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百物｜清末中俄边界东段“那字牌”界碑
在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珍藏着这样一幅历史照⽚，照⽚上方是几名前苏军士兵头顶钢盔、身背火炮、⼿拿冲锋枪正在急行，右下方是⼀块刻有篆⽂和阿拉伯数字的石碑。
照片反映的是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作战，苏军越过中苏边境时的情景。照片右下⽅的这块石碑就是中、俄两国的界牌，也叫封堆记号，现保存于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这个封堆记号为灰色玄武岩石质，长方体，高81.5厘米，宽31.5厘⽶，厚11.2厘米。上⾯刻有阴⽂篆体“第廿一、勘界⼤⾂吴、依监立、21”字样，现状完好。这件文物是清末中俄边界东段的分界标志物，记载着近代黑龙江地区一段屈辱的历史。沙俄向世界西方、南方的扩张不断受挫，从而推动它把赌注投向东方。
1858年春，当英、法侵略军的炮口指向天津大沽时，沙皇政府指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要“不失时机地结束对中国的谈判”。
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的第二天，穆拉维约夫“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在两艘炮艇的护送下，率兵到达瑷珲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穆拉维约夫重谈“助华防英”的滥调，宣称“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在沙俄侵略者炮火的威逼下，奕山于5月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沙俄所有，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公⾥的土地，划归中俄“共管”。所谓“共管”不过是沙俄正式吞并这块中国领土的过渡步骤。
当英、法联军再次北犯，进攻京津时，沙俄政府派伊纳切夫出使北京，逼迫清政府批准《瑷珲条约》。清政府代表肃顺驳斥说，中俄东北边界早在《尼布楚条约》中已明确划定，奕山所订条约，中国政府并未允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与俄国并不相连，勿须定界，而且那里属吉林将军管辖，作为黑龙江将军的奕山，也无权决定。至于“恐有他国侵占”，“我国自有办法”，俄国“无劳过虑”。伊纳切夫恼羞成怒，竟以“出师”中国相威胁，并勾结英、法侵略者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又以“调停人”的身份讨好清政府。
沙俄政府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一直拒绝批准的《瑷珲条约》，⽽且还占领了所谓的中俄“共管”的乌苏⾥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对于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暴行，马克思曾愤怒地揭露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的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与此同时，沙俄还不断蚕食我国吉林东部边疆，卑鄙地把界牌向中国一方移动，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当地群众形象地把这一侵略行径称做“马驮界牌”。
清政府于1886年4月派熟悉吉林东部边界情况的吴大澂和珲春副都统为正副使，前往与俄国代表交涉收回被蚕⾷的领土。经过中俄双方激烈辩论，1886年5月29日终于达成协议，将被俄移动的“土”字界牌挪回距图门江入海口27华里处，将被俄霸占的黑顶子收回。6月19日，吴大澂等与俄代表巴拉诺夫同为竖立“土”字牌掘土奠基。随后吴大澂又在长岭子中俄交界处立铜柱，上铭刻“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反映了吴⼤澂对沙俄随意移动界牌，蚕食中国领土的忧虑。随后双方在《中俄珲春界约》上画押盖印。此后吴大澂⼜做了大量工作，与俄会商将被俄移动的宁古塔界内的“倭”字、“那”字界牌复位，并增设了新界牌。
经过谈判，在中俄吉林东部边界上树⽴起11座界牌，根据条约规定，界牌以俄文字母为序，俄汉两种字书写，它们是“耶”“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字牌，象一排哨兵挺立在中俄边界上。前文介绍的石碑就是在这次设立在界牌之间的第21块封堆记号。1993年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商定，旧界牌应在确定边界线走向并竖立新界桩后拆除。经协商，黑龙江省与俄方国界线上的“拉”“那”“帕”3座界牌由中方处理；“玛”“倭”两座界牌由俄方拆除处理。
“那字牌”于1995年运抵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收藏。这些界牌是沙俄侵占中国领⼟的重要物证，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回顾历史，再次印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这⼀真理。闭关锁国是落后的根源，改革开放才是强国之路。
责编：杨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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