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一声震天吼！这些青年作出了一个决定

1927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嘉定西门外的一所普通的宅子里，毛品章、陆默深、廖家礽、张吉人、张漱川、朱树仁等6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正在这里秘密集会，他们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的热血青年。毛品章是城西人，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过“五卅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陆默深是南翔人，出身富户，上海暨南附中学生；廖家礽是嘉定望族廖氏后裔，上海暨南附中学生；张吉人是城西人，六里乡小学教师；张漱川是张吉人胞弟、农村知识青年；朱树仁是西门外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你一言，我一语，此刻他们正在热烈而兴奋地讨论着大革命的形势。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最后，这群年轻人形成共识，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嘉定县特别支部”，会议推选毛品章为特支书记，其余成员均为特支委员，嘉定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诞生了，嘉定上空升起了一颗璀璨的启明星。

一个月后，北伐军进军嘉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

山雨欲来

1927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委任周慰农为特派员，又委派沈金生为“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周慰农是崇明人，店员出身，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曾参加过农运；沈金生是嘉定城内人，是南洋烟厂工人，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周慰农、沈金生来到嘉定后，立即与中共嘉定县特支成员毛品章、陆默深、廖家礽、张漱川、朱树仁等人，到城西六里桥乡现龙村张吉人的住宅“独脚楼”，以访友为名，秘密集会，在“中共嘉定县特别支部”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嘉定县委”。

陆默深（1908一1928），又名陆澄。南翔人，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生，后任南翔公学教师，中共嘉定县委委员兼秘书。五抗斗争失败后，被反动派杀害于高僧桥。

独脚楼

1927年10月11日，毛品章的弟弟、上海工运领袖毛齐华，向嘉定的中共党员以及部分农运骨干，传达了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以及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让大家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作好思想准备。“中共嘉定县委”决定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党建团，发展革命力量。至这一年底，已发展了30多名党员，并在他们周围的农民中，发展了400多名农协会员。接着，经江苏省委批准选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农运、青年、纠察等部门，具体部署斗争。考虑到农民对重租高利、苛捐杂税的痛恨，确定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斗争口号。

1928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春荒”又到来了，嘉定西乡、北乡许多农民只能靠苜蓿、红花草、青菜、麦粞，再掺和少量粗米麦，甚至糠麸皮来充饥。孤寡鳏独的农户，惟有靠讨饭度日。北伐革命并没有为嘉定带来新的气象，更没解决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社会矛盾依然尖锐。面对严重的灾荒，政府未出台赈灾救民的举措，富户也未进行开粥厂赈济灾民的善举，导致穷人更加仇富，人心思变，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4月5日晚，周慰农、沈金生在六里桥乡党员顾裕丰家里开会，会上介绍了青浦县“小蒸起义”、金山县“枫泾暴动”，最后，县委决定抓住当前矛盾激化的有利时机，对农民进行思想动员，择时发起武装暴动。由于六里桥乡长傅企周指使乡警王敏正连夜进城告密，第二天，国民党嘉定县公安局长李子寒（又名李冷）亲率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把顾家村团团围住，进行搜捕。因乡民叶荣殿、侯阿宝早被公安局收买，党员顾裕丰、顾仲仁走到村西准备躲避时，就被警察抓住，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包括广州暴动传单、嘉定县支部登记表、《布尔什维克人道报》等，也被一一抄出。鉴于情况危急，党组织和农协在4月9日晚上再次开会，决定在10日晚上举行暴动。会上对全体党员团员和农协骨干进行了战斗动员，作了革命英雄主义和气节教育，周慰农还宣布了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得私匿金银财宝、分配要先人后己等暴动纪律。

平地春雷

1928年4月10日晚，“中共嘉定县委”在西乡沙冈桥邵家祠堂召开了群众大会，作战前动员和宣传，会上群情激愤，要求惩办地主豪绅。

当夜，暴动队伍手执锄头、铁搭等，点着火把，分南、中两路同时出发。南路由周慰农、沈金生、周慕陶率领200余名队员，直奔大地主朱铭侯家；中路由张漱川、陆默深、廖家礽带领40余名队员，奔向六里桥乡大地主朱寿山家，分了他们两户的粮食和衣被，没收了金银财宝，烧了租债账本和地契。暴动中还决定严惩出卖农民协会会员的国民党六里桥乡乡长傅企周。这是第一次暴动，农民分到了粮食、布匹、衣被。他们把分得的大米下了锅，美美地吃上了一顿饱饭，群情振奋，士气高涨。

廖家礽（1909一1928），出身于嘉定望族，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生，后任南翔公学教师，中共嘉定县委委员，五抗斗争失败后，被反动派杀害于高僧桥

4月11日夜间，开展了第二次暴动，由六里桥乡农协领导人侯文奎率领队伍，直奔沙冈桥西邱家宅的大地主邱吉甫家。这次暴动收缴了不少粮食和衣物，当场分给了附近贫苦农民，并把搜出的地契账本全部焚毁，把搜出的金银首饰归公，暂时寄放在彭门村柴塘里一户贫农家里。

两次暴动后，那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谈虎色变，心惊胆颤，纷纷逃往县城、上海避难。周慰农、沈金生等随即召开党团员会议，总结战果，决定将斗争由农村引向城镇，开展集镇暴动，以扩大影响。

4月12日晚，又开展了第三次暴动，这是“五抗”斗争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800余名队员人手执火把、梭标，肩扛扁担、锄头、铁搭等，声势浩荡，分三路进入外冈镇。北路由周慰农、印武珍、李瘦鹤等率400余人，从正面进入外冈镇。南路由沈金生、周慕陶率200多人，由西市梢进入外冈镇。东路由陆默深、廖家礽、张漱川率领200多人进入外冈镇。深夜12点，三路人马全部进镇，鸣放鞭炮为号，统一行动。不久，发现“嘉定三堂”(地方慈善机构清节堂、存仁堂、育婴堂的简称)的收租船，队伍上船盘查核实后，当众烧毁了所有的租债账册。之后，又毁了几家地主的房屋。接着，队伍又赶往葛隆镇，攻入葛隆镇公安支局，缴获4支长枪、步枪子弹300多发，并毁了公安支局。

4月15日夜，周慰农、沈金生等人发动了第四次暴动。慑于军警四出镇压，这次参加的人数锐减，仅有队员100多人。这一夜主要是对六里桥地主陈荣璋、朱鹤汀、朱寿亭采取了行动，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布匹。4月17日夜，开展了第五次暴动，到安亭镇没收了张庆祥、范鹤鸣两户地主家的粮食、衣服等。4月18日夜，第六次暴动爆发，对方泰镇吴泾村富户褚兰生采取了行动。六次暴动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军警到处抓人，杀害革命群众，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党组织决定停止暴动，掩护有关同志及时撤退。

暴动失败

面对轰轰烈烈的“五抗”斗争，国民党当局其实早已调兵遣将，密谋镇压。第一次暴动开始后，嘉定县政府就连连向上峰告急求援。4月15日，上海调来了白崇禧部二十六军的一个营约500余人，下乡进行“围剿”，同时又派了三十二军的一个营驻扎县城，嘉定县政府查封了县总工会筹备会，逮捕了全体工作人员10人。

4月16日，县公安局侦缉队长俞耀章，带着一伙人窜到朱桥萧家庙，抓捕了担任交通联络的印武珍和顾祥生等11人，送往县监狱关押。第二日，当局将先后被捕的顾裕丰、顾仲仁、邵阿江、朱阿土等4人杀害于县城西门外高义桥（旧名高僧桥），并在西城门前枭首示众，企图杀一儆百。

高义桥旧照

4月19日，军警侦骑四出，抓捕了秘密留宿于国民党嘉定县党部内的张吉人，同时被捕的还有前县农协干事、同情“五抗”斗争的国民党县党部另一执行委员赵铁僧。

张吉人（1895一1928），号江涛。嘉定县甲种师范讲习所毕业，六里小学教师。中共嘉定县委委员、国民党县党部特别委员。五抗斗争失败后，被反动派杀高僧桥

为进一步镇压“五抗”斗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民政厅专员陈维俭，在4月20日赶到嘉定，主持镇压工作。驻扎在昆山的三十二军的一个营来到嘉定，策划联防剿共。4月23日，昆山、太仓、嘉定、青浦、宝山五县的党、政、军头目，聚集在嘉定县城召开联防会议，研究清剿共产党的部署。与此同时，封建地主重新纠集在一起，筹集巨款，购置武器，训练保卫团，配合军队，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扑。这一日，印武珍、张吉人和农协骨干陆阿祥，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次日，嘉定县又到处张贴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陆默深、廖家礽、张漱川、蒋自省、周慕陶、李瘦鹤等15名共产党，赏格金额从大洋300元到1000元。与此同时，设于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的中共江苏省委交通站（挂牌“锦记报关行”）被破获，陆默深、廖家礽、周慕陶、朱树仁、张燮堂、孙学银、朱宏华等7人被捕。

从5月3日到6月9日，沈金生、周慰农、陆默深、廖家礽、李瘦鹤、萧学仁、周慕陶等人，先后被杀害于嘉定西门外高义桥刑场，在押赴刑场的途中，他们镇定自若，视死如归，一路高呼口号，展示了信仰和理想的力量。残忍的反动派在城中义弄（沈金生的住所），将沈金生的首级示众七天。毛品章、张漱川、朱树仁等，被迫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至此，前后持续了两个月的“五抗”斗争，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先后有14位“五抗”战士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还有6位“五抗”战士先后瘐死于嘉定、苏州和漕河泾狱中。

现今的高义桥

“五抗”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领导嘉定武装斗争的重要实践，它较广泛地发动了农民群众。“五抗”斗争也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集中反映，它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烧毁了剥削账册，所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布匹，分给贫苦农民，暂时解决了农民最感迫切的生活问题，缓和了严重的春荒。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时期，显示了广大农民群众在党领导下所迸发出来的巨大威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上海郊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经验，其意义十分深远。

然而，此时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和准备均不充分，又缺乏斗争经验。“五抗”斗争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又选择在反动势力十分强大的上海市郊进行，敌我力量悬殊，遭致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这场斗争牺牲了一批党的早期精英，损失惨重，党组织被全部摧毁，组织活动停止了10年之久。

撰稿：陶继明

编辑：刘静娴、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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