部队,都抗住了顽军进攻。

12日清晨5时30分,上官云相电话命令各部:即刻开始向当面之匪进行拂晓攻击。

天亮后不久,顽军对石井坑实施向心总攻击,仍然是围绕东流山的战斗最为激烈,我老五团、老三团、教导团余部子弹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刺刀戳弯了,就用牙齿咬,用石头砸,几乎损失殆尽,老五团5位正副营长伤亡。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当日下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示胡服、陈毅转叶挺、饶漱石:“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接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胡服即转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并盼将情形电告。重庆方面, 正在交涉, 但你们不要靠望, 一切靠你们自己。”

经过石井坑两天多激战,我军部队伤亡2000千人以上,老五团牺牲大半,老三团一营及教导团工兵队、炮兵连伤亡殆尽,教导团干部队及第三、第四两个政治队学员亦大多献出了生命。由于我军伤亡太大,加之弹药几乎耗尽,石井坑周围的我军一些阵地相继失守,石井坑已局部暴露在顽军火力之下。顽军一度从石井坑坑口对面的山坡冲下来,有小部顽军甚至已经冲到了村口不远处。战线交错不清,攻击与反击无数次反复。我军勉强保护了军部指挥所暂时未受攻击。

傍晚,鉴于局势已无可挽回,叶挺军长决定分散突围,各部队自己选择突围方向,设法冲出包围圈。总的目标依然是北上,一是经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是经苏南渡江北上,或就地坚持打游击。他鼓励干部们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当突围司令的,都当突围司令吧!”他要求大家:“皖南部队是革命的精华,你们要坚决突出重围,到江北去,开创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突围方向主要有三个:左路(二纵余部为主)向西北往茂林方向,中路往冬青树方向,右路(叶挺率部为主)向东北往大康王方向,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也往此方向。

1月14日,一位国民党兵(自称是第一〇八师六四四团二营的排长)举着白旗边走边喊,声称“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要新四军“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军部敌工部部长林植夫(民主人士)与第一〇八师素有旧交,自告奋勇带了几人前去谈判,但他们下山后就音讯全无。

时隔不久,顽军又开始搜索,不时开枪。叶挺不再躲了,他不顾警卫劝阻,坦然地打开手杖上自带的折叠椅坐了下来。这根金属手杖是叶挺在德国时,一位德国军事界好友赠送给他的,不仅外观漂精致亮,而且可以转换为坐凳,还可以转换为单发的枪支使用。

【叶挺手持望远镜,拿着手杖的形象】

时间耗不起!为营救被困在山中的部队,饶漱石提议叶挺下山去见见老熟人——国民党第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叶挺一开始表示不能去,认为去了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经饶漱石说服,叶挺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起身折叠起手杖,扔下深谷,遂带随员10余人再去与国民党军谈判,下山寻找第一〇八师师部。

不料,顽军巡逻队带叶挺军长见到的,不是第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而是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朱惠荣(没有给叶挺军长任何转圜余地),叶挺军长即被扣押,不久后入狱。他先后被关押在上饶恩施桂林、重庆等地,长达5年又50天。

从石井坑突围的新四军各部,越冲越分散,有的就地隐藏、避过风头,有的打到江边、设法渡江,有的被老百姓掩护、化装混出哨卡,有的找到当地党组织,有的被顽军诱骗集中而遭到集体枪杀……

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第二纵队司令周桂生、第三纵队政委胡荣、音乐家(《渔光曲》作者)任光等牺牲。

突围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袁国平身受重伤,被身边的人轮流背着或抬着跑。到了青弋江边,他因伤不能泅渡,不愿意连累其他人的行动举枪自戕。项英和多数人走散后,在警卫员和刘厚忠掩护下,意外会合了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等人,又先后会合了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第三纵队参谋长谢忠良、教导团工兵连连长刘奎等70余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隐蔽在蜜蜂洞中数十天后,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3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金条、银元、纸币、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请赏去了。而曾经聚集在项英身边的70余人,在李志高、谢忠良等带领下,于4月底北渡长江归队。饶漱石与几名同志遇到顽军搜索队,他把随身的银元连同怀表和金笔塞给一位连长,拿到路条得以放行。李一氓得到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掩护,潜藏多日后脱险。

其后数月,新四军突围人员不断或汇成小股、或零星分散的偷渡过江,还有人绕道苏南的城市和上海,再找到新四军其他部队,也有人返乡(皖南新四军部队里有大量当地及附近地区入伍的人员,以及归侨)。所以,“突围人员”包括几部分:其一是“归队人员”,即寻找到了新四军其他部队或找到党组织的人,包括根据党组织指示而留在皖南就地坚持斗争的少量人员;其二是“不归队”人员,含返乡人员和另谋出路的人员。有说“突围出来两千余人”,也有说“突围出来一千余人”。而被国民党关押的新四军4000余人。

女兵们在突发事变中格外艰难。皖南事变中,众多新四军女兵留下了“七女跳崖”“九女引爆”等的英雄事迹。

【“七女跳崖”壁画,画面上7位新四军女兵站在悬崖边上,中间的女兵已经迈步跳崖,其他的女兵神情凝重】

【“七女跳崖”简介:1月14日,军部教导总队(其时已改为教导团)史红鹃等7位女兵,最小的才17岁,为引开敌人,掩护几百名战友突围,她们战至绝境,宁死不当俘虏,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后,高呼“抗日必胜”“新四军万岁”的口号,手拉手,在东流山上纵身跳下陡崖,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当地群众称7位女兵跳崖处为“烈女峰”。】

当地政府树立了一个标志牌标示“九女引爆遗址”,在牌子上写道:“在皖南事变战斗最悲壮、最激烈的时刻,新四军战地文化处的九位女战士也投身于战争的最前线,她们冒着枪林弹雨,穿梭在东流山的各个阵地之间,为战士们输送枪支弹药,并用她们慷慨豪迈的战斗歌声激励新四军指战员奋勇杀敌之决心。1月12日,她们在运输弹药的途中被大批敌人发现并包围,面对凶残的敌人,这九位女战士将炸药分别绑在自己身上,一起唱着新四军军歌,义无反顾地扑向了敌群……她们没有遗言壮语,甚至也没有留下她们的名字,但,青山铭刻着她们的坚贞,历史记载着她们的悲壮,人们佳颂着她们的故事。”我们至今尚不得知“九女”的姓名,她们中唯一留下姓名的是军医处的文化教员英劳(原名邱彩霞)。

【“九女引爆”画作,作者李武】

泾县黄村镇九峰村(由原来的李村、王府、九峰三村合并而成的,皖南事变时,是大康王村的一部分)合义组的王家大宅,即“大夫第”(下图,为清晚期建筑),下山希图谈判的叶挺军长曾被国民党军关押在此一天。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下令撤销新四军编制,而中央中央、中央军委针锋相对,立即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全军重新组编。此后,新四军虽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但摆脱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掣肘,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那都是后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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