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牌坊的由来，毒害了无数古代女子的主流认识！

先来讲讲程颐、朱熹“”的历史背景。一谈到古代妇女问题，总是绕不开宋代大儒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这句话太响亮、太有名了，它曾大有给宋朝妇女定位之气势，那就是宋代妇女地位低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长期间被很多人看是套压在妇女身上的一道沉重枷锁。因为理学家以理杀人，理学宣扬女性贞烈而扼杀人性、摧残妇女。程颐、朱熹不知毒害了多少宋代青年女子。程颐、朱熹真有那么大的能力与本事吗？能影响到宋代女人的地位与命运吗？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就这个荒谬的观点与逻辑在新中国史学界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主流认识。

用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乃至宋代妇女不能再嫁。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根本就不能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因为这句话不是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是看宋代妇女整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两个学者提出的梦想、主张。宋代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中唐至五代文明日下，人伦亲情早已大坏。大文豪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慨叹道：“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这句话绝不仅仅适用于五代，也适用于中唐残唐一百五十多年，甚至也同样适用于宋初大部分时期。中国文明的种子保受战乱摧残，已经接近彻底泯灭！宋承二百年乱世，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恢复与重建，在于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怀的回归，这就包括早已淡薄异常的夫妻之伦。 到宋代中华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大坏。北宋蔡襄感慨当时的夫妻之情时说道：“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此生民之大蔽也。”北宋和尚文莹也感慨道：“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

北宋王安石亦曾感慨：“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王安石指出此时宋代士大夫不重其节，妇女不重贞节。这是当时宋代的实际情况。对于宋代夫妻之伦感情大坏，欧阳修写诗感慨道：“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

“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宋代当时夫妻之间感情淡薄，不注重传统的夫妻情谊操守，这正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宋代比起前代来说是改嫁容易改嫁多，对于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宋末大儒魏了翁认为：“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再，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之罪大。’此岂妇人之责也，抑为士也之戒。” 清朝学者徐继畲认为：“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民国学者吕思勉认为：“程子之意，自极言律己之当严，不重在责妇之守节。”首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两方面的，是希望男女都能遵守的。不止提倡妇女守节，也主张男人不再娶。是要求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爱情保持忠诚。男女是相同的，义务是对等的。

程颐指出：“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无再配之礼。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在程颐的理想之中男女一旦相约成为夫妇就应该是终生的，丧偶者无论男女，皆不应再娶、再嫁。其次，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男人、女人提出的高级要求与理想目标。程颐并没有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虽然程颐一方面主张：“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程颐也认可：“出妻令其可嫁。”程颐对两宰相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娶一个寡妇之事，并没有指责他们伤风败俗、不成体统。“向敏中号有度量，至作相，却与与张齐贤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可见在程颐眼士大夫娶寡妇及寡妇再嫁都是正常之事。程颐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在《先公太中家传》中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赞扬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可见程颐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再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是程颐说的，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是反对妇女改嫁的首言者。他也只不过是把前人话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而已。程颐只不过是拾前人牙慧罢了。而且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起汉代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唐代的“男有重娶之义，女无再醮之文。”“妇人义从夫，一节誓生死。” 只要求妇女守节而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来说，无疑更能体现男女平等与时代进步。

北宋哲宗时学者章元弼容貌丑陋，而妻子陈氏则甚端丽。陈氏因为受不了丈夫丑还总是嗜学读书而忘寝，冷淡自己，所以首先主动提出离婚。 唐李商隐《义山杂纂》：“新娶妇，却道是前缘，必是丑”。唐宋若莘《女论语》：“女子出嫁，主夫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敦煌文献《崔夫人要女文一本》：“在家作女惯娇怜，今作他妇信前缘。”这是唐崔夫人在女儿出嫁前对女儿的告训。相比“嫁稀随稀，嫁叟随叟”、“夫为妻天”、“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的前代，宋代女人因嫌弃丈夫丑而提出离婚，无疑有一些时代进步女权提高的意味。

南宋时期的唐州富商大贾王八郎，因搞婚外恋包年轻二奶，而嫌弃老妻。其妻忍无可忍，而上告官府选择离婚，“执夫袂，走诣县，县听仳离而中分其赀产。”官府不仅判决离婚，而且平分资产。王八郎还想争夺幼女抚养权，其妻力争，结果幼女抚养权也归其妻所有。宋代妇女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坡有一些现代的味道，这种情况在前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的。由于宋代法律以《编敕》为主，以《宋刑统》为辅。那些只以宋初编订的《宋刑统》的法律条文来评判了解宋代社会生活情况，已经不合时宜。但宋代的许多《编敕》都没有流传下来，为研究探讨宋代女子离婚权益造成了困难。从现存史料，宋代法律上新给予宋代女子离婚权益有： １、“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２、“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周劭《名公书判清明集》）。 ３、“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谢深甫《庆元法事类》）。

这三条都是前代法律中所未有的，这也是宋代女子离婚权益的提高的标志。事实上宋代法律给予宋代女性离婚权益可能远不止这些。从法律上说宋代女子离婚权益比起前代来说有大幅度提高，宋代妇女在丈夫三年无消息、丈夫被编管、丈夫贫不能养、夫家有恶行等情况下，都有权主动提出离婚。这些新增的权益动摇了“夫为妻天”的法律，打破了“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传统，冲击着“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的常理。 司马光：“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宋代许多地方都是出现阴盛阳衰的现象：宋代女性很多实际上都是一家之主，宋代女人经商能力很强，如宋代许多店铺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如李婆婆羹、曹婆婆肉饼、王小姑酒店、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丑婆婆药铺等等。宋五嫂鱼羹更是百年名店“人争赴之”甚至得到皇帝的赞赏，以至于“常经御赏”。 “遂成富媪”。陈傅良《淳熙三山志》福州“市廛阡陌之间，女作登于男”。“女不专桑柘。内外悉如男，遇合多自嫁。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郑刚中：“贩妇贪趋市，渔翁喜动颜。”苏轼：“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

王洋有诗歌曰：“牧儿贩妇哦新诗。”指出宋代女商人还会做诗歌。“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宋代再婚女也可以是贞节女。邢铁《唐宋时期的赘婿和接脚夫》：“我们从招接脚夫的方式中可以看出古人对寡妇“节”的灵活态度，不是简单的要求从一而终，只要尽义务再找一个丈夫仍然算是守节。”宋时丈夫死后妇女坐本家再嫁招的夫婿，称为“接脚夫”或“接脚婿”。在宋代寡妇招“接脚夫”的习俗有一定普遍性。人们并不以此为怪，宋人并不认为寡妇招“接脚夫”再嫁是失节。其实宋代妇女即使离开本家再嫁他人一样也可以是贞节女。北宋丘浚在《孙氏记》中记载的孙氏三嫁，初嫁一少年狂，再嫁张复，三嫁周默。还被认为有节义，是命妇。“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也。”可见宋代妇女再嫁不一定是失节，她依然有资格成为贞节女。评判宋代妇女是否贞节与是否再嫁无关。

Hash:27b1c74d2c0ad7791061bfa7e020e9be1c18fd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