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为“国军七勇士”立碑致敬

长城抗战中,日军被国军七勇士的牺牲精神折服,为其修墓立碑

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以中央军抵抗意志最为强烈,作战最为英勇。但战后宣传中,则惟见西北军之“大刀队”。故时人曾有讽刺:“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①其实呢,中央军亦有诸多“壮烈成仁”的英雄典型,只是碍于最高当局在“长城抗战”后的对日外交政策,未曾广为宣传罢了。其中,最著名的英雄典型,就是使日军也为之感佩而立碑致敬的“古北口七勇士”。

“古北口七勇士”的大致事迹,可参见黄杰将军的回忆:

“这是在当时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攻上山去时,处于两面濒临峡谷南天门至古北口的高地。由于二十五师部队受日本两面夹击,部队遂撤退下来。但其中有七个人不肯下来,决定做殊死战。因为第一次参加抗战,部队的士气高昂,大家都不惜牺牲性命。由于日本人与我们第一次交战,不了解详情,故轻视这七个人,因此不断以小部队攻击他们,但这七个人沉着应战,日本人来多少杀多少,竟也杀伤了近一连的人,直到这七个人都被杀死,日本人才拿下这个地方,日本人第一次与我们接触交战,就发生这种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举,对中国人的牺牲精神感到很惊奇,故事后日本人特别为纪念这七个人立了一个碑。好似上面题着‘支那七勇士纪念碑’几个大字,并特别向碑敬礼表示崇敬,这确是一椿极富意义的事。”②

黄杰时任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参与了古北口南天门之战,故对此事有所了解。但因并未指挥第二十五师,所以不清楚七勇士的具体番号。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师长关麟征负伤,该师当时由杜聿明指挥)的回忆要更清晰一些:

“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该军士哨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7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③

第二师下属营长刘玉章,曾奉命率部前往南天门支援第二十五师。据他回忆,七勇士“军士哨”所守卫的地名,唤作“八道楼子古堡”:

“二十五师由古北口向南天门转进时,有一段可歌可泣之忠勇事迹,确有大书特书之必要,缘该师有一班士兵七人,在八道楼子古堡中,誓死不退,日军劝降亦坚持不屈,终于全班殉国,日寇惊服壮烈,特为我殉国英雄,立碑修墓以为纪念。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可见我革命军的英勇精神,虽敌人亦为感动,诚属不朽。”④

长城抗战部分将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七勇士的事迹,不是国军自吹自擂,而是自北平日使馆传出

与“大刀队”的事迹源头系第29军自述不同,“古北口七勇士”的事迹,最开始,其实是日本人抖露出来的。据第二十五师下属旅长梁恺回忆:

“二十五师于古北口战事结束后,有人发现长城邻近一座小山,有一庞大土壕,还树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据云(日本文件所记)日军为清扫阵地,发现一处堡垒,派兵搜索前进,竟遭枪弹密发,日军伤亡多人,嗣加派兵力猛攻,由于守军顽强抵抗,仍未得手,而伤亡更大,乃改调炮兵施以轰击,以致堡垒全毁,迄至寂静无任何反击声后,日军始派人前往探窥,仅见七具尸体。日人认为守军七人,自知寡不敌众,如弃堡退却,或坐以待虏,当不致死,于此可见其忠勇,可敬可畏。因此就地合葬,以慰忠魂。”⑤“此项事实之经过原出自敌酋之传说,且表谨仰之忱。我七勇士为国捐躯,当可瞑目于九泉矣。”⑥

1934年,南京《政治月刊》刊登的一份材料,可以佐证梁恺的这个说法。该材料称:

“古北口一役,……要多可歌可泣之处,其中尤以七勇士之事迹为著。此项消息,乃塘沽协定后自北平日使馆传出者,当非讹诈。先是廿五师奉命向南天门转进时,有某团士兵七人,守一山头,被敌层层包围冲锋五六次,均未得突围而出,遂由七人发誓同死该处,敌军不知虚实,以一连兵力来攻,该七人弹不虚发,沉着应战,卒将敌军一连消灭殆尽,敌军大哗。复以一连来攻,时该七人枪弹已绝,遂逐一就义,已去其六。及至日军某少队长带领士兵卅余人,搜索前进迨到达岭时,仅剩余之上等兵代理班长一人,且受重伤,突起,以一手榴弹向敌军掷去,敌军不察,自少队长以下因几全队阵亡,我负伤之上等兵,遂亦以剩刀自杀。其后日军敬其神勇,于该处建一极雄壮坚固之墓,代为收葬,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并闻日军第八师团之高级军官,皆曾亲往祭奠。”⑦

《政治月刊》1934年第4期,其中提到,七勇士事迹的源头,是日本使馆

因客观原因,七勇士的事迹没有得到大力宣传;姓名也难以查实

正因为“七勇士”的原始信息,是在塘沽协定签署后,才自日方得悉。故未能如“大刀队”的事迹那般,在战争期间即风靡全国。战后,第二十五师一度驻守北平。美国米高电影公司曾“根据七勇士之资料,编成剧本,削成电影”。拍摄期间得到过第二十五师的协助,师长关麟征、旅长梁恺、连长张绪滋等,均曾在电影中露面。据张绪滋回忆,拍摄时,“杜公(杜聿明)命令绪滋扮演日军中队长,学献花圈,祭奠七勇士,杜公作导演,命令我如何去挥刀,如何去学说两句日本话,如何装成日军中队长小胡子模样。”⑧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电影似并未在中国热播(张绪滋曾“看到自己上了银幕”,似是内部播放)。因对日外交的制约,七勇士的事迹也未能在大众报刊媒体上得到广泛宣传,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刊物当中。如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的官方刊物《黄埔》,曾刊文向军官们完整讲述了这段壮烈事迹。⑨当然,最遗憾的是,因为第二十五师官兵死伤三分之二,⑩具体到班的部署,已很难还原,七勇士的具体姓名,最后也未能查出,仅能确定其番号属于一四五团。

张彻以“古北口七勇士”为故事原型改编的电影《八道楼子》,1976年出品。图为电影中日军为七勇士修墓立碑的剧照

注释

①《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P244。②《黄馆长季陆先生访黄杰将军录音》。收录于《长城战役》,(台)国史馆史料处/编纂,1980,P321。③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古北口抗战纪要》,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4卷 第14辑》。④刘玉章,《古北口战役——第三次负伤》。收录于《长城战役》,(台)国史馆史料处/编纂,1980,P404-405。⑤梁恺/口述、李久泮/笔记,《关雨公与第五十二军》,(台)《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⑥梁恺,《第二十五师古北口作战》,收录于《长城战役》,(台)国史馆史料处/编纂,1980,P333。⑦《华北各战役之回顾》,《政治月刊》1934年第4期,P35。⑧米高梅为七勇士拍摄电影一事,见:梁恺,《关雨公与第五十二军》及张绪滋《战乱余生——伞兵司令张绪滋回忆录》相关章节。据云,该电影的中文译名是《中国七勇士》,但笔者未能查找到该片的相关英文资料。⑨《军队教育之目的及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黄埔》,1935年第5期。⑩《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初稿》(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一至六月份),(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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