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文明” 论纲

文/张铁男

“西辽河文明”是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区域的区域性文明，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居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论述“西辽河文明”要放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大背景下观照。

一、如何解读五千年中国史

1、叙述中国历史的基点。“中国”这一称谓，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算起，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其内涵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当下的“中国”是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集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为“一体”。三者的关系应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而做为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族”。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做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文明则是凝聚中华民族为一体的伟力根脉。

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是晚近时期形成的：肇基于清朝乾隆时期（领土），雏形于中华民国的建立（现代国家形式），抗日战争的洗礼，使得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叙述中国历史，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空间范围；举凡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先民活动，均属中国历史内容。

2、中国历史基本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一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不同之处是:有绵延不绝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可追溯五千年以前的文明源头，更有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

中华文明史五千年绵延不绝，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其“多元一体”的结构。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很快为大家所认同并不断完善，形成共识。

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形式有分有合，不尽相同。但是，各个族群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认同“中国”，认同“中华”，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总趋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

中华文明“多元”的特征在源头即有体现。苏秉琦先生首倡的“满天星斗”起源说，已经为新中国的考古学实践所证实，成为学界共识。夏商周时期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文化圈基本形成。国家形式是“万邦林立”，听命于天子。春秋战国时期，以华夏文化圈为基础，融合了周边众多族群文化，华夏文明进入古典时期。国家形式由分渐合，形成区域化的兼并。秦汉时期，在华夏文明基础上，形成了“汉”文化圈。国家形式进入帝国阶段，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国家形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汉族基本形成。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统一的国家形成不复存在，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处于异常复杂激烈的局面，“汉族”的族称正式形成。“汉族”本身就是长时段历史过程中，多族群文化交流、交融，“涵化”的结果。唐王朝时期，中华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历史又出现一大变局。北方民族愈益强势，建立政权，形成了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不同于北魏“孝帝改制”的完全“汉化”，这一时期的北方民族意识觉醒，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但是，也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文化”。以自己建立的政权为“中华正统”。这个历史时期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形式，处于时分时合的状态，而做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文明”为各个政权的族群所认同，持续发展，并融入更多新的元素。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均是如此。

北方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占比愈益增重。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的政治重心逐渐北移现象，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发展趋势的表现。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收官之作，也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实现的。

基于上述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再来看“西辽河文明”在整个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西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1、“西辽河文明”的概念。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既表现为族群文化的“多元”，又表现为区域文化的“多元”。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群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不同族群文化与所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结合，便形成了带有各自特点的区域文化。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区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核心区域相对明确，边缘相对模糊。“西辽河文明”以西辽河命名，以其核心区域位于西辽河流域。大体上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和北部，吉林省西部地区。西辽河文明区域并不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西辽河流域重合，文化区域边缘超出西辽河流域。

2、“西辽河文明”的历史地位。“西辽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共始终，在中华文明由“多元”向“一体”发展过程中，在各历史关键点上均处于重要位置。

（1）“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西辽河流域历史文化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有：东乌珠穆沁旗的“金斯太遗址”，翁牛特旗的“上窑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基本上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形成完整的序列。通辽市境内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哈民忙哈遗址”均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尽管现在这些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有待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仅就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各阶段，如此序列完整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在西辽河流域集中发现，就足以令人震撼。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充分的证据证明：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距今五千年左右，上述地区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初级文明阶段。迄今为止，西辽河流域发现的考古学材料是最丰富，序列最完整的。为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研究人类文明因素的发生和积累，文明起源的机制，文明形成的标志等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考古学依据。

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的“圣地”！苏秉琦先生谓之：“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2）“大中华”历史新阶段的里程碑。公元90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辽王朝。辽王朝全盛时期幅员万里，“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辽史· 地理志》）西辽河流域是契丹故壤，也是辽王朝的京畿之地。通辽市境内发现的陈国公主墓和吐尔基山神秘的彩棺墓均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辽王朝雄踞北方二百多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并立的几个政权中，辽王朝居于主导地位。重要的是：辽王朝不满足于北方民族政权的名份，而是以“中华正统”自居。契丹人在观念上认同“中国”，主动融入“中华文化”，融“华”、“夷”为一体。如此一来，便打破了前此站在中原王朝角度，以万里长城为界，“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格局。长城内外均为“中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形式处于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但是，又都坚持自己“中华正统”的地位；各个族群在保留自己族群文化特质的同时，又认同“中华文化”。形成了政治实体的“多元”和族群文化的“多元”共存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这个“一体”内的局面，开启了“大中国”、“大中华”的历史新阶段。

继起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认同并传承了辽王朝“中华正统”的观念。蒙古人在辽、金王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起统一全中国的元王朝。元朝修史，以宋、辽、金均为“正统”，元朝自己中华正统的地位当然毋庸置疑。

（3）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收官之作。明朝嘉靖年间，蒙古族科尔沁部从嫩江流域来到西辽河流域，成为这个地区的新主人。从此，这个广袤的草原有了“科尔沁草原”的名称。科尔沁部蒙古人与满洲人联合，“从龙佐命”，在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满蒙联姻的方略，使科尔沁部成为与大清皇室血脉相连的骨肉至亲；盟旗制度的实施，使科尔沁草原成为大清王朝牢固的北疆长城。清王朝的建立，最终完成了由辽王朝开启的“大中国”、“大中华”的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科尔沁文化”作为“西辽河文明”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史上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科尔沁草原走出去的孝庄文皇后、僧格林沁为大清王朝建立的不朽功勋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由秦朝始建、汉朝续建、明朝复建的万里长城，原为中原王朝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维护“内中华而外夷狄”格局的军事设施，至此失去它原本的功能和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物化标志。

纵观西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进程，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出现三个高峰期，相应的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区域性文化，即：上古时期的“红山文化”，中古时期的“契丹文化”，近古时期的“科尔沁文化”。这些都是发生在西辽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文化，都是西辽河流域的“断代史”，都是“西辽河文明”的组成部分。用地域命名的“西辽河文明”是贯通古今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一部与“中华文明史”共始终，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通史”。

张铁男，土生土长的通辽人。和每位通辽人一样，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热土怀有浓浓的乡愁。多年来，他持之以恒地专注于乡土历史文化的学习和探究。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迷茫困惑而逐渐清晰，初步形成了自己对家乡历史文化比较系统的学术观点。把通辽市的历史纳入“西辽河文明”体系里解读，放到中华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观照。著有《西辽河文明论纲》《西辽河文明概说》，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科尔沁文化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

原载：通辽日报·西辽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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