⑯艰苦卓绝的闽中三年游击战争✅

1988年12月27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批示同意把闽中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独立游击区。至此，由于历史种种原因而被长期遗漏的闽中游击区终于得以确认，正式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史册。

闽中游击区是在非苏区和没有正规红军部队参战的条件下，完全由闽中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中开创出来的一块独立游击区，处在国民党福建当局严密控制的地区，斗争是极为艰苦和残酷的。

一、整顿党和武装组织，实现特委统一领导

1934年1月，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南方各省的地方统治，派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又从上海调来破坏共产党白区组织最富有经验的宪兵四团进驻福州，并在福建省推行“保警合一”的治安建制，把全省各类地方武装统一改编为l4个保安团，省府设立保安处，统一指挥调动全省各地的地方武装，共同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934年4月上旬，中共福州市委被宪兵四团破获，市委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后，立即波及莆田、仙游两县，叛徒练文澜带着宪兵到莆仙两县抓捕党、团员，中共莆田地方组织负责人陶耐存、傅韵簧、江家茂、关庆霖、王德华等陆续被捕。这些人经不经敌人的诱逼，又沦为叛徒，并带宪兵和特务在莆仙各地诱捕革命同志。一时间，莆仙地区风声鹤唳，一片恐惶。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莆田中心县委领导人潘涛立即将党的活动转移到莆田沿海农村，并组织“打狗团”，伺机打击叛徒的破坏活动。5月下旬，原中共福州市委常委王于洁及其妻子苏华为了躲避敌特的追捕，从福州转移到莆田，与潘涛取得联系，共同领导莆田地区的反叛斗争。

鉴于原中共莆田中心县委领导人多数被捕的状况，经王于洁提议，中共莆田地方组织负责同志于1934年9月在莆田灵川西厝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重建中共莆田中心县委，由王于洁任书记，潘涛、郑金照、林阿郎、陈建新、黄国璋为委员。同时对游击队进行整编，由郑金照任队长，潘涛任政委。会上还讨论了开辟新区工作，决定派人到莆田山区和仙游、永泰交界的边区发展新的活动据点，以便将党的活动转移到山区。

中共福州市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之后，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便同上级失去联系，处于孤军奋战的局面。为了争取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王于洁于1934年10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厦门寻找上级党组织。王在中共厦门市委处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民族武装自卫的指示信》，但仍未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就同厦门中心市委暂时联络。王于洁返莆后，又因联络员被捕，莆田中心县委与厦门市委的联系也从此中断。这样，莆田中心县委只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作出在农村坚持游击战争的决策，在斗争中求生存图发展，并决定将常太山区创建成一块比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作为中共莆田地方组织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依托。从此，莆田中心县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也因福州市委被破坏而失去组织联系，在福清的沿海一带孤军奋战。1935年春，福清的沿海地区遭国民党福建当局的大规模“清剿”，福清中心县委将游击队转移到福清、永泰、莆田三县交界的罗汉里山区活动，并以罗汉里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这样，莆田、福清两县党组织和游击队客观上拉近了距离，但彼此之间仍无联系。

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中，彼此都在寻找上级和附近党组织联系的线索，以改变孤立无援的状况。1935年4月，王于洁获悉福清游击队在莆、福交界处活动时，立即派交通员前往联络，从而使两支独立活动的游击队开始有了联系。随后，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以壮大武装力量，扩大游击区域，王于洁提议将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联合起来。这一提议得到福清中心县委领导人黄孝敏、刘突军等人的赞同。两个中心县委的领导人于1935年5月在福清县的樟溪召开联席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分析了闽中的革命形势，研究了具体的斗争策略，认为在未能及时找到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要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继续在本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会议决定在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闽中特委，推选王于洁为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陈炳奎等为委员。特委统一领导福清、长乐、莆田、仙游、永泰等闽中各县的革命斗争。同时，会议还决定将福清游击队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莆田游击队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并分别以福永边的罗汉里和莆仙边的常太为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会议要求两支游击队在战略上相互策应，形成整体；在战术上各自活动，机动灵活。

中共闽中特委的成立是闽中革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结束了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为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使北起乌龙江畔的峡南，南至惠安县北部约150公里的福厦公路干线两侧地区，以及莆、仙、永、福等边界山区，都成为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驰骋的战场。同时，中共闽中特委的成立，不但在组织上为坚持闽中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标志了闽中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不断走向成熟，闽中革命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坚持游击战争，挫败国民党军“清剿”

中共闽中特委成立之后，特委主要领导人进行了革命分工：由王于洁、潘涛负责莆田常太根据地的建设，由刘突军、黄孝敏、余长钺等人负责福清罗汉里根据地的建设。闽中特委的成立，加强了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使莆田、福清两支红军游击队能够配合行动，遥相呼应，初步改变过去那种被动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闽中两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红军游击武装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打击根椐地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势力，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大刀阔斧地肃清了罗汉里根据地周边的土匪、民团及地方武装，从而使游击队得到发展，武装力量扩展到100多人。1935年10月上旬，刘突军率第一支队袭击了莆田大洋田赋处，缴获长短枪8支。同年11月，第一支队又进攻闽侯县大义乡民团，缴获长短枪20余支，释放被押群众60多人。1936年初，第一支队兵分两路袭击了闽侯县沪屿镇的民团及保安队，毙敌9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释放被押群众30多人，并破仓分粮接济贫苦民众。同年2月，游击队又在福清相思岭地段的何庄桥地区，伏击了福建省银行的运钞车，生俘福建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大田县县长萨桓等“国大”代表及政界要员7人，缴获短枪11枝及一部分金银和现钞，造成巨大的革命影响。

与此同时，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也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取得良好战绩。1935年秋，国民党常太区区长前往仙游，第二支队派一支小分队在途中进行突然袭击。区长遭袭击后惊恐万状，连忙逃离常太，再也不敢回来作恶，从而使游击队在常太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1936年1月11日，第二支队队长郑金照率队袭击了马口铺田赋征收处，镇压了民愤较大的铺差韩觐侯。随后，第二支队又开往广业外坑攻打了当地恶霸兼民团头子范少京的住处，将范家的粮食、衣服分给当地农民。经过斗争，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的影响。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闽中特委还加强了根据地周边党的建设。1935年底，在根据地建立了广（业）常（太）兴（太）边区工委。随后，又先后建立了17个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员50多人，从而不但加强了根据地党的领导，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

闽中工农游击队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原以为几个零星的游击队躲在山沟沟里难成气候，哪知道竟四面出击，搞得人心惶惶。1936年1月，国民党莆田驻军第四十九团派出两个连的兵力进剿常太根据地，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派陈金藩带队阻击，但因陈在战斗中牺牲，游击队失去指挥员，被逼退到仙游九仙宫，据险阻击敌人，后因夜幕降临，双方各自收兵。2月底，国民党福建当局因“国大”代表被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所捕，马上纠集了正规军、宪兵、保安团，以及各县的壮丁队、区警队等3000多兵力，从福清、闽侯、永泰三个方向，采取“分进合围”的战术，进攻罗汉里根据地。并派出飞机侦察，铁甲逡巡，企图一举肃清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国民党当局重兵包围下，闽中游击队临危不惧，沉着应战，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穿插于高山密林之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经过3个月的艰难转战，终于打破了几十倍于我之敌的“清剿”，跳出包围圈，安全转移到莆田常太根据地，与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漈川胜利会师。与此同时，国民党莆田驻军第四十九团也于1936年4月，再次组织兵力“清剿”莆仙边游击根据地。驻军团长夏德贵增派两个正规连协同驻枫叶塘的一个排以及常太壮丁队，加上仙仙游保安队第十一中队，共500多人，从下宫、漈兜、渡口、外坑四路进兵，实行“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为了避敌锋芒，游击队动员根据地的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全部撤到山林之中隐蔽。莆田驻军找不到游击队和群众，便大肆抢掠，放火烧山。游击队立即将群众分散到各个山头，敲竹筒、燃爆竹，大造声势，呐喊助威，而游击队则集中兵力攻其一路。双方激战2个多小时，后因天色已晚驻军率先收兵。国民党莆田驻军在“清剿”未能达到目的情况下，变换战术改为“驻剿”。即留一个连的兵力常驻枫叶塘和渡口，又在根据地的北部仙游地区驻一个营，以封锁根据地的出口，企图使游击队困处一隅。为了打破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闽中游击队派郑金照率小分队抄小路跳出包围圈，到沿海一带活动，以造出声势，达到调虎离山之目的。但未能成功，小分队在袭击笏石的国民党自卫队时失利，郑金照和警卫员牺牲，游击队只好撤回莆仙边根据地休整。

1936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在常太漈川召开军事会议，分析研究了全国和闽中的革命形势。会议决定将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并入第二支队，由吴德标任支队长，刘突军任政治委员，雷光熙、王铁成任副支队长，杨采衡仍任参谋长。两支游击队会师之后，以莆仙边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36年6月中旬，为了粉碎莆田驻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刘突军率20多名突击队员连夜从常太出发，袭击了驻福厦公路莆仙交界的长岭驻军一个排，缴获步枪18支。继而，游击队又转战平原，奇袭了黄石镇第三区区署，击毙区警4人，缴枪20余支。随后，游击队又迅速开赴灵川何寨联保处，揪斗地霸，缴枪12支。闽中工农游击队在沿海地区的一系列武装行动，不但打击了国民党闽中当局的嚣张气焰，而且粉碎了其“清剿”计划。

然而，闽中工农游击队的存在，始终成为国民党的一块心病。从1936年7月起，闽中各县的国民党当局又调动700多兵力，联手“清剿”，围攻莆仙边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在找不到游击队主力决战的情况下，对根据地的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烧杀抢掠。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减少损失，闽中工农游击队决定主动撤离常太，转移到莆（田）永（泰）边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尽管当时斗争环境极为恶劣，敌我力量悬殊，但闽中工农游击队在中共闽中特委的领导下，不畏艰难险阻，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从而使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促成国共和谈，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

“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时中共闽中特委已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接上关系。中共南临委向闽中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并对闽中的革命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中共闽中特委决定实行战略转变，不再提“反蒋”口号，主动停止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军事行动，将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隐蔽在莆永边游击根据地整训，为奔赴前线抗日作准备。1937年1月以后，闽中特委从南临委定期寄来的《救国时报》上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并根据《救国时报》所载的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摘编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等标语传单，用快邮代电的方法广泛散发，进行抗日宣传，以促进闽中抗日形势的高涨。然而，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舆论压力，虽然不得不在公开宣传上作出团结御侮的表态，但在内部却在加紧执行对共产党及其革命武装进行“清剿”的既定方针。闽中的国民党地方当局通过特务内奸进行大肆破坏活动，企图以此达到消灭闽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1937年2月16日，王于洁洪度村主持召开闽中特委会议，商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闽中将如何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谈判共同抗日等问题。但因叛徒出卖，特委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余长钺、潘涛、陈炳奎等相继被捕，并押往福州宪兵团部囚禁。面对突发事件，幸存的特委主要领导人刘突军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地方和部队主要党员干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委，以暂时接替特委领导。会议推选刘突军为工委书记，黄国璋、苏华为委员。闽中工委的成立，从危难中挽救了闽中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而国民党当局竟不顾大敌当前和民族利益，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6月23日，将闽中特委5位领导人杀害于福州，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憾事。尽管如此，中共闽中工委仍以大局为重，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以克制忍耐、忍辱负重的态度，诚心诚意地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停止内战、共同御敌。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地方当局终于接受谈判，并于1937年8月底达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至此，中共闽中工委和红军游击队终于度过了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下旬，闽中游击队160多名指战员告别父老乡亲，从福州洪山桥出发，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谱写出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