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为“国军七勇士”立碑致敬

长城抗战中，日军被国军七勇士的牺牲精神折服，为其修墓立碑

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以中央军抵抗意志最为强烈，作战最为英勇。但战后宣传中，则惟见西北军之“大刀队”。故时人曾有讽刺：“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①其实呢，中央军亦有诸多“壮烈成仁”的英雄典型，只是碍于最高当局在“长城抗战”后的对日外交政策，未曾广为宣传罢了。其中，最著名的英雄典型，就是使日军也为之感佩而立碑致敬的“古北口七勇士”。

“古北口七勇士”的大致事迹，可参见黄杰将军的回忆：

“这是在当时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攻上山去时，处于两面濒临峡谷及南天门至古北口的高地。由于二十五师部队受日本两面夹击，部队遂撤退下来。但其中有七个人不肯下来，决定做殊死战。因为第一次参加抗战，部队的士气高昂，大家都不惜牺牲性命。由于日本人与我们第一次交战，不了解详情，故轻视这七个人，因此不断以小部队攻击他们，但这七个人沉着应战，日本人来多少杀多少，竟也杀伤了近一连的人，直到这七个人都被杀死，日本人才拿下这个地方，日本人第一次与我们接触交战，就发生这种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举，对中国人的牺牲精神感到很惊奇，故事后日本人特别为纪念这七个人立了一个碑。好似上面题着‘支那七勇士纪念碑’几个大字，并特别向碑敬礼表示崇敬，这确是一椿极富意义的事。”②

黄杰时任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参与了古北口南天门之战，故对此事有所了解。但因并未指挥第二十五师，所以不清楚七勇士的具体番号。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师长关麟征负伤，该师当时由杜聿明指挥）的回忆要更清晰一些：

“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该军士哨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7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③

第二师下属营长刘玉章，曾奉命率部前往南天门支援第二十五师。据他回忆，七勇士“军士哨”所守卫的地名，唤作“八道楼子古堡”：

“二十五师由古北口向南天门转进时，有一段可歌可泣之忠勇事迹，确有大书特书之必要，缘该师有一班士兵七人，在八道楼子古堡中，誓死不退，日军劝降亦坚持不屈，终于全班殉国，日寇惊服壮烈，特为我殉国英雄，立碑修墓以为纪念。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可见我革命军的英勇精神，虽敌人亦为感动，诚属不朽。”④

长城抗战部分将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七勇士的事迹，不是国军自吹自擂，而是自北平日使馆传出

与“大刀队”的事迹源头系第29军自述不同，“古北口七勇士”的事迹，最开始，其实是日本人抖露出来的。据第二十五师下属旅长梁恺回忆：

“二十五师于古北口战事结束后，有人发现长城邻近一座小山，有一庞大土壕，还树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据云（日本文件所记）日军为清扫阵地，发现一处堡垒，派兵搜索前进，竟遭枪弹密发，日军伤亡多人，嗣加派兵力猛攻，由于守军顽强抵抗，仍未得手，而伤亡更大，乃改调炮兵施以轰击，以致堡垒全毁，迄至寂静无任何反击声后，日军始派人前往探窥，仅见七具尸体。日人认为守军七人，自知寡不敌众，如弃堡退却，或坐以待虏，当不致死，于此可见其忠勇，可敬可畏。因此就地合葬，以慰忠魂。”⑤“此项事实之经过原出自敌酋之传说，且表谨仰之忱。我七勇士为国捐躯，当可瞑目于九泉矣。”⑥

1934年，南京《政治月刊》刊登的一份材料，可以佐证梁恺的这个说法。该材料称：

“古北口一役，……要多可歌可泣之处，其中尤以七勇士之事迹为著。此项消息，乃塘沽协定后自北平日使馆传出者，当非讹诈。先是廿五师奉命向南天门转进时，有某团士兵七人，守一山头，被敌层层包围冲锋五六次，均未得突围而出，遂由七人发誓同死该处，敌军不知虚实，以一连兵力来攻，该七人弹不虚发，沉着应战，卒将敌军一连消灭殆尽，敌军大哗。复以一连来攻，时该七人枪弹已绝，遂逐一就义，已去其六。及至日军某少队长带领士兵卅余人，搜索前进迨到达岭时，仅剩余之上等兵代理班长一人，且受重伤，突起，以一手榴弹向敌军掷去，敌军不察，自少队长以下因几全队阵亡，我负伤之上等兵，遂亦以剩刀自杀。其后日军敬其神勇，于该处建一极雄壮坚固之墓，代为收葬，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并闻日军第八师团之高级军官，皆曾亲往祭奠。”⑦

《政治月刊》1934年第4期，其中提到，七勇士事迹的源头，是日本使馆

因客观原因，七勇士的事迹没有得到大力宣传；姓名也难以查实

正因为“七勇士”的原始信息，是在塘沽协定签署后，才自日方得悉。故未能如“大刀队”的事迹那般，在战争期间即风靡全国。战后，第二十五师一度驻守北平。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曾“根据七勇士之资料，编成剧本，削成电影”。拍摄期间得到过第二十五师的协助，师长关麟征、旅长梁恺、连长张绪滋等，均曾在电影中露面。据张绪滋回忆，拍摄时，“杜公（杜聿明）命令绪滋扮演日军中队长，学献花圈，祭奠七勇士，杜公作导演，命令我如何去挥刀，如何去学说两句日本话，如何装成日军中队长小胡子模样。”⑧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电影似并未在中国热播（张绪滋曾“看到自己上了银幕”，似是内部播放）。因对日外交的制约，七勇士的事迹也未能在大众报刊媒体上得到广泛宣传，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刊物当中。如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的官方刊物《黄埔》，曾刊文向军官们完整讲述了这段壮烈事迹。⑨当然，最遗憾的是，因为第二十五师官兵死伤三分之二，⑩具体到班的部署，已很难还原，七勇士的具体姓名，最后也未能查出，仅能确定其番号属于一四五团。

张彻以“古北口七勇士”为故事原型改编的电影《八道楼子》，1976年出品。图为电影中日军为七勇士修墓立碑的剧照

注释

①《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P244。②《黄馆长季陆先生访黄杰将军录音》。收录于《长城战役》，（台）国史馆史料处/编纂，1980，P321。③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古北口抗战纪要》，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4卷 第14辑》。④刘玉章，《古北口战役——第三次负伤》。收录于《长城战役》，（台）国史馆史料处/编纂，1980，P404-405。⑤梁恺/口述、李久泮/笔记，《关雨公与第五十二军》，（台）《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⑥梁恺，《第二十五师古北口作战》，收录于《长城战役》，（台）国史馆史料处/编纂，1980，P333。⑦《华北各战役之回顾》，《政治月刊》1934年第4期，P35。⑧米高梅为七勇士拍摄电影一事，见：梁恺，《关雨公与第五十二军》及张绪滋《战乱余生——伞兵司令张绪滋回忆录》相关章节。据云，该电影的中文译名是《中国七勇士》，但笔者未能查找到该片的相关英文资料。⑨《军队教育之目的及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黄埔》，1935年第5期。⑩《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初稿》（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一至六月份），（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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