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遥:这处曾经的中国“华尔街”依然值得今人学习

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妤妤姐

大约46亿年前,虚渺太空里的一团星尘,因着亘古不变的“万有引力定律”令物质逐渐汇集,便有了今天太阳系,和我们居住的地球,因着重元素沉降至地壳内部,地心的运动一直持续不断,犹如人类社会里永久不眠的金钱。

而在从258万年前一直延续至今的第四纪,随着太行山在东亚的隆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省份——山西有了天然的边界,太行山以东,是河北北京山东,太行山以西至黄河“河套”以东,便是今天的山西。

山西,古称“晋”,得名于周朝成立之初,由周武王封儿子唐叔虞为侯爵时的诸侯国,晋国(前1033年—前376年)。平王东迁后,为表彰晋文侯的勤王大功,再加上晋文侯与周平王同姓,且晋国乃大国,因此,周平王在《文侯之命》这篇策书中,首先称呼晋文侯为“父”。此事,也开启了晋国雄踞山西的数百年霸业。

明初,由于战乱频繁,中原地区人口损失惨重,大明国在今天山西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设置移民登记点,从山西向外地迁出人口。于是,槐树和老鸦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鸦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中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而到了清代,随着草原和中原的界限被打通,山西商人开始出现在清国蒙古地区和俄罗斯帝国的远东势力圈中,山西成了当年的“深圳”。

平遥由于处于晋中,是交通要道,便有了适合金融发展的得天独厚条件。

于是,平遥古城中的“大清金融第一街”——西大街在19世纪应运而生。

而说到平遥西大街,就不得不讲讲,“大清第一票号”——日昇昌记旧址。日昇昌成立于1823年,它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当时的经营网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而如今日昇昌已成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保留了一些当时经营所用的实物资料,向人们展示着中国古代银行业的辉煌历史

日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

而日昇昌票号的诞生,和当年白银元宝和碎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有着密切关系。过去,商业家往往持有大量银两远涉崇山峻岭,携带起来十分不便。相反,将银元宝、铜钱存放在票号,由票号根据金属货币折算成的银两数,撰于纸上,以纸代银,以纸为信的银票,就应运而生了。这是唐代最先出现的纸币雏形——飞钱,比起意大利同行,早了近400年。值得一提的是,清初不印制纸币,后由于财政可能困难,印发“户部银票”,简称“官票”。以后又发行“大清宝钞 ”,简称“宝钞”,面额复杂,发行量失控,故很快就急剧贬值。到咸丰末年、官票已成废纸,宝钞一贯仅值二三文。正是因为官办银票信用贬值过快,这才为日昇昌等一系列山西票号提供了舞台。

到1840年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号是“日昇昌”,东家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1770-1849)。关于雷履泰,还有这样一段小故事。

雷履泰(1770--1849)平遥县龙跃村(原细窑村)人。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进平遥城当学徒做买卖。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当看宝盆的把式时,被西裕成二少爷李大全闲逛时看中,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不久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以后又调其到京都分号领班。到李大全继承父亲李文斌执掌号东时,将雷履泰调回总号,委以总经理重任。

为什么说日昇昌票号是中国近代银行雏形呢?

一是在于所有人和经理人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日昇昌票号内部组织及管理内容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第二就在于“存放款”业务,传统票号很少经营涉及信用派生的“纸面存放款业务”,仅仅从事收银汇兑业务。而日昇昌的创新在于,于中国开创了将存款向个人和机构借贷的信用贷(无抵押)业务。

据史载,当年山西票号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而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由于涉及信用派生,一笔存款可在贷后因用户一时无暇花净,再存回票号,由票号再将余款用去放贷,故以日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行业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期。

据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载,20世纪初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 、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有些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新义州 等地。 梁启超 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而金融行业赖以生存、发展,同样离不开信用。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5000两的日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昇昌分号汇款5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换完衣服择日出殡后,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十几年熬过来,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昇昌名声大振,汇兑、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因此,访平遥古城除了古城墙清虚观、城隍庙、平遥惠济桥、双林寺等国家历史文化遗迹外,日昇昌票号遗址乃至19世纪“中国的华尔街”——西大街,也是不可不去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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