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留下的一座将军楼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附近，蜀都大道旁，有一座西洋风格，色调暗淡，窗棂斑驳，看上去已年久失修的宅邸，常年正门紧闭，无人问津。若走近观之，那气势逼人，不由得让人望而却步，感到她定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更平添了几许神秘，不然的话，何以孤零零地兀自矗立在那儿，甘愿默默无闻，守望着寂寞，从不与周边的仿古街巷，伪造的民国大院争宠。她就是她，无需流于平庸，无需追逐红尘，一座承载了太多历史华章的巴蜀将军楼。

据老成都人回忆，这座楼建于1931年。民国年间的最早主人是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抗日川军上将王缵绪，后传给他的长子王泽浚，也是民国政府时期的行伍出身，官至中将，那时这座楼称作王公馆，门口还有驻军把守，非公莫入。1949年以后，曾长期作为成都军区后勤部幼儿园。笔者的大学同学董红教授也告知，“这座楼在60年代曾是我读书的学堂，当时名叫成都市金河小学，外墙爬满了青藤，楼里面是红色木地板，客厅里有壁炉，共有三层，有若干教室，还有寄宿生的寝室。外面是一个足够大的院落，有花木树丛，还有一个小池塘。”从这生动的描述，可见当年的那一道人文风景。虽然飘荡着浮萍的水榭早已不存在，但我似乎还能闻到她昔日散发出的青涩芳香，挥之不去。

这里就是王缵绪一家在成都的故居。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对这段历史十分陌生，王缵绪在现代四川历史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坐镇一方，对四川的教育及社会发展多有贡献。他是四川西充人，于1885年出生，1960年在成都死于至今难以言说的非命。他的幼年师从一位饱学举人，曾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顺庆 (今南充) 中学，与蜀中军阀刘湘和杨森等人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从事军政工作长达40年之久，先后任川军和国军的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卫戍区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等职。由此可见，在当年四川的江湖绿林中，王缵绪的资历确实非同一般。

抗战初期 (1938年) 刘湘病逝，由蒋介石提名，南京民国政府行政院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其时，王缵绪已率部出川抗日，遂致电蒋，恳请收回代主川政的成命，国难当头，继续在外抗战。甫久，蒋致电王：“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据传当年王缵绪返回四川后，在省主席任上的时间并不长，多次请缨，后来终于得到南京批复，方才再次领军出川抗日。

王缵绪将军，出川抗日的领军人物

回望历史，王缵绪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川军将领，力拒日军于大后方四川之外，稳定了全四川的局面，确保了民国政府及陪都重庆之安定和安全。他效命沙场多年，抗战时期，他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及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及重庆卫戍总司令，被誉为抗日名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从未“定性”，至今仍被刻意“遗忘”和“尘封”。如今，第二次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已结束70多年了，往事并不如烟，对于这样一位忠于并捍卫民族大义，对四川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物，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以慰将军英灵，以正国人视听。

史料记载，1938年5月8日，王缵绪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立即推出一系列新政。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抗战所需之人力、物力、财力。王将军凭他的智慧和毅力，不断推出新政，使整个四川省出现了万众一心，生机勃勃的抗战局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国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力量。这些新政措施包括：“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1938)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1939)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除此之外，王缵绪还大力推出禁烟土(鸦片烟) 措施。其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这些亷政与爱民之举措与政绩。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进步和开明的。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10月1日，王缵绪通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缵绪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要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可成功。”王缵绪将军的这些掷地有声宣示和他毅然辞官，奔赴沙场的行动，不仅在当年是民族的表率，川军血染沙场的记录，也完全应当彪柄于抗战的史册。

王缵绪将军出征之后，数年驻守前线，指挥作战。为抵抗日军犯川，他的部属主要驻守湖北省境内的宜城、襄阳、樊城、桐柏、石牌、大洪山一带，经历了数年浴血奋战，坚守与阻击日军妄图攻打四川。可以说，他的部队是保证抗战大后方存在与稳固的一座用血肉筑成的长城。那年月，守住了长江三峡的水道，就守住了进入天府之国的大门，守住了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确是“一将挡关，万夫莫开。” 川籍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曾有云：“没有重庆，中国早已亡国。”言之凿凿。从这一视角来看，王缵绪将军带领的川军，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镇守长江天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稳定了抗战的局面，可谓厥功至伟。

1939年冬，国军发动冬季攻势，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拒止北进之日军。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直入大洪山的核山寺。王缵绪将军采取斗智斗勇的策略，与日军争夺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坚持奋战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拖住了日军西进，粉碎了日本作战计划。王缵绪将军因此荣获“大洪山老王推磨”之美誉，成为深受全国民众爱戴的抗日英雄，一时轰动全国。是年5月，国民政府加授王缵绪陆军上将衔。

王缵绪将军英勇抗日的勋绩，就连中共阵营里的朱德也表达了钦佩之情。致书王将军称：“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这番话语应是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层的正面评价。由于王缵绪将军战功卓著，累获国民政府颁发勋章嘉奨，并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

王缵绪将军，为国育人是先锋

王缵绪将军在战场上是英勇卫国的斗士，在地方上则是勤政爱民的好官。不仅自身亷洁，关心民众疾苦，更大力兴办学校，开启民智。1933年，他尽其个人之力，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创办了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之理想。他还筹资从上海购置了大量教学用具，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卫楚材、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王缵绪任董事长。并制定“公正诚朴”的校训，在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理念下，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针，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上图：1933年，巴蜀学校大门旧址）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曾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谱写了经典的校歌，至今仿佛还荡漾在巴蜀学校的校园里。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肯定创办巴蜀学校题赠了“成绩斐然”四个金色大字匾额，赞扬巴蜀学校办学成绩。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即成为“战时学校”。在整个抗战中免费承担起抗战军人子女与失落儿童就学。在抗战之中，十周年校庆这一天，引发了近百名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高度赞誉及肯定，他们纷纷以亲笔题词，赞许王缵绪先生开创的巴蜀学校，到场祝贺办学成功。

当时，因媒体版面受限，《大公报》仅载题词内容及人员就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徐堪、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农林部部长沈鸿烈、中央宣部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三处处长陈果夫、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经农、法规委员会委员余井塘、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张一尘、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翊群、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雷啸岑、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温少鹤、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重庆巨商汤壶峤以及黄炎培和郭松年先生等文武百官，可见影响之大。

与此同时，孔祥熙、何应钦等民国大佬带头出资并发起《为王缵绪先生持教精神的集资活动》，并制定修建王缵绪先生兴学纪念堂，以志景仰。

（上图：巴蜀学校教学楼，由王缵绪将军创建。）

事后，由校董王缵绪将军执意将这笔巨款用作被日本炸毁学校的修复工程，未能实现众官所愿。但却体现了王缵绪将军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所私立学校，会有如此百官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纯属绝有，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体现了王缵绪将军的爱国情怀与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创办了成功的巴蜀学校和办学成绩。

（上图：1947年（民国1936年）巴蜀中学川陕级学生毕业合影，前排中坐者为王缵绪校长。）

王缵绪将军，一生功德留在了四川

王缵绪将军之于四川，早年还有不少建树。例如1924年初，杨森率部攻入成都，任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缵绪将军就任后即着手拓宽春熙路、修葺少城公园；在城区大街辟设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推进义务教育，创办补习学校，令各界学子入学；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万人公共体育场，并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王缵绪因业绩昭著，激发民众曾在少城公园以树碑刻记下了他的功德。

那一年，北京临时政府还任命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逾3年之久。当年的师部设资中，王缵绪大力推行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东岳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立民生工厂，以半工半读促使贫穷子弟入学就读；次年，王缵绪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省立第六中学”。他个人出资在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还聘请了周能泮担任校长，以及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美国、日本、英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担任教师。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民国才俊即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王缵绪在驻守期内还将县政府闲余的西仓房改造成了“通俗图书馆”，并藏书达一万多册；还将当地重建了“重龙公园”，新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另外在资中建3个公共体育场。

1926年，为资中川主宫成立了“资(中) 内(江)”马路局，聘请留学法国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是他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王缵绪还用“驻军护商款”修善西门外大堤，并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解除多年洪灾。

此时，王缵绪以身兼军职继续创办了巴蜀幼稚园和重庆《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巴蜀日报》首日发刊。社址曾在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除新闻外，还有副刊。聘用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过年停刊。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而盐商界内确有约定俗成之潜规则“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缵绪用这笔资金 (十万银元) 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了创办巴蜀学校计划。而刘湘被王缵绪投身教育所感动，曾捐助修建园舍。王缵绪为之曾在巴蜀学校内，指一园舍取名为“湘院”。这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杨森、卢作孚、刘文彩等众多军政大员，蜀中有识之士捐资教育，兴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传为世纪佳话，永存民间记忆。

（上图：王缵绪创办的巴蜀学校旧址）

1933年2月，王缵绪继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正式开学。他经好友黄炎培介绍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王缵绪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因此，学校的师资与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了王缵绪意旨以“公、正、诚、朴”为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创办下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出无数知名英才。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并荣获奖励，享誉全球。

王缵绪将军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缵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3月2日，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在坊间流传至今。

1949年，民国政府机构陆续迁往台湾。王缵绪婉拒了当时蒋中正总统请其赴台之邀，12月7日，王缵绪被任命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缵绪以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名义接管成都。第二天12月25日，与中共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成都的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使百姓生灵涂炭的战争。那一天，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几天之后，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王缵绪发布公告，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掌控的军队同时接受贺龙的整编。因此可以说，他是成都“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应不为过。从那时起，王将军也就成了“起义将领”。在新生政权治下，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民主人士”职衔。

1950年12月24日，王缵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国家。为此，邓小平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缵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其实，王缵绪的个人生活中常与文墨书香为伍，他爱好书法、诗词和收藏。早年他加入过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其中有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王缵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文友们称赞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应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上图：王缵绪将军在四川西充的故居，如今已破败不堪，无人问津。）

王缵绪将军，丹心何处惹尘埃

时光流逝，到了1957年，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不期而至，王缵绪看到他身边的好友都陆续被打成了“右派”。例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以及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面对如此荒诞的情形，他无法理解，于是写出了几篇反思文章，希望带到境外发表。

当年，王缵绪赴港就医申请已得到批准，择日请假前往香港。不料此事被他的秘书陈子庄告发。陈子庄为了求荣，遂向“组织”汇报此行。于是便有了在深圳罗湖桥边境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住，押回成都的故事演绎。当年的《四川日报》曾配抓捕图片，以通栏标题发布新闻：“反革命份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抓捕”，一时轰动海内外。如今想起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段巴蜀旧事。

（上图：王缵绪将军摄于1954年）

抗日英雄王缵绪在成都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据说奉上面指示，“终生羁押，关死了事。”与此同时，他的个人历史档案也被修订，不再记录他曾领军出川，对日作战的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与偷儿私娼同类。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成都大辞典》的编委会兼职工作，担任“政史篇”分主编，与聘请的四位四川文史馆专家讨论词条时，他们建议王缵绪的词条最好从略，因为官方尚未“定性”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以后，在官修的巴蜀“正史”里，王缵绪将军的一页也就不存在，或一笔带过，似乎从未有过此人，令人叹为观止。那年月，刚直不阿的王缵绪将军被羁押在成都，与世隔绝3年之久。他于1960年，因绝食抗议，饿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一代抗日英雄赍志以殁，享年75岁。他的生命就此嘎然而止。

更令人欷歔不已的是，王缵绪将军一人之灾祸株连家族。曾与他并肩出川抗战八年的长子、国军中将王泽浚 (第四十四军军长)，在国共内战的徐州会战中，因头部受重伤被俘，后以“战犯”之罪名被关押在抚顺监狱，前后24年之久，是那年月仅有的几位未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于狱中。王将军之孙王复加先生曾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总编审，后因家族背景，被打成右派22年，下放劳改。王复加之女王宇知，迫于政治压力，怕不能升学，甚至不敢姓王。为了能读书与生存，已改名随母姓郑。作为王缵绪将军的后人，方才有了如今的口述历史篇章，是以为志。

尾声

关于这座将军楼的老故事实在太多，泣血如歌，充满了悲壮而又凄绝的色彩，如今尚存于民间的记忆里。过来人和亲历者的口述无疑增添了叙事话语的历史真实性与可信度。成都金河路柿子巷一处小院里居住着一位80岁多的姜大爷，他回忆道，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里就被断断续续地被征用为成都军区机关幼儿园，“我家娃儿在这里念过幼儿园，他现在都快要60岁了。”这位老伯与将军楼为邻，伴随了他的一生，应是信史，见证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老成都的变迁，再现了这一座将军楼的历史宿命。

如今，世界各国大都市里皆有各种公立和私立的博物馆，展现本埠的历史文化，或可参照。其实，这座将军楼也完全应该修葺，辟为四川抗战纪念博物馆，与附近路口的刘开渠所作川军抗战士兵纪念雕像，街对面的努力餐，人民公园里的保路纪念碑，遥相呼应，形成这一带街区的抗战历史文化展览群落。

如今，这一座楼旁已成建筑工地，不到几米远，已深挖地基，又起高楼。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以成都之大，为何不能把这一老成都仅存的抗战将军楼及周围的环境保存下来？绿化后建成一处纪念公园？难道今天的城区里连一块为历史存照的净土也不能保留下来？皇城被毁了，御河被毁了，贡院被毁了，皇城大门前镇城的一对硕大的石狮被毁了，那是三千年建城历史的缩影，老成都能展示给世人看的，最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最引以自豪的家当几乎都被毁完了，让位于当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中饱那些大小开发商的腰包？实在是败家子行为，何以向子孙后代交代？何以向华夏历史交代？老成都啊，你留下了这座将军楼，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沧桑与思考。

2018年9月16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作者简介：桑宜川，加拿大華裔學者，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原四川師範大學外語係七七級畢業，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研究興趣廣泛，現為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並受聘為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 月亮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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