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上海的“故居”✅

很多年前，我得知上海徐汇区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挂了纪念陶行知的铜牌，专程去瞻仰，一看是“陶行知旧居”！他因躲避特务追踪，借住在友人任宗德家中，因突发脑溢血在此去世。准确的说，这是陶行知去世地。

余庆路146弄爱棠新邨13号

陶先生一生为国事四处奔波，曾几次来上海，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上海度过。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要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500万市民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可是，他的生命停止在1946年7月25日，这些愿望也付之东流。

为了“让中国人人受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放弃了每月五百元大洋的高薪后，从此没有职业，靠卖稿、卖讲、卖文为生。他办学校靠募捐，向武训学习，要饭办学。他把所有的精力、财力、心血，用在办教育上，如他的诗所写：“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时为了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他没有房产，因为无钱购置，更无心思为自己谋划。陶行知多次往返在上海，住处从不固定。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之邀，由日本抵达上海，陶行知与胡适等去码头迎接老师。陶行知当时在南京任教，他到上海后，住在旅馆。

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京师范高等学堂

1921年夏，他的另一位著名导师孟䘵来沪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此后4个月，陶行知一直陪同老师进行调查和讲学活动，除了在南京，其它城市的活动，陶行知都住旅馆，为了省钱，住的都是小旅社。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被反动政府查封，他遭到通缉，避居上海。他躲在法国公园旁的孟渊旅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和躲避搜捕的学生挤在一起打地铺。学生不敢出去，陶行知每天半夜出去，回来带包面条，在五更鸡（一种烧火油的小炉子）上下面条，大家分了吃。不久，传来被捕的晓庄学生谢伟棨、叶刚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杀的消息。陶行知心痛之极，喊出：“刀儿，刀儿，嗬嗬！我们还要干！”

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在同乡程霖生帮助下，住进了程家（现泰兴路306号）。后转移至虹口内山书店（现四川北路2050号），在内山完造先生帮助下，流亡日本。

内山书店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先是匿居在法租界，后内山完造为他租了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门牌号不详）。当时，他的通缉令尚未撤销，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化名写文章获取点稿费，后得朋友牵线，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合同，以译稿度日。他整天整夜伏案译书，很快就完成了几部书稿，可惜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全部化成灰烬。

他的晓庄学生方与严、丁柱中等得到消息，找了个小饭店与他见面，问老师有什么打算。陶行知说了日本见闻后，语重心长地说：“要集合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科学家来倡导一个科学下嫁运动”。学生惊讶地望着这位学教育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老师，充满了疑虑。陶行知说：“要把科学的种子播到千家万户，一个国家要进步，科学是唯一的桥梁。要把科学知识变得像空气一样，让中国每个人都享用，以造就一个科学的中国！”

此时，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聘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并以“不除庭草斋夫”之笔名，撰写了大量时评、教育理论及小说。史量才得知陶行知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十分支持，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还以《申报》顾问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

得到史量才的资助，陆续出版的科普书籍也有了稿费，陶行知有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活，他把母亲、夫人汪纯宜和几个孩子接到上海，租武定路石库门（门牌号不详），把家安顿了下来，因钱少，租不起大房子，他自己常常挤在“自然学园”睡。

1931年夏，他租下西摩路（现陕西北路门牌号不详）创办自然学园。这座三层洋房是一犹太人夫妇住宅，主人住三楼，一、二楼租给了陶行知。楼不大，只有两间房，但楼下有厨房，屋顶有晒台，生活很方便。陶行知购置了一些仪器、图书，请丁柱中、戴伯韬、董纯才、方与严住进来，后来高士其也被陶行知请来，加上长子陶宏和他自己，共七人，住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两间房，既是居室，又是办公室、写作室、实验室，条件虽差，但大家都很尽职，生活既紧张又有趣。每天起床后，他们在晒台晒会儿太阳，陶行知说，这是天然补钙。早饭后就开始看资料、讨论，分头工作。

“科学要从儿童教起”，陶行知计划“自然学园”将编三五百本《儿童科学丛书》，内容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要求既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适合儿童和老百姓阅读，其目的是“引导孩子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

来工作的几个有的是欧美留学生，有的是晓庄教师、学生，都有实验、研究能力，但如何写出儿童爱读的科普读物，觉得很困难。陶行知介绍了两位“先生”，一是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听，如有不顺耳之处，就要修改。二是老妈子（“自然学园”烧饭的佣人），读给她听，如她听不懂，“稿子只有扔进字纸篓里去”。

高士其因做实验，细菌钻入脑子，得了后遗症，流落上海生活无着。陶行知把他请来，鼓励他写作，他从“自然学园”写“生理卫生”起步，后来成了著名科普作家。

“自然学园”供吃住，每人每月还发10块钱大洋补助费，只有陶行知，把史量才发他的个人生活费都投入进去，非但不取分文，还把稿费也捐了出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除了高士其，其他人都打地铺，陶行知也不例外。但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作，称它为“自由学园”，每个人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有一架十分精密的望远镜，夜晚，全体同仁由陶先生率领在晒台观看满天星斗，一起认识北斗星，天河、牛郎织女，一起研究天文。每人有分工，丁柱中译外国科普著作，陶行知和陶宏研究天文和化学，高士其写微生物大观；董纯才编《十万个为什么》……

“自然学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陶行知领导下，编出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他自己编写的就有科学、天文学、度量衡、空气、肥皂的把戏等。由于他仍在通缉中，这套丛书以陈鹤琴、丁柱中名义出版，是我国最早为儿童系统介绍科普知识的书，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在陕西北路自然学院编写的《儿童科学丛书》

1932年6月，为了给科学下嫁运动建立一个实验基地，进一步开展科学普及运动，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立案，陶行知与儿童书局合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所学校没有校舍，也没有专职人员，只设了联络处，在爱文义路（现长寿路）小沙渡路（现西康路）永裕村，报名处在浙江路5号儿童书局总局内。陶行知任校长，聘陈鹤琴与“自然学园”全体同仁为指导员。他拟了招生广告：“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科学的国家才能生存。我们必须使中华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生存于现代世界，科学要从小教起。”

通讯学校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形式，编了指导书，书中事例尽可能中国化，所提倡的实验器材，发动儿童自造，如酒精灯用水瓶，玻璃管用竹子，破布、烂棉、铁丝、旧钉都可作替代品，提供自学自做自研究。第一期报名者就有100多人，由于经费困难，所有指导老师全义务，大家还把出书稿费全贴了进去，勉强维持了三年，最后连讲义油印费也付不起了，只好停办。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因经营困难，无力资助，“自然学园”租不起洋房，搬到了租金较廉的法华寺（现法华镇路525号））坚持工作。在诵经声中，陶行知和大家挤在一起，与僧人为伍。夏天没蚊帐，只能用被单盖住身子才能抵挡蚊子，热得发晕，仍然苦苦坚持，最后连破庙也租不起，“自然学园”只能停办。

不久因房租太贵，陶行知退掉武定路石库门，把家搬到法华寺附近的小房子，全家挤在一起，几个儿子只能打地铺。

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冲破了社会种种束缚，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先行者。在艰难困苦中，他和他的团队写成108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他提倡的科学立国，科学强国，“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可以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高瞻远瞩，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科学下嫁运动搞不下去，陶行知进行了反思。他希望晓庄学校复校，但已不可能，出路何在？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同乡程霖生见他无屋可住，再次请他住进自己家（南京西路1550号近常德路），后来几年他断断续续住在那里，直到1936年7月出国。

程霖生公馆

1932年10月1日，在宝山大场，陶行知办起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山海工学团，没有围墙，没有校舍，只在孟家木桥借了一座破旧的红庙，后来又租了菜农张兰庭的房子。

红庙（左后）大扫除

最高的团址——孟家木桥张兰庭家

那时大场离市区很远，交通不便，陶行知住在常德路，去一次工学团要来回好几个小时。他送抽水机、医疗药品、图书下乡等，无法回市区时，就住在工学团，与他的晓庄学生工学团团长马侣贤挤在借来的房子里。

大场地区农民像所有的农民一样，过着贫困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小的孩子要为家庭分忧，割羊草、卖菜、种田，几乎没人上学。工学团提倡“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适应了大众的生活。陶行知亲自下田教农民使用条播机种棉，使棉花产量成倍提高；遇大旱，他募捐来抽水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送到田头帮农民抗旱；没有钱请老师，他发动小孩子当“小先生”，即知既传人；他办共和茶园，放映电影，请来冼星海、聂耳、田汉……实施乡村艺术教育，倡导“三元大洋结婚”，改革陋习……

1934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推广小先生制作动员报告

陶行知无力扭转乾坤，但他以赤诚的心，尽自己最大能力，改造乡村，为农民谋幸福。他常常在简陋的泥屋里，与农民谈笑风生，把希望送到他们的心里。

1933年11月16日下午，陶母见陶行知衣服扣子掉了，要他脱下上衣，飞针走线，把扣子缝上，又检查了一遍，把衣服穿在儿子身上，忽觉头痛欲裂，步履跚跚地想上床睡觉，一个踉跄，她倒了地上。陶行知和陶宏把老太太抬上床，她拉着儿子手，断断续续地说：“不碍事，别急……”她勉强张开眼睛，想说什么，再也发不出声，手也放开了。救护车还没到，老太太已不省人事，待送到上海国立红十字医院，医生只会摇头。

陶行知父子在病床前守了29个小时，老太太呼出最后一口气去了。任凭儿孙千呼万唤，她再也听不到了。朋友们知道他清贫，筹了一笔款子。他办完丧事，抚棺回乡，把母亲葬在晓庄他父亲墓旁。家破了！他的知音、妹妹文渼已于1929年英年早逝；为他持家、养育儿子的母亲走了；他的夫人汪纯宜因不堪生活重压患精神分裂症已多年，自己忙于事业，四处奔波，这个家怎么办？老友姚文采劝他把夫人送进精神病医院。法华寺旁这间小房子不租了，三个儿子住进法华寺内的“自然学园”，三儿子一直有病，无法正常生活，托付给了姚文采。

法华寺

家散了，从此，陶行知一家再没能在一起生活，夫人于1936年在医院去世，陶行知正在广西准备出国宣传抗日，丧事是朋友帮助料理的。

母亲的人寿保险费一万多元，陶行知买了电影放映机和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供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放映唤起民众抗日的影片，新安旅行团带着它走遍大半个中国，陶行知对母亲的孝和爱，播送了几万里。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将去国外宣传抗日，大场农民写了首诗为他送行：“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农民见您如亲人。教育可普及，农村不破产，假如中国有一万个陶行知，农家子弟幸福真无穷。”农民用明明白白的“大众诗体”，向农民的朋友托出，两万名团结在山海旗帜下农民赤诚的心。

这一次，陶行知走得很远很远。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在香港尖沙咀码头乘“哥夫”轮出发，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遍走欧、亚、美、非四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支持。在大洋彼岸，在陶行知的奔波下，世界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日”的热潮，大量捐款寄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各个角落。

1938年8月，他风尘仆仆地回国，未及休息，他马不停蹄去重庆，在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为国培养人才，他殚尽竭虑，是真正的“要饭办学”。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与吴树琴结为夫妻，两人度过了十年甜蜜的夫妻生活。直到1946年4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抗战胜利了，他的老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回到上海，向他抱怨说：“没有房子住”。陶行知也没有房子，他为翦先生借了房子，自己借住同乡许士骐之兄许德臣家房子，吕班路（现重庆南路）53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亭子间。

吕班路（今重庆南路）

房子很小，仅一丈六尺见方，里面放了张生锈的铁床，一张方桌，一个小五抽屉柜。西面有扇窗，整个下午西晒太阳照进来，热气腾腾，剩下的空间，只能站两三个人。他和续弦夫人吴树琴住在这里三个月，几乎天天战高温。

陶行知雄心勃勃，抗战胜利了，国家和平了，可以好好地办教育了。他在这间小屋宣布他的宏愿：“我来到这个东方大都市，想在这里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还要创办育才大学，附设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要在上海实现我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他救国救民的壮志勾划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他的朋友、学生得知他回沪，陆续来胜利饭店探望。沈钧儒与他讨论民盟开展活动，田汉来探讨文化、戏剧创作，晓庄学生希望复校；育才学生讨论迁校；大场农民要恢复山海工学团……屋子虽小，却盛满了希望，陶行知在这里热情接待一拨又一拨旧朋新友。

人民盼望战后能过安定生活，政府却挑起内战，上海掀起了澎湃的民主浪潮。陶行知到处演讲，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他在这间小屋日夜写作，演讲稿、诗、文章，不断从笔下写出。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站上主席台，正义凛然地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陶行知在这间小屋，写下了痛彻心扉的悼诗：“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陶行知在上海的一百天里，为和平民主事业作了一百多次演讲，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投枪似的文章，他对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如此有力，继李公朴、闻一多后，他被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三名。

周恩来派陈家康同志到这间小屋，忠告他：“你的门前就有特务监视，最好不暂住此地，随时要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日夜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并于7月16日给育才师生写了一封告别信：“两方面朋友都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将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死了一个人，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万人。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7月23日，郭沫若和几位朋友要来看望他，因屋子太小，改去郭宅，同去的有马叙伦、茅盾、田汉、郑振铎等。陶行知建议，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联名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他们派人来中国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将国民党罪行公诸于世界。大家一致赞同，推陶行知草拟电文。

离开郭宅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郭沫若送陶行知到门口，再三要他保重。他说：“我是黑榜探花，不怕！”为防不测，这天，陶行知离开胜利饭店，独自到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家里过夜。

他连夜拟致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文，第二天上午，托人把电文送郭沫若，请他修改后，让上海文化界人士签名，他自己首先签了名。下午一时起，他整理自己的诗集，连续工作五小时。在许士骐家晚餐后，他又回到任宅，在桌前继续工作。吴树琴和二儿子晓光来此看他，夫人见他双目通红，面容憔悴，劝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他说：“我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加紧工作，我必须赶在死神的前面。”他们走后，陶行知与任宗德畅谈国事，直至午夜后，又开始整理诗稿。

他疲累至极，伏在桌上小憇，用冷水擦一把脸又继续工作，挥笔写下最后一首诗：“……要达到文化为公，学者有其校”。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望着窗外，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发出深重的叹息。一阵困倦袭来，天旋地转，他摸上衣口袋，高血压药未带来，他呼唤树琴，夫人不便随他来此借宿。他挣扎着走进卫生间，轰然一声，倒在地上。

夜寂静无声，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不朽的灵魂飞离了躯体，1946年7月25日，在无人知晓的凌晨，陶行知因工作紧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倒在他战斗的岗位上，在他借宿的友人家中去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立即赶来，他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他致电中共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朱德当天向胜利饭店发了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沈钧儒、田汉、司徒敏、陆诒、廖梦醒、任宗德、许士骐与陶夫人、儿子等围在陶行知遗体旁，听到周恩来深情的悼词，都流下了眼泪。

上海各界5000人在震旦大学举行追悼会。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柩由上海53个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护送抵达南京和平门车站。董必武、沈钧儒、罗隆基等与数千群众在车站举行迎梓典礼，灵前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冯玉祥及各人民团体敬献的花圈，陈设着董必武的《哭陶夫子》诗。从火车站到晓庄，送梓队伍越走越长，沿途家家设香案路祭，人们跪倒在地，以我们民族的最高礼仪哭别陶先生。灵柩所到之处，香烟缭绕，哭声四起，哀歌声声，泪雨纷飞。

工人、农友、学生、妇女、报童、伤兵、流浪儿……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呼喊着陶行知，晓庄的农民个个哀恸欲绝，“陶叟啊，你说要回来的啊！”

灵柩上覆盖着“人民导师”四个大字，在千百人的悲泣声、呼唤声中，徐徐落葬。一生飘泊，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陶行知，身穿旧学生装，脚套破皮鞋，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回到了他办第一所学校的劳山脚下，在他最后的“住处”，与父母、妹妹、夫人团聚，与他在雨花台牺牲的十几名学生永久相伴。

陶行知只有一处私产，办晓庄学校前，他收到《平民千字课》稿费二万多元，这笔钱用于晓庄开办。他下决心办乡村学校，自己要农民化，便在晓庄学校大礼堂犁宫旁造了茅屋，泥墙茅草顶，屋前种了五棵柳树，他称这座茅屋为“五柳村”。他把家从南京迁来，母亲、守寡的妹妹、夫人、四个儿子，在这里团聚。自1927年晓庄开学，至1932年他把全家接至上海，全家在此住了共五年。前三年，晓庄办得红红火火，妹妹和夫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晓庄担任指导员，母亲操持家务。陶行知工作繁忙，但因家在学校，生活方便，全家其乐融融。1930年晓庄被封，夫人受惊吓，落下病根。陶行知为避敌人通缉，匆匆离家，妹妹已去世，老母亲苦苦撑持家，两年得不到儿子一点音讯。五柳村凄风苦雨，老母以泪洗面，儿子无法读书。直到1932年，陶行知回乡把全家接至上海。此时，夫人已病入膏肓，不认识他了。

犁宫南京晓庄师范大礼堂（右后为五柳村）

陶行知唯一的私产五柳村，于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这里，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全家在一起生活得最长的地方。1946年他回乡祭拜父母亲，五柳村已踪影全无，只有门口仅剩的一株柳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与他相看无言，泪眼朦胧。

此后他再没有私产，没有后人可永久纪念的故居，但是千万座丰碑，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浩气长在，英灵永存。

来源：上海宝山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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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在上海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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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在上海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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