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驰踪之敦煌千佛

敦煌千佛

06.04

6月4日星期二，今天是敦煌之行的重点——参观敦煌博物馆和莫高窟。早饭后九点，大巴开到离宾馆只有几公里的敦煌博物馆，位于敦煌市较中心的位置。

若从空中俯瞰，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荒漠中一座浓翠欲滴的大绿洲，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置身其间的一切生灵浑忘了身处何地。

道光《敦煌县志》曾记敦煌之“形胜”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又云：“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确是一方无与伦比的风水宝地。

博物馆规模不算很大，外观设计得素朴厚重，方方正正的土黄色高墙，曲折地界出线形的展区，馆中所陈列的，是从敦煌各地出土的历代文物，形象地勾勒出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景象。

对我一个半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江南人来说，河西走廊的文物完全不像文物，更是真实生活的投影，博物馆里陈列的竟然有汉代的土墙泥块、芦苇苣、布片、麻织袜、麻绳、木勺、草鞋、草席、黄羊夹子、墨书麻纸等等，一草一木，一丝一缕，如此清晰而鲜活的存在，实在让人无法想象这些竟然是留存近两千年的生活用品！

曾几何时，我们习惯了在博物馆中优雅地欣赏一件件精美的古代艺术品，而此刻在敦煌文物面前，那似乎都显得有些矫情了——大漠以近乎粗野和不容置疑的力量，剐下历史的一片龙鳞，风干了，越千古于一瞬，呈现在世人面前，空中仿佛还飘荡着远古嘶哑的回声。

看了几日相似的文物，多少也有点审美疲劳，走马观花已毕，并未感到特别的震撼。中午受敦煌书协友人的宴请，在一处绿意葱葱的农家餐馆吃了一顿午餐。午后一点，即来到莫高窟入口。

莫高窟作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如今早已人满为患，参观要预约，时间有限定，为了更好地保护石窟，管理处规划了几个版本的可以错开人流的游览路线套餐，除了预定的特窟和必看的几个窟以外，其余参观路线是大致随机的，谁也不能确定一次来能看到哪几个窟。

上世纪90年代曾读余秋雨的名著《文化苦旅》，写到当年参观的情景。

说：“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

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这样任性的状态，今天看来是何等奢侈、令人羡慕。

如今，一簇簇的游人蜂拥在导游四周，佩着耳机，一波一波地潮汐式在各个洞窟中出入，洞内没有灯光，只能借助导游手中的电筒，在暗沉的壁面间追逐着一丝微光，感受这些瑰宝的魅力。然而，为民族文化艺术瑰宝传之久远计，这样的措施是完全应该的。

我这是第一次来莫高窟，内心充满热烈而忐忑不安的期待。漫长的参观序曲，从入口的数字展示中心拉开，据说无论是谁来参观，都要先看一个电影短片，这是固定的流程；走出影厅，再坐上景区的大巴，驶向莫高窟下。

这段车程，竟长达十多公里，窗外一段空旷的戈壁滩，平沙无垠，风色惨黯，汽车足足开了有二十分钟左右，这样的参观体验，算来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干涸的宕泉河南北切割成一道河谷，河床上只留下狼藉的冲刷痕，彼时波浪千层，而今涓滴不见。石窟东面遥对的是祁连山的支脉三危山。

《后汉书·西羌传》曰：“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至少东汉时期，敦煌一带已有浮屠活动的踪迹，前秦建元二年（366），一个叫乐僔的和尚游经此地，佛祖向他昭示了一幕不可思议的神迹，于是他发下宏愿，在此刊凿佛龛，开启了莫高窟的营建。莫高窟第332窟圣历元年（698）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是莫高窟地区现存较早的碑刻，碑文中即有莫高窟营建史的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崄，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后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自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宿白《〈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图片来源网络

敦煌残纸P.3720-《莫高窟记》

至唐武周时期，莫高窟佛龛蔚然，攒茂岩：“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神游乎天上。岂异夫龙王散馥，化作金台；梵王飞花，变成云盖。”文学的描写不无夸张之处，然仅从残存的唐代佛龛推想，当时的盛况，也当不负于大唐盛世的辉煌。

行前查阅资料，感兴趣的如285窟西魏《五百强盗因缘图》、257窟北魏《鹿王本生图》、北周建平公的428窟，以及最负盛名的初唐220窟《维摩诘经变图》等，都属特别保护的特窟，一般不对外开放。这次获准参观的特窟只有两个，一是唐景龙年间的217窟，该窟为敦煌望族阴氏家族所建的功德窟，时代属初唐、盛唐之交。

从甬道走入主室，一佛二弟子四菩萨的塑像大都已毁，仅存中间的主像，介绍说这也是唐塑清修的造型。主室内从地面到窟顶，密集的壁画无余一隙空地，只是剥落显露的几片土墙，流露着历史的沧桑。

唐代的壁画，主色调是青绿、红赭和黑色，然千年而降，色泽依然莹润，即使仅借助微弱的电筒光，同样能感受那穿透千年的熠熠辉光，若非身临其境，仅从画册或虚拟数字平台上欣赏，无法感受那种真切动人的艺术魅力。

南壁的青绿山水图，与传世唐代的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相比，无论构图和设色技法，都有相似的时代特征。传世唐代山水画屈指可数，而敦煌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史料，敦煌为中华艺术的圣地，名不虚传。

特窟45窟，本无纪年，研究者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排比考证，断定应营建于盛唐时期。

此窟最为人称道的是正壁龛内的塑像，据考原系九身，现龛外两侧力士像己毁，存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共七身圆塑，人物体态动静兼宜，弟子的儒雅，菩萨的婀娜，天王的威武，文温武怒，呼之欲出，手法高超，各尽其妙。

南壁的观音经变、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保存相当完好，壁画中的人物树石技法更为写实，造型生动准确。细观北壁东侧的“未生怨”，从下而上，以楼阁墙垣作为自然隔断，最上端为山林背景，全图其实是一幅完整的青绿楼阁山水人物画，构图本身很巧妙地弥合了山水和人物画的界限。

图中的树法，穿枝着叶的手段比传世同时代甚至更晚的唐五代卷轴山水画高明无数，作为背景的山川穿插萦回，手法也几乎不输于隋代的山水画名作展子虔《游春图》。

在现场欣赏的一点直观感受是，壁画体量大，线条饱满，并非像画册中所见的那般精致和小巧，笔法有一种随性挥毫的爽快感，想来，这何尝不是我们在艺术实践中时时需要观照的一点——国画之魂，重在写，不要描！

莫高窟第45窟彩塑菩萨像

略浏览过一些北朝至唐代的敦煌壁画资料，今又在现场亲见原迹，我更认可一种观点，被明代董其昌等人所复兴、传为南朝张僧繇和唐代杨升等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没骨山水”，实则正是西方明暗凹凸画法的孑遗，这种技法，在美术史的梳理上可以上溯庞贝的壁画、印度的佛教壁画等，在敦煌北朝至唐代壁画中，传承的脉络清晰可见。

在45窟的山水画元素中，同样有这种技法的流露，这必是一种当时盛行的风气，可以说，敦煌早期壁画中，无论山水、人物，多多少少都有凹凸画法的影子。若由此深思开去，我们应当明白，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和保守的，自始至终，恰恰都在与世界艺术潮流互动、吸收、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发展——我们的民族性，从来都是世界性的。

敦煌藏经洞在16窟甬道北壁上，16窟前倚崖修建三层木构窟檐，俗称“三层楼”，进入此窟，从门窗栏楯的式样中，便能感受到清末人生活的世俗烟火气。藏经洞现标为17窟，16、17两窟合为一体，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到了窟内才发现，17窟的地面高出16窟的甬道有一米左右，若没有台阶，是不太方便进入的。17窟本来是唐代敦煌僧人洪辩的影堂，大约在北宋初年，藏经洞被封闭，其封闭的原因，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最通行的说法是宋初西夏入侵敦煌前，为避战乱所致。

这一封便是一千年。清末民初，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莫高窟，“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

光绪二十（1900）夏，看守敦煌的王道士在清理16窟甬道积沙的过程中，壁面忽然脱落，漏出一个隐室，密贮于其中近千年的三国魏晋至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五万余件文物重见天日——这一天，翻开了东方文化史崭新的章节，也是藏经洞的发现，使莫高窟在世界文化巅峰之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历史无情地贬斥王道士后来变卖国宝的行为，而其实作为一个文盲，他对信仰是虔诚的，他在藏经洞发现后的多方奔走努力不可谓不竭诚尽职。

发现藏经洞后数年间，他先后挑选文书呈报四任敦煌县令、安肃道道台、肃州道台、甘肃藩台等上司，这些官僚无一作出负责任的回应。

在西方探险者涉足藏经洞之前的七年内，过目经手这些经卷的甚至还有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端方等人，竟也无人表示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敏锐、作出负责任的反应。樊光春在《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一文中写到：

1903年12月，著名金石学家、时任甘肃学正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翰自敦煌寄来的唐代和元代拓片以及绢画佛像、写经等物；1904年9月，汪宗翰又送给他宋代绢画《水月观音像》。叶昌炽在其日记中说:“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同年10月，叶昌炽又收到敦煌当地文人王宗海送来的两卷唐代写经和一幅画，“皆莫高窟中物也”。叶昌炽还在日记中记载:“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叶昌炽回乡四年后，于1910年1月23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笔记中还对自己当年未能亲赴敦煌考察藏经洞表示自责:“午后，张暗如来，携贈《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中国道教》2008年第5期）

叶昌炽“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的懊悔是必须的，连本应对学术最敏感的著名学者尚如此迟钝木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苛责敦厚近愚、略存机诈的王道士呢？因此看来，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几乎是必然的宿命。

在宕泉河对岸的空地上，至今仍伫立着一座小小的圆塔，塔铭是一块木板拼接而成的碑文，这便是王道士墓塔，碑额上镌“功垂百世”四个篆文，题曰“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志“文曰：

民国廿年（1931）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园箓（按：今通常写作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

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岀，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

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

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很显然，碑文对王道士一生重点记述的，正是他保护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功绩，虽然徒子徒孙的追述多为谀墓隐恶之辞，但基本事实毋庸置疑。藏经洞文物的流散，是时代的悲剧，是旧中国统治阶级、官僚文人系统性的没落和集体失职，将如此重大的历史罪过推诿给王道士一人，是有失偏颇的；同样，我们对整个文官体系不作锥心的鞭笞，却寄希望于赚买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有较高的道德自律，也是痴心妄想。

对一百年前的探险家、学术投机分子隔着时空打打口水仗，只能显出我们的无能和可悲！王圆箓的悲哀在于，他愚昧无谋，却享受了上天超过其掌控能力的巨大恩赐，他毕生的可怜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活着却感受到了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悲凉。呜呼！含恨而终，必是他弥留之际内心最大的痛楚。藏经洞文物的大量流失，若要说遗憾，只能说它的发现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无一具备，其殃也必矣！

藏经洞只是近代民族血泪史中的一滴，慨叹一声后，我们也只能整顿收拾起心情，继续前行。

参观的顺序大致由北向南，错开人流。窟门全都关着，导游身上带一大串钥匙，亲自开门，看完一窟随即关门，这措施可算严谨。

我们一下午依次参观了217、332、16（17）、45、55、259、244、96、148号窟，两三个小时的行程，虽说只能走马观花，也算不虚此行。

午后五点游毕，驱车到一处农庄晚宴，今日恰逢张索老师的生日，一行大开筵宴，难得放松一遭，酒酣耳热，仍归宿敦煌画院。

6月5日星期三，早餐后八点三十分，在宾馆门口与敦煌画院宋灵先生合影留念，随即发车往瓜州锁阳城，十一点三十分抵达景点。锁阳城遗址位于瓜州县城南七十多公里的锁阳城镇桥子村南，从景区入口到观景台又有两公里小路。

敞篷的电瓶小车在沙丘间游走，路边长满红柳和骆驼刺，此地已在阳关遗址以东近二百公里，或许是黑河水系的滋泽，沙漠中略多了一些植被所带来的生机。

日暖晴烘，和风微扇，红柳灼开，烂漫绮绚，清清浅浅的绿、粉粉嫩嫩的红，香繁条软，别有一种动人的情致。

生长南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清稗类钞》描述：“红柳高四五尺，春晚始萌芽，叶碧似柳，枝干皆赤色柳条柔韧，居人取织筐筥，色泽妍可爱”此时正是红柳盛开的季节，淡粉红色的花丛含青吐绿，散紫翻红。

近代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连横有一首《红柳词》，序曰：“关外有红柳，传谓之柽。柔条万缕，如泣如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其物其情，写得真切动人。

骆驼刺又名骆驼草，是一簇簇低矮的灌木，似乎显得平凡一点，它是戈壁滩和沙漠中骆驼赖以生存的食物，同车的导游说，从骆驼草的颜色可以判断其生长的年份，绿色是今年的，黄色是去年的，黑色是前年，每年会从根部返青。

骆驼草的根系十分发达，是地表上茎叶半球的两倍甚至三倍。锁阳城总面积达一万五千公顷，为了维护地表生长的这些脆弱生命，景区已经铺设了木格步道，加了围栏——一枝一叶，在生命禁区的戈壁中都是奢侈的。

小车将我们带到一处城墙观景台，升高延伫，云卷长空，日沐晴沙，满眼的灌木垅丘之中，颓垣断壁高低起伏，古殿荒台触目可及，层宇落构，遗制岿然。锁阳城分为内外两城，内城有粮仓、井台、将所、行政区等；外城围护，夯土的城墙边仍可见几处外突的“马面”，据说这是一种战术防御工事，一眼望去，万劫尘情，寂静凄悒。

路边沙地上可零星见一两枝高约二十厘米、暗红色的舌状肉茎植株，怎么看也不像植物，这却是锁阳，一种可入药的本草。据说锁阳淀粉含量丰富，可供食用，有补阴、利便、益精血的功效。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锁阳》的描述充满荒诞的色彩：

鞑靼田地野马或与蛟龙交，遗精入地，久之，发起如笋，上丰下俭，鳞甲栉比，筋脉连络，其形绝类男阴，名曰锁阳，即肉从容之类。或谓里妇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阴气，勃然怒长。士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从容也。

民间传说锁阳城本名苦峪城，唐初薛仁贵西征至此，受困城中，粮饷尽绝，危难之秋，土人献上锁阳，状如红萝卜，甘美可食，且遍布城周，兵卒得此充饥，士气重振，终乃克捷，从此改名锁阳城。传说历来多有系风捕影之谈，《旧唐书·薛仁贵传》载，开耀元年，高宗召见薛仁贵，谓曰：“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岂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挥耶？”于是起复为瓜州长史，这是薛仁贵与锁阳城仅有的历史渊源。

锁阳城主要有两个观景点，在城墙上眺望全城后，一路往东北约一公里，是传说中的塔尔寺。今天随车的导游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吐属爽利，极具个性，他日日守着古城，对历史研究颇有兴趣，且有自己独到的心得。谈到塔尔寺遗址，他说这里古称开元寺，玄奘西行取经，在此地曾驻足月余，开坛讲经。

这种说法也遍见于各种游记，更说《大唐西域记》中有相关记载。笔者在撰写这篇考察笔记的几天内，细加考索，才明白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夸张之谈，流布既广，宜当辨清。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始于玄奘离开高昌，全书内容涉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许多古国，但绝无有关河西走廊的记载。所谓玄奘经过瓜州的行程，始见于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该卷标题为“起载诞于缑氏，终西届于高昌”，文中说到玄奘西行首途经过：

（法师）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于是结侣陈表，有曌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还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道俗请开《涅槃》《摄论》及《般若经》，法师皆为开发。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

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银之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燃灯，余外并施诸寺。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有人报亮云：“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亮惧，追法师问来由。法师报云：“欲西求法。”亮闻之，逼还京。彼有惠威法师，河西之领袖，神悟聪哲，既重法师辞理，复闻求法之志，深生随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惠琳，二曰道整，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供事殷厚。

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闻之愁愦。所乘之马又死，不知计出，沉默经月余。未发之间，凉州访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师，遂密将牒呈，云：“师不是此耶？”法师迟疑未报。昌曰：“师须实语必是，弟子为图之。”

法师乃具实而答。昌闻深赞希有，曰：“师实能尔者，为师毁却文书！”即于前裂坏之，仍云：“师须早去。”自是益增忧惘。所从二小僧，道整先向炖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远涉，亦放还。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其夜寺有胡僧达摩，梦法师坐一莲华向西而去。达摩私怪，旦而来白，法师心喜，为得行之征，然语达摩云：梦为虚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场礼请，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

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甚喜辞还，少时赍饼果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法师大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

玄奘西行取经，在长安“结侣陈表，有曌（诏）不许”，私行至凉州（今武威市）后，曾“停月余日”，为道俗讲经。当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所以凉州都督李大亮逼其还京，法师决意孤行，但是“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所以玄奘即便曾途径锁阳城，也绝不可能公开讲经。而玄奘在瓜州授戒的胡人“石槃陀”，被研究者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却不无道理。

若云塔尔寺见于史籍，则可能是关于佛祖真身舍利塔的记载，《阿育王传》载：

佛寂百年后，有阿育王出世，取前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宝末，造八万四千塔。尊者耶舍，舒指光八万四千道，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

于一日中，遍赡部州，震旦国者，一十九所。

佛祖真身舍利中国十九塔的分布，见于《法苑珠林 》卷三十八的记载，其六曰“周瓜州城东古塔”，这里的周指北周，则东古塔或即遗址所在之地，不无可能。大塔位于塔尔寺遗址北侧，总高十多米，由土坯砌成，白灰抹面，塔身上部为覆钵式结构，整个建筑群呈中轴对称格局。

绕着大塔一圈，北侧尚残存小塔十余座，对看惯了各地富丽堂皇的寺庙塔院的游人来说，面对这一区风蚀雪蠹的塔林，更多感悟的是目击沧桑、荡气回肠的光阴之慨吧。

关于现存残塔的时代考证，或说唐代，或说西夏，或说明代，种种不一，留待当地学者进一步研究吧（参见杨富学《瓜州塔考辨》，《敦煌研究》2017年第2期）。经过这一番考察，我的直觉印象是，汉魏以来瓜州、沙州的辖区变更、同名异地、治所迁徙等因素造成了后世叙述的混淆。缺少了精确的定位参照，使得戈壁中的这一处处古遗址失去了在历史中的还原定位，群说纷起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此——而这，却是一个不容易解开的症结。

午后一点结束参观，此地没有餐饮店，只能在停车场以干粮作午餐，然后出发去榆林窟。榆林窟在敦煌市东一百多公里，两小时后，汽车开到一处山谷内，正是榆林窟的入口。

一行下车后，等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说前方正好有一个大游团，为了错峰，让我们在门口稍作停留。

在灰蒙蒙的戈壁上远眺榆林窟的话，恐怕是一无所见的，因为石窟深藏在河道冲刷下陷的深谷中.垂目远观，一抹葱茏的绿色刷在河谷中，浊黄的河水跌宕激越，奔腾翻卷，摇撼着两岸的崖石。榆林窟通常只开放五六个窟，即我们今天参观的5、11、12、17、19、26号窟。

在文管系统中，榆林窟应是隶属于莫高窟的下属单位，因此导游的着装与莫高窟完全一致。今天带我们参观的女导游四十多岁的样子，瘦瘦身材戴着一副眼镜，像一个乡村女教师，还颇有个性，说是今天已经接待了三个团，非常疲劳，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对我们的提问，还略有点小脾气，想来也真是辛苦了。她的讲解常从佛教信仰入手，不时夹杂一点宣教的口吻，我们权当入乡随俗吧。

第5窟内一身长十一米的佛祖涅槃像，据说时代待考，属唐或西夏尚有争议。窟顶有一根粗陋的木质顶柱，却有彩绘，想必是晚近时代补绘的。

第11窟是清代嘉庆年间所开，又称龙王洞，窟中匾额书“泽流汪濊”四字，出自乐府诗集《食举歌》“天覆地载，泽流汪濊”，是恩德深广的意思，落款为嘉庆二十四年六月。窟中的十八罗汉像，则是从3号窟移来。第12窟是五代瓜州慕容氏家族的功德窟，壁上所绘出行图已颇斑驳。

第17窟开凿于盛唐时期，值得一提的是甬道南壁有三行刻画题记清晰可见，曰：“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一日，湖南湘阴县蒋资生与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当幕，游历到此。”

这一天就是1907年7月1日，“司代诺”就是后来通译作斯坦因的英国探险家，这一年斯坦因以这种浮夸的虚衔，在敦煌畅行无阻，并从王道士手中赚取了24箱一万余卷敦煌经卷。为他翻译沟通、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协助的这位蒋资生，俗称蒋师爷，他助纣为虐、骗卖国宝的行为，是传统文人的耻辱。

第19窟是五代时期的代表洞窟，本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甬道内南北两壁所画的供养人像有一人许高，颇为壮观，细观其线条，勾勒挥写十分自然，并不追求刻意的精工完美。

由此想到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线条精微细腻，像是精心调味的珍馔，反而少了一种自然的生气，所以其实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看来也并非全为艺术上的借鉴，很大程度是出于文物保护和资料保存目的而作的吧。

第26窟现存者为北宋初年的壁画，然从主室前甬道顶端的局部残余看，内层壁画乃是唐代的残留，现存表层的壁画是宋代所作。

五点结束参观，发车往高台，中途在服务区休息时简单晚餐。一路向东，茫茫征途，从白昼穿入黑夜，直至零点才抵达高台入宿。

美编：陈泱含

未完待续

（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中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部分来源网络）

作者

俞丰

1972年生，上海市人。现任职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金石学·经典碑帖导读》课程特聘教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金石碑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文史馆工美社特聘研究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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