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幢机关大楼曾是租界巡捕房，如今成历史建筑永久保留
这栋百年历史的建筑，见证了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以及红色革命的足迹。
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22号，今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一栋红砖砌墙的大楼格外显眼。这里曾是原法租界警务处暨中央巡捕房所在地。从1918年大楼正式建成，到1945年法国将其归还给中国，这里是管辖法租界的一大权力机构。
修缮后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旧址，如今是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所在地
期间，这里逮捕关押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因此有人说，这栋历经百年风霜的建筑，见证了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以及红色革命的足迹。
昔日的巡捕房，如今的优秀历史建筑
法租界警务处最初只是一个设立于1856年的小捕房，后来不断扩大规模，到1914年，法租界警务处成为独立的机关，直属总领署管辖，下设秘书处、侦探处和政治部等单位，先后在法租界设立了中央、小东门、麦兰、霞飞、贝当、福煦6个分区捕房。1911年以后，法租界警务处和会审公廨、监狱等重要机构都比较集中地设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一带。
1918年1月，法租界警务处暨中央巡捕房正式建成。这栋位于薛华立路22号的建筑物占地面积1640平方米，使用面积共5772平方米，耗资11万银两。1928年7月，由于机构更趋庞大，办公用房紧缺，便从原来的三层扩建为四层大楼，即现在这个模样。
扩建前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位于薛华立路22号（今建国中路22号）
在所有部门中，政治部是审理政治案件的重要机构，专门迫害、镇压共产党人、爱国志士、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领袖等革命者。当时有大批的革命者，就是在内外反动派勾结下，被从法租界“引渡”给中国反动政府而遭到残杀。
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各界要求收回法租界会审公廨，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呼声日渐高涨。1931年7月28日，存在了62年之久的法租界会审公廨被撤销。但是会审公廨及其配套机构中央巡捕房真正归还给中国政府，已经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了。
1931年8月1日，法国将法租界会审公廨移交给中国政府。图为出席仪式的中外要员
2014年4月，这里被列入上海市“新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成了法定保护的永久保留建筑。在学者看来，这里书写着近代上海司法、警政演变的历史谱系，建筑物本身也凝固着上海城市特有的历史记忆。
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共中央长期驻扎在上海办公，指导全国革命工作。因此也成了法租界中央巡捕房的“眼中钉、肉中刺”。
法租界中央巡捕房的外籍巡捕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就在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时，一个名叫程子卿的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又以找错地方的借口离开。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当机立断，提出要立刻转移会议地点。因此，共产党人及时地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程子卿正是政治部的一名密探。
法租界老巡捕薛耕莘回忆，政治部所有人员皆穿便衣，专门同国内的官僚、政客、军阀、豪绅、地痞流氓等反动势力勾结，刺探情报。程子卿原是米店学徒，1905年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至1943年，一直做到探长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其也曾帮助宋庆龄营救进步人士，因此对其作出宽大处理。
1921年9、10月间，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被法国巡捕房查抄，负责这一行动的也是程子卿。当时被捕的除陈独秀夫妇外，还有杨明斋、柯庆施和包惠僧。据包惠僧回忆，当天下午，他们在楼下客厅里闲谈，陈独秀在楼上，突然有人敲门，说想找陈独秀。见眼前几人形迹可疑，包惠僧便谎称陈独秀不在家，陈独秀则下楼来想从后门出去。但此时，后门已有武装巡捕把守，不准出门。随后，一行人被带往总巡捕房。
在得知陈独秀被带走后，张太雷和马林立刻着手组织营救。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林是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巡捕房除了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外，还要敲竹杠。在马林出钱，张太雷等出力的情况下，才把我们保了出来。他们还请了一个名叫巴和的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因为经过了一次风险，彼此之间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
“七君子”中，3人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都市。期间，作家、中共地下党员任白戈，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邓中夏及其妻子李瑛，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等，均是被中央巡捕房逮捕、关押。
1931年，因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邓中夏从湘鄂西根据地来到上海，和妻子李瑛生活在一起。1933年，化名“施义”的他遭叛徒出卖，被关押在中央巡捕房。得知消息后，进步律师史良立刻赶往会见，并为邓中夏制定了辩护策略。在开庭审理时，史良和另一名律师董康共同作为辩护人出庭，成功地让法庭作出了“不准移提，可以保释”的裁定。不料，因为一同被捕的人员叛变，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最终导致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据法租界公董局年报记载，“法警务处政治部于1934年前，逮捕共产党人工作更形紧张。一年间，关于共产党案件先后捕获70人，其中有14人由法租界判罚，还有51人均引渡于中心内地”。
邹韬奋所著《经历》，记载了他和史良等进步人士被巡捕房的这一段历史
1936年11月，法租界中央巡捕房还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逮捕了当时住在法租界的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史良和章乃器3位爱国志士。救国会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由国内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在上海成立的抗日进步团体，该会发表公开信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毛泽东主席的复信。这也触怒了南京政府，他们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通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这就是“七君子”事件。
最后，因为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七君子”得以被释放。
（本文参考资料、图片来自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记忆-法租界会审公廨与警务处旧址》）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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