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铜烂铁中查探推翻周厉王幕后主谋的魅影

两千多年过去了,历史似乎就没给出过“国人暴动”幕后主谋的真相。

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只要是做过,无论他怎么掩盖,都会不可避免地留下诸多蛛丝马迹。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后人就可对这场暴动所掩盖的云海诡谲了解个大概。

随着事态不断向前继续发展,事情的真相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真相只有一个

周厉王倒台后,西周进入了“共和”时期。

所谓“共和”,按《史记》之说,就是召公和周公两相共同执政。这与现代的“共和”政体概念有些相似。

但是,所谓“共和执政”的说法,随着其它史料被不断发掘整理出来,已被证实不太可靠。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按《竹书纪年》所说,所谓“共和”,实际上是指共国之伯,他的名字叫“和”。“国人暴动”之后,周王室是共伯和摄政,而不是《史记》所记载的召周二相“共和执政”。在《史记索隐》中,还引用了《汲冢竹书纪年》中最原始的记载:“共伯和干王位”!“干”,篡也。也就是说,共伯和还不能说是摄政,而是干脆就篡夺了周厉王的王位!

共伯和执政的说法,从其它史籍中也可得到证实。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举和以行天子事。”

《系年》第一章也写到:“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

不同史料都记载下了同一事实,再综合衡量“国人”暴动过程中的多处疑点,已经可以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国人暴动”,并不只是一场民众自发而起的起义,而是以共伯和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策划、推动;共伯和们不但煽动民众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共伯和还成功地火中取栗、趁机篡位为王!

共伯和,才是“国人暴动”的幕后策动者和最大受益人!他之所以要对周厉王的儿子务求赶尽杀绝,正是为了清除自己篡夺王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在“国人暴动”中始终掌控大局的神秘幕后主使,就此浮出水面。

共伯和,究竟是何许人也?这又是一大历史谜团。

曾经在西周历史上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的共伯和,在传统史书中,只留下了字里行间的寥寥数笔,让后人根本无从知道他是谁、从何而来、最终又去了哪里。在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史籍中,低调得几乎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更是给共伯和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在众多资料都证实共伯和的存在后,近现代学者们对他也特别作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发掘出土的一系列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共伯和的身影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

《元年师兑簋》:“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周,各康庙,即立,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尹册令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在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师和父”。“师”,为西周军队官职名;“和”,为人名;“父”,是周时对人的尊称,类似于“阁下”、“殿下”等等。“师和父”之称,还可见于《三年师兑簋》等等铜器铭文。以上这些铜器,经郭沫若先生认定,都属厉王时器。

元年师兑簋

这时,师和父任王官时间不长,因此只担任管理左右走马的师氏之职。“师和父”与“共伯和”同名,又同属一个时代,而且都在王室作官,因而二者极大可能为同一人。由此推断,在周厉王刚刚上台后不久,共伯和就被提拔至王室来做官了。

《师厘簋》:“师和父乍厘叔市,巩告于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于大室,即位。宰琱生内右师厘。王乎尹氏册命师厘。王若曰:‘师厘,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少辅,今惟踵就乃令。令女司乃祖旧官少辅暨鼓钟。易女权市、金黄、攸勒,用事。”从铭文中知,“师厘”曾经在“先王小学”学习,“王”又命其继承父职为“少辅”。虽然这次是对师厘的任命,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师厘”的推荐人不是别人,正是“师和父”!

铜器铭文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宰琱生”。在前文介绍周厉王推行“专利”改革时,他也曾出现过,作为周公家族代表参与了上交土地的谈判。这也证实《师厘簋》确实是铸于周厉王时代,是在周厉王十一年。这一年,猖狂的犬戎人刚刚灭了大骆一族,抢占了渭河上游。为应对日渐猖狂的犬戎之祸,周厉王积极尝试从学校中提拔新鲜血液,充实到周王朝各个关键岗位,以替换那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孙连城”们。

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孙连城

在《师厘簋》铭文中再次看到了“师和父”身影,周厉王在这年已经把从学校中为王室选拔和推荐各级政府官员的大师之职交给了“师和父”,这无疑是周厉王对“师和父”的莫大信任。“师和父”在周王室政治地位稳步上升,已是位在上公了。担任大师之职,对“师和父”而言不仅仅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个人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两千多年后,国民革命战争期间,蒋委员长一生最为倚重的政治财富,就是他在黄埔军校担任校长期间培育出来的一班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日后大多充实到国民政府各大军事与行政单位的重要岗位上,成了支撑蒋校长在中国政坛纵横捭阖几十年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师和父”任职大师几十年,这段担任“周王室学校校长”的经历,必然也为他未来追求政治野心增添了决定性的厚重砝码。

《师毁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毁,乃祖考又劳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令女尸我家,耤司我东扁西扁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裁内外,毋敢否善。……毁拜顿首,对扬皇君休。……”根据铭文上的干支月相,晁福林先生把《师毁簋》定为共和元年时器。(《试论“共和行政”及其相关问题》晁福林 著)在此铜器铭文中,出现了“伯和父”的称谓。

师毁簋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在“伯和父”训话时,居然还用上了“若曰”二字!“若曰”,在周时文献如《尚书》之类,多用于周王对大臣的训话。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记载“周公旦语录”时,也是用“若曰”!虽然周公旦不被后人看作是王,但实际上,他却是周武王临终前所选定的唯一接班人(《逸周书·度邑》)。所以,“周公旦语录”用“若曰”完全合情合理。如今,“共伯和语录”竟然也用上了“若曰”二字,他的地位在此时必然也是非同寻常。不但如此,在其后的铭文中,“师毁”还尊称“伯和父”为“皇君”。由此可见,“国人暴动”结束后,“伯和父”地位已是尊贵无比!共伯和篡位为王的记载,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以上这些铜器铭文中的“伯和父”、“师和父”,再加上史籍中出现的“共伯和”,是处于同一个时代,而且名字都相同,显然都是同指一人。

《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师厘簋》、《师毁簋》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共伯和在周王室的上升途径就已清晰可见了:共伯和在周厉王初登王位时,被遴选进王室,刚开始只是担任左右走马的师氏之职;十年之后,他深受周厉王重用,被提拔为大师,位在上公,负责在王室学校中培养选拔各级政府“公务员”及“军事干部”。周厉王执政三十七年,共伯和始终得到周厉王的高度信任,在王室关键性岗位上呆了几十年,权势与威望都与日俱增。

但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共伯和虽然是周厉王一手提拔,最终却成了周厉王政权的掘墓人。在周王室与社会其他各阶层严重分裂对立的关键时刻,共伯和审时度势,背叛了周厉王。他联合朝中对周厉王不满的卿士,一起煽动军队与镐京百姓共同造反,将周厉王赶下台,最终篡位成功。

掘墓人

共伯和,才是在“国人暴动”过程中在幕后始终控制着一切的神秘人物!暴动开始后,他不但悍然扣押了周厉王,还残忍地对周厉王的儿子大开杀戒,就是为了清除他篡权夺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有关“共伯和”及其在王室的政治地位变化过程,主要参考了《关于“共和行政”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考察》「王雷声 著」、《“共伯和”与“共和行政”考》「陶兴华 著」二文)

表面上看,“国人”暴动,不过是共伯和精心策划的一场篡位阴谋。其实,共伯和之所以能掀起这场惊涛骇浪不过是因势利导。淹没在“国人暴动”背后的西周社会现实,就是周王室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因周厉王“专利”改革所引发的权力斗争。周王室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双方势同水火,这场决斗迟早会爆发。这也是共伯和得以成功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周王畿内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急剧恶化,共伯和的篡位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在双方冲突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共伯和为了个人政治野心,背叛了周厉王。共伯和选择与既得利益阶层合作,四处散布“仁义”,获得了既得利益阶层的一致拥戴——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人为善,放弃“专利”政策,减轻王畿内诸侯、卿士们的负担,这当然会赢得天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欢心。

人心尽失的周厉王,被身边亲信出卖,倒台的命运已是注定。

国人暴动

随着共伯和篡位成功,周厉王的“专利”改革,也彻底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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