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前 走进一场经典的伏击战

■采写：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学生金典芝洪文豪赵竞舸曹亦菁

指导：本报记者沈轶伦

在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每天车来车往，很是热闹，不久后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将在这里开业。而在不远处的南六公路边，一座高大的英雄纪念碑，静静矗立，默默注视着身边这片土地的飞速发展。

2015年7月19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这里，在这座无声的纪念碑前，追寻、倾听。于是，一段不曾知晓的历史，迎面而来。

经典战役

曾在这里发生

纪念碑，记录着70多年前的战争。

碑高约16米、长18米（南北），基座250平方米，四周雕塑着游击队员匍匐在芦苇荡中的景象。碑前是两名战士的雕塑,一人一手持步枪，另一人一手握拳向着天空，目光炯炯。碑的右侧，“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十个大字格外醒目。

曾参与过碑文撰写工作的傅培昌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就已在这里竖碑，但碑很小，保存得也不完好，眼前的这块纪念碑是2004年在原址上重建的，现在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廿世纪卅年代，日寇入侵中华，大片国土被占，淞沪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率领民众，开展敌后之战……”，碑上的文字，是由抗日武装浦东支队原队长朱亚民题写的。

朱亚民是一个传奇人物。1944年，正是在朱亚民的带领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在这里打下了经典一战――朱家店伏击战：日军34人被歼灭，我军零伤亡。作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朱家店抗日之战”被编入《步兵连战例选编》进攻部分教材的第一篇。

就在这座碑前，原朱家店村村民、82岁的黄新贵和88岁的朱林根向我们讲述了那场战斗，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由此揭开。

扫荡过后

父亲再没回来

“他们会抢走百姓家的鸡和鸭，还抄家，拿走我们的钞票。”黄新贵回忆道。然而，让他最不忍回想和触目惊心的，不是日军大量掠夺钱财和物品，而是他们毫不留情地对“人”的扫荡。

1943年，在朱家店伏击战前，日军就常来村里骚扰，试图想要从百姓口中得知游击队的蛛丝马迹。“日本兵大扫荡，找不到游击队，就把我们老百姓抓去逼问，早上抓进去，傍晚才放出来。”当时日军关押百姓的据点在今浦东惠南镇地区，若是有人被抓走很久都没回来，便是被日军枪毙了。

黄新贵的父亲是一名抗战老兵，是朱亚民部队里的一名中队长。他大约3-4天才归家一次，而且通常是夜晚时分回来，天还没亮便又已出去，所以小时候的黄新贵经常见不到父亲。

在部队呆了几年后，黄新贵的父亲自知身体状况不太好，主动提出退伍，得到朱亚民批准后，他便回到家重新和妻子孩子们团聚。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是噩梦的开始。1943年的三月初五，日军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黄新贵的父亲被抓走了，然而这次，他再也没能回来。

“那天，日军又‘乒乒乓乓’地来扫荡，村里人都吓得逃走了，我爸爸那时候躲在车棚，还是被他们发现然后抓走了。后来他们实在找不到男的就又抓了1个妇女，一共20个人。”黄新贵说，日军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游击队员，以为抓的都是老百姓，企图探听游击队的线索。“但最后20个人全被日本人枪毙了，我还记得爸爸没有音讯的十几天后，妈妈就被通知到惠南镇北门那里去收爸爸的尸，那年我10岁。”说到这里，黄新贵有些哽咽，虽然那时年纪还小，但忆及父亲被抓的场景，痛楚依然。

黄新贵还没有从丧父的悲痛中走出来，朱家店之战就正式打响了。

“应该是1944年的3月份，正好在我爸爸周年祭后不久，日本人就打进来了。一共死了4个日本兵，是被朱亚民的部队打死的。”

现年88岁的朱林根，当时只有17岁，他指着离家不远的一块棉花地对我们说：“日本兵当时就是在这里被击毙的。”第二天，他还被叫去抬两个日本人的尸体，“当时我们就用被炸掉的房门板抬，把他们抬上船。”

这一战之后，日本人回来报复，朱家店人当时都躲在外边亲戚家，回来之后发现日本人放火烧掉了很多房子，黄新贵的哥哥家被烧掉三间房。

飞机投弹

令人心酸的“好笑”

朱家店伏击战前、战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入侵朱家店，扫荡、掠杀，还有许多跟黄新贵父亲一样的平民百姓，他们用生命保守游击队的行踪，做着无言的抗争。

现年84岁高龄的张凤南老人，也是当年日军扫荡的亲历者。“东洋人打进来了以后还在不停地投炮弹。”张凤南回忆道，她从不说“日本人”三个字，而是说“东洋人”，这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人的称呼。

“东洋人的飞机总是从东南角飞过来，最后飞向浦西，浦东的人都能看到。”老人坐在门口的藤椅上，伸手指着她记忆中的方向。“我家就毁在他们的轰炸下。我父亲当时开了一间红木家具店，后来东洋人投炮弹，正好有一颗投到了店里。我父亲舍不得那些红木家具，没跟我们一起逃，就被他们抓住了。”

张凤南的父亲被日军抓到难民营里并被逼问游击队的下落，但他以绝食做抗争，一年之后死在了那里。“父亲是家里赚钱的人，他去世后，我只能和姑姑一起生活，姑姑为了养活我们两个人，只好去给大户人家做童养媳。”

张凤南老人只是亲历战争的平民百姓之一，但她对抗战的回忆并不比参战的老兵少。当我们问起日军怎么投炮弹时，老人讲了个细节：“东洋人的飞机飞的时候会左右倒来倒去，往左边一倒，就是在左边投一颗炮弹，往右边一倒，就是在右边投一颗炮弹。”老人用手势演示说，“那个飞机飞得很慢，当时我们远远看到，早点跑甚至都能逃掉。”老人说到这里笑了出来，似乎把这当成战争中一件好笑的事，可是从十分的苦难中凝聚出的一分好笑，怎样都令人觉得心酸。

歼敌34人

我方无一伤亡

面对日军的残酷蹂躏，战争笼罩下的朱家店危机四伏，新四军的一场大捷也正在酝酿之中。

88岁的朱林根是少数亲历战争还依然健在的居民。“又有人来采访你啦。”途经朱林根的家时，他的儿媳和他开起了玩笑。

耄耋之年的老人一说起战时的经历，总是神采奕奕，身子骨硬朗的他带着笔者各处走访，还原当年的情境。

“当时日本兵是从这边来的。”朱林根带着我们来到屋后百米外，指着一座水泥桥说：“这边前面就是池塘。”对老人来说，当初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关于这场伏击战的地理位置，朱亚民精心策划了很久，尽可能做到扬长避短。

傅培昌告诉我们：“日本兵从周浦赶往新场，六灶镇是必经之路，这座桥可是战略要地。”跟着老人的脚步走上石桥，小河附近的地形便一览无余了。朱林根老人指着桥的前方说：“顺着桥往前就是条小路，路西边是一片池塘，那时候里头都是芦苇丛。”接着他又指着路的左侧说：“喏，东边是一大片棉花地，棉花地再往东又是一条小河浜，棉花地的最南头是个袜厂。”这家袜厂便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利用好这一地理特点，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朱亚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他正是看中了“这两水夹一路”的地形，决定依地势在这里设个埋伏圈。只要能将日本兵困在中间的狭窄小路上，使他们不能展开队形进行攻击，他们就成了我军的活靶子。然后再通过兵火压制，把想要逃跑的士兵赶向唯一的出口――西边的池塘，由于池塘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水障，他们只能跳水求生，这样就把日军的反抗几率降到了最低。

于是按照计划，朱亚民在小路附近的东、南、北三个方位部署好重要兵力，下午一点，毫不知情的日本军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游击队伏击的“包围圈”。此时只听得朱亚民一声令下，“开火！”顷刻间，机枪、步枪齐发，子弹呼啸，硝烟弥漫，地雷声轰轰作响。埋伏在南部袜厂的新四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以最快时间掌握敌军情况并开始正面攻击。而另一部分试着往东边棉花地里寻找掩护的敌军还没走两步，又遭到早已埋伏于此的游击队员的侧面攻击。

突遭这一前一侧的双面袭击，日军不知所措，顿时乱作一团。有几个日本兵看情况不对，想要往石桥上撤，那时候埋伏在北方石桥边的土坟堆附近的新四军，早用火力封锁住了石桥，“他们根本冲不出去”，朱林根老人说到这里兴奋得眼睛闪着光，“这样北、南、东三面都是我们的兵，日本人只能往西逃跑了！”

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朱亚民还特地在西面的池塘里也安排了兵力，这些士兵在芦苇丛的隐蔽下对跳水逃跑的敌人展开最后攻击，负隅顽抗的敌人还没摸清对手来自哪个方位，便一命呜呼了。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周密的部署，日军很快败下阵来，新四军大获全胜。老人们回忆说，除了打死的日本兵，那些跳进池塘逃跑的士兵最后也淹死了不少。此战从战斗打响到结束，仅用了一个多小时。新四军共击毙日军34人、汉奸1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40多支（其中有新式九九式步枪10余支）、掷弹筒1具、弹药400多发，而且新四军战士几乎无一伤亡。说起这些战时的经历，老人们十分自豪。

朱家店一战，是浦东支队一次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伏击战。战后，对当地日伪政权震动极大，一些小据点被迫放弃，小队规模的日军也不敢再单独进行“清剿”。

远去的老兵

渐渐模糊的历史

“依然健在的老人不多了，我们就找到这两个。”六灶镇人民政府宣传部的负责人说到这里感慨万千。

志愿编撰史志多年的傅培昌,致力于抗日战争中浦东地区的资料搜集，并将其撰写成文，现在撰有《浦东史志》《朱家店伏击战》《六灶镇志》等五本书，“我从80年代就开始做资料搜集了，现在一手资料可以说几乎找不到，吴淞博物馆还有一些游击队当时用的物资、书信。主要靠这些还健在的老人口述自己印象深刻和亲历的回忆，拼贴起来，但是口述史一定有主观性和片面性。”

回忆起与朱亚民的一面之缘，傅培昌怀揣着一颗感激之心。2004年，在苏州，他见到了病榻上80多岁高龄的朱亚民。由于阅读不便，傅培昌便用口头的方式与朱亚民一一确认书中的细节。

2012年11月30日，朱亚民在苏州去世。浦东还有多少抗战老兵健在？“我们这边是没有找到，可能已经没有了，或者断了线索。”傅培昌显得有些无奈，“连亲历这场战争的人都很少了，老兵几乎都已经过世。”想到对史料的搜集、人证核实愈发艰辛的前景，傅培昌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另一个问题是史志出版难和受众群小。出版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除了撰写过程对史料的大量搜集和核准，出版还要历经层层把关，首先要经过地方各行业的审核，再经由上海专家进行审核，紧接着送到北京专业审核，最后还要通过国家安全审核，全部通过才允许出版。且这种500页以上的大型书籍出版成本高，面对电子书泛滥、阅读速食化、商业书横行的现代社会，随之而提升的购买成本直接导致受众群的萎缩。

傅培昌说：“其实我写史志的初衷就是提供免费阅读，能够作为铭记历史的一种留存本。”“我当然希望这些历史能让更多的人看见。”傅培昌感慨道，60岁的他如今还在到处奔波记史，希望能在走得动的时候多记录一点正在消逝的历史。因为他深谙：史料来之不易；撰写、核实、出版过程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少人会主动用笔或者影像的形式进行记录。

写史式微。“我觉得政府应该印刷这些书，免费向公众发放，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如何让普罗大众都能看到，让不识字的民众也了解这段历史，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当然更需要每个人对历史追寻与深思的自觉。

手记

叩问

采访中，感到一些无力。

第一手的史料诸如老兵们手写的书信已经很难找到，老兵们也在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甚至当年抗战的亲历者都已经白发苍苍。

“知道抗战的事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是说现在要仇视东洋人，只是这些事实，你们这些小辈应该知道。”张凤南老人这样叮嘱。

采访结束前，傅培昌嘱咐道：“这些书你们拿去，你们年轻人有责任去记录那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看到。”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值得中国人铭记，也是全世界需要记住、反思和正视的一个时刻。不忘历史，不仅是为了记住中华民族曾受过的屈辱，更是为了铭记那些英雄们的英勇无畏、民族大爱，为了美好的明天。

和平不易，更应珍惜。

回家的路上，透过车窗，眺望远方，巍峨壮观的纪念碑，犹如一面旗帜昂扬风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过往的道路上留下的痕迹却在渐渐淡去，归于平静。但越是平静，就越是深沉，那些已经泛黄的回忆就这样带着战争的硝烟向我们扑来，栩栩如生。而我们心中，除了敬意，升腾的还有重重的叩问――面对历史，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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