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辉映 法宝光明 ——元代初年光明禅师李惠月金银泥写《华严经》赏鉴会通讯

元初李惠月金银泥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十（博古斋拍品）

上海博古斋2019年春拍，有一件极其重要的拍品，即元代初年的高僧，光明禅师李惠月所抄写的《华严经》卷八十，此卷写经的内容，恰好是现在通行的八十卷本《华严经》正经部分的最后一卷，意义非其他普通卷帙可比。另外抄写者光明禅师李惠月，为西夏遗民，身世传奇，功德殊胜，又为此卷写经增加了入佛法藏。除此之外，此卷写经的书法和卷首扉画也是精美绝伦。正因为如此，博古斋征集到此卷写经未久，即引起了了解情况的专家学者们和客户们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此卷写经的非凡意义，博古斋于五月三十一日在风景宜人的宜兴竹海举办了一场有国内知名古籍版本文献学者和佛学敦煌学专家参与的鉴赏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以姓氏笔画排序）：

毕罗先生（意大利学者、著名中国古代书法专家）

陈先行先生（上海图书馆高级研究员、著名版本目录专家）

李际宁先生（国家图书馆研究员、著名佛教文献专家）

陆国强先生（上海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心慧先生（首都图书馆研究员、著名古籍、古版画专家）

金程宇先生（南京大学教授、著名唐宋文献、域外汉籍专家）

此外，范景中先生、翁连溪先生虽然因为公务繁忙未能与会，但也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专门为此卷写经撰写了考证、鉴赏文章。

会议前，行焚香拜经仪式，在茗芬馥郁中，千年法宝现世。一卷辉煌的书法绘画作品、一段西夏遗民的求法之路、一曲高僧大德的信仰之歌渐次展开。

然后鉴赏会正式开幕。主持人邀请李际宁先生先谈。

李际宁先生说：

『那我就先说一说吧，当时我是怎么会想到去研究李惠月的。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国内是史金波先生在研究中，首先看到一个普宁藏的零本，发现了盖有李惠月的西夏文印章戳记。国内是史金波先生最早关注到的（日本学者小川贯弌和神田喜一郎关注的更早。感谢金程宇将神田喜一郎的论文译成汉语），原来我也没关注到。当时史先生研究西夏佛教，比较注意西夏大藏经的数据。因为辽有契丹藏，金有金藏，西夏是不是也有一部大藏经呢？学术界如是猜测。所以在大藏经里，史先生特别注意与西夏有关的内容。那次发现了李惠月的西夏文戳子，于是审视它是不是西夏文的大藏经，

后来发现了，其实这段牌记虽然是西夏文的，但是，经是普宁藏的。』

『以后，我也想起来，我们馆书库里也有李惠月的东西，也是普宁藏的零本，有李慧月戳记。后来去了日本，在京都国立博物馆，看到了守屋孝藏氏的旧藏，看到了李惠月的题记，才知道原来李惠月还有这部金银字的《华严经》。头一次知道，在普宁藏之外，与李惠月相关的还有这么多的书。这样才有机会，把李惠月相关的一些事情串起来。回国之后，陆陆续续又看到了国内收藏的资料，比如，苏州西园寺、四川宝光寺的数据，这样，大体可以把这些信息串起来了。』

卷七十一，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院藏，有扉画，无画工沈镜湖题记

卷七十二，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院藏，有扉画，无画工沈镜湖题记

『现在博古斋拿出来这册李惠月泥金银写经，为李惠月研究，大大增添了参考内容。』

『李惠月在元代初年，做了这么多事情，印了普宁藏这样的大藏经、写了这样的金银字《华严经》，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这样的成就是不小的。我想到了同样成就巨大的僧人管主八，他也是元代的著名僧人，也有记载施印过河西字大藏和《普宁藏》，并主持续补《碛砂藏》』

『这些事情都是佛教历史上的盛举。虽然李惠月和管主八成就都很大，但关于他们的记录都只有在部分佛典中得以保存。中国文化就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像抄写经书、发愿施舍经书这样的『小事』，文献典籍是不怎么记录的。所以只有把文献中他们的点滴记录串联起来，才能尽可能还原他们的生平，才能反映那个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活动。』

『可以说，元代泥金泥银的写经本来就少，写的、画的又这样精彩的，是少之又少。所以这卷是珍贵的。』

『当时我去日本京都看，日本管理比较严格，不能做复制，所以只能拷贝了他们预先做的复印件，是黑白两色。在《佛经版本》里，也是用的复制件的图版。』

卷二十二，四川宝光寺藏，有扉画，无画工沈镜湖题记

『我有个想法，就是还有没有进一步工作可以做，我们把博古斋拍卖公司的这卷泥金银写《华严经》，还有四川宝光寺的，苏州西园寺的和日本的，都合起来，出一个东西，合璧本，现存也不多，就这么十几卷，这是可以替李惠月流传，也替咱们国家保存文物。宝光寺的像是遭过水，有的品相不好，更应该抢救了。希望以后能有这样的机会。』

李际宁先生说完后，与会者对现存的十二卷李惠月金银泥《华严经》合璧出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第二位发言的是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学者毕罗先生，他长期在中国研究书法史，尤其以古代书法最为擅长，加之其又精于书法，所以对中国古代书学有出自实践的深刻理解，研究成果斐然。

毕罗先生说：

『能参加这次活动，也是我的荣幸。能见到这样的宝贝，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作为书法史的研究者，能见到这样不常见到的书法作品实物，我对书法的理解也能更全面。』

『我刚看到这卷经的时候，就大吃一惊，没想到会这么精致。最近几年我非常关注写经，因为我们研究书法史，现在很多以石刻资料为主，我觉得为了弥补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手写书法的空白，一定要看写经。写经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时手写的语境是怎么样的。』

『这一件，是高手的书法作品。实际上我研究古代书法更多，唐代开元以后的书法我关注的少，开元之前的，无论石刻或者写经书法，我都会关注。但从这卷写经的书法上，我看到了敦煌写经的风格。没想到，在元代，敦煌风格还有传承的这么好。这卷经的书法，无疑是一个更大的书法背景和书法习惯下的产物，它保留了古代写经很多非常传统的笔法，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在后来也许就非常少见了。』

卷八十中的书法（博古斋拍品）

『还有一个，这卷李惠月经的题记中，提到了终南山，我想到了，敦煌书法一件登峰造极的作品，经生沈弘写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就是在终南山写的。我在想，在当地，是不是有一套继承下来的审美偏好或者是精神传承。现在我没有对此种继承作详细地研究，但从直观感受中，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如果对此作详细地对比研究，会很有意思。』

与西方中世纪的重要宗教绘画相比，这幅《华严》扉画线条构图都更显技艺高超

『这卷写经非常精致，扉画非常精美。在西方也保留有中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之前的这样的宗教绘画作品，我们西方人对书写，也就是写字，关注的不多，但非常重视绘画，现存的中世纪时期的这样精美的绘画作品，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中西方都有相通的地方，美术都是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认为，这卷经，意义非凡。』

毕罗先生说完后，周心慧先生阐述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周心慧先生说：

『元代人特别重视写经，在《元史》里，经常有皇帝委托寺院写经的记录。但元代写经，不管国家或寺院组织经生抄的，或者文人写的，现在留存下来的太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包括了金银字写经和普通的墨笔写经，有著录的大概是有十三件。李惠月这批算是一件，赵孟俯大概有四五件，管道升好像还有，但仅仅也就这么一点点。总之，流传下来很少，所以看到这卷经，元代初年写的，写的这么好，品相也这么好，真的很惊讶。』

『这卷经的题跋提供了李惠月生平大致的行踪。我们知道，李惠月是西夏遗民，在元代初年是一个很活跃的高僧大德，他做过各地的僧官，也当过寺院的住持，在元代佛教史上应该有很高的地位。所以这个题跋就给了我们一个纲，让我们有了方向，去看李惠月佛教事业的经历。』

『我特别认为，这卷经的扉画，在佛教美术史上有相当大的价值。』

『从宋末开始，普宁藏和碛砂藏都是中国南方刻的，可以看到藏传佛教也开始影响到内地乃至东部一带的版画和绘画。这卷经的扉画，有很明显的藏传佛教的影响。可不要小瞧藏传佛教的影响，在佛教的绘画艺术上，藏传佛教的影响很大，张大千就说过，中国最好的传统线描笔是在西藏喇嘛手里的。艺术要交融了才更有生命力。宋末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传入，与内地风格产生融合，对内地的影响很大。』

『李惠月是西夏人，西夏那边佛教本来就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所以他的这卷经，虽然绘画的人是浙江的沈镜湖，但画面上很多地方表现出了藏传佛教的特点，比如画中的服饰和配饰，都有藏传的影响。所以，这卷经是汉藏风格结合比较完美的早期作品，是很有代表性的。』

卷八十扉画中带有藏传佛教意味的僧人形象（博古斋拍品）

『另外，这卷经与宋代的佛教版画，唐宋壁画是不是有联系，也是值得研究的，我觉得，这是汉藏佛教结合的很重要的作品，所以，在佛教美术史上也很有研究意义。』

接下去发言的是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上海图书公司长期从事古籍版本研究和整理工作的上海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陆国强先生。

陆先生说：

『我在书店，见过很多佛教经典，也见过不少的敦煌写经。写经的书法，从好到坏差别很大。谢稚柳先生曾提出来，好的写经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某种书法风格的代表，我也见过归义军时期和宋人的一些写经，也有写得挺差的。但元代人写经，我没见过。元人写经，按照各位老师的说法，很稀少。瓷青纸的写经，明清的我见过，当然也不多，因为用金银泥来写经，耗费是巨大的。所以元代的写经，我是没见过。这是因为元代的时间短暂。物以稀为贵，仅仅从留存上来说，这卷写经就有其独特的价值。』

『这件李惠月的经，书法承习唐写经，有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是不是寺院里僧人的书法风格因为宗教有其保守性，或者是寺院里各方面都讲究传承，造成释门写经的风格变化比社会上和文人圈子里的书法变化要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释门环境内，其书法风格较为保守，这一点有待研究。所以这卷写经是一件很重要的标准件。』

『这卷写经有明确的纪年，有李惠月这样一位高僧的题记。按照古代写经一般的习惯，最后的发愿部分是发愿者亲笔写的，这卷经发愿者是李惠月，考虑到经文的书法和发愿文的书法，是同一个人的字迹，这就可以证明整卷经是李惠月所书写。古人写经，很多都是作为修行，所以我们能从这一部《华严经》的抄写中感受到李惠月禅师的虔诚。』

陈先行先生为国内古籍文献权威专家，结合古籍版本，对这卷写经表述了见解。

陈先生说：

『我的研究以版本目录为主。佛教的内容，一开始关注的少，现在也发现，应该关注，也是不得不去关注，不然就缺失了一大块内容。元写本稀少，从历史上来看，宋代三百余年，能留存下来的宋写本也很少很少了，不要说元代国祚不到百年，留下的写本应该更为少见了。』

『通过现存情况来看，宋代写本很少，这是因为宋代，刻本取代了写本，造成了写本式微，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下造成的。刻本普及以后，写本没有消亡，但是宋元的写本流传下来的就非常少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情况，和日本是不同的。日本人他们是很推崇文书的，就是写本，所以这件东西，如果是在日本，也会得到极大的重视。』

『我认为，书籍在古代并不是文物，这种情况一直到明代时才改变，明代开始，人们重视宋元书本文献了。所以为什么到了明代，反而钞本相对于宋元两朝变多了呢？这是因为，在明代开始，宋元本稀见，从那时候起书籍被认为是文物，要来保护了。当时珍贵的版本，古的文本都受到珍视，为了保存下来那些古的文献，明代人开始抄写善本，所以明代的钞本数量就有了较大的增长。清代考据学派为什么兴盛？仅仅是因为汉人难做官，文网严密，所以文人只能沉迷在故纸堆里么？我认为不完全因为这个，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明代以后钞本数量大增，比如影宋钞本就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同时明代人也根据很多古本刻了很多书。明代人因为重视，珍视古书了，使文献保存下来，但当时风气是刻书钞书，还来不及利用，而到了清代，学者开始利用这些文献，校勘学就兴盛起来了。』

『所以我认为，版本学，版本鉴定学，是从明代开始的。』

『我一直认为，对文物来讲，不是年代早就更珍贵了，要具体地看。比如写本时代的写本，那是不稀奇的，元代已经到了雕版印刷时代，写本又不如明代那么兴盛，所以造成流传下来的元代写本非常稀少，现在出现了这样精美的写本，反而珍贵。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这件东西，它有明确的年款，年代可以准确定下来。所以作为元代写本为数不多的标准件，它的书法、纸张等，对于元代写本的版本鉴定，是很有用的。所以这卷经，真的不让宋本。』

非常重要的至元二十八年的年款（博古斋拍品）

继陈先生之后，南京大学教授、著名唐宋文献、域外汉籍专家金程宇教授做了发言：

『这次特别高兴再次见到我仰慕的几位先生，能在一起讨论这件写经，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作为《华严经》五十三参最后一册带有经绘的写本，光明禅师写经第八十卷的出现，其学术意义是颇为重大的，我见到后十分兴奋。』

『此前的几卷，大家一般都会得出扉画精美、书写整饬、金银泥熠熠夺目这样的感性认识。但此次出现的第八十卷，则对我们认识扉画的图像来源、创作过程等都有帮助，因此学术价值更高。我们知道，写经（包括版经）的图像是有一定规范的，而此卷却在常见的佛经构图方面增加了新的元素，特别值得关注』。

『举例来说，此卷扉画左侧的佛国禅师图像，显然来源于宋刊本《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的最后一叶。《文殊指南图赞》中国久已失传，其原本仅存日本，这次北宋佛国禅师图像在元代光明禅师写经里出现，就与宋代文献联系上了，所以此卷扉画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图像，可谓其来有自。佛国禅师身后屏风上有一段偈语『时光已是觉蹉跎……分明鸡子过新罗』，这段偈语表达是五十三参的感悟，仅出现在《文殊指南图赞》一书中，这次我们在卷八十扉画上也见到了，觉得特别欣喜。这在华严经图像的研究方面，是特别珍贵的。此前的几卷，描绘的都是五十三参经文里的内容，而卷八十却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使我们重新认识沈镜湖父子的绘画创作并不完全依赖华严经典，而是融入了对《文殊指南图赞》偈语的理解，这就使画作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故我认为此卷尤其重要，堪称整部写经特别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部分的压卷之作。

卷八十扉画中的佛国禅师形象（博古斋拍品）

『刚才李老师说过，他在日本见到了日本藏的四卷，遂引发研究的兴趣。确实，日本学者较早掌握了四卷的实物资料，他们把它放在整个瓷青纸写经的历史中去考察，取得不少成就。而我国学者资料掌握得相对较晚，所以这方面研究一直尚未展开。此次通过新发现的卷八十、七十九，我认为可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这种碧纸（瓷青纸）写经在日本和韩国都很盛行，其渊源当然来自中国。但国内早期碧纸写经特别是元代写经存世极为稀少，故影响了相关研究。光明禅师写经就为研究我国古代碧纸写经提供了一个样本，这种样本显然十分值得珍视，它使我国碧纸写经的书写传统再次得到了证实。』

『陈先行老师刚才说过，刻本流行以后，一般来说就不大抄写了，那么为何古人还要耗费许多财力精力去抄写呢？就是因为佛教信仰的关系，人们要通过亲手抄写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所以这些写经就不完全纯粹是一个文本了，它实际上是一种承载了古人信仰的实物遗存。金银泥碧纸写经在用料书写等方面尤其讲究，在这种实物遗存中更具代表性。』

卷八十扉画中精美的局部细节（博古斋拍品）

『画工『沈镜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当时应当是有类似的民间画师存在的，这段题记对江浙的绘画史也是值得补充的资料。我还想起来，前几年在日本展出的《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也是宋代民间画师所绘，现在已是国宝级的文物了。所以沈镜湖父子的佛画创作应当也是元代绘画史所不可遗忘的。』

『我一直在进行早期佛教图像史料的研究，积累了不少资料，特别关注新文献。此卷与西泠拍卖的宋拓《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可称为近年来五十三参图像最重要的发现。如果将此卷扉画置于东亚佛教美术史上考证，相信还会带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卷八十扉画中沈镜湖的题记（博古斋拍品）

李际宁先生仔细听完与会其他专家学者的发言之后，作了补充：

『元代的书法，虽然赵体字是很流行，但也不一定。这件东西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物。因为民间的艺术，应该是大量继承前代沿袭下来的风格，然后与当时的时代风格又有融合。』

『这里还有关于碧纸的问题，范景中先生文章中也提到了。现在存在苏州博物馆里头的唐人写、五代人补、到了北宋时期又赎回来再补的那卷《法华经》，明确写的是碧纸写经，我们在文献中查出来，古人的叫法是碧纸。再早的时候，还有‘鸭青纸’一说，鸭青纸的说法两汉的时候就有了，慢慢的过来变成碧纸了。瓷青纸这个说法应该更晚了，更多是在明代，随着瓷器的发展出现的说法。』

『现在见到的这种碧纸写本，敦煌里头就有，八九世纪之间的一些写经护首的书签，就用碧纸为书签，金银字写的，敦煌遗书里头明确有的。』

『大家又提到了这卷的价值问题，我有个补充。王国维过去谈文献，文献数据与考古数据相结合，所谓地上地下二重证据法。我不敢模仿王国维先生，但在文献学里头，是否可以认为有个三重证据法？

首先，古籍书本身这个原件，书在这儿了，实物就是第一位文献资料。第二，是文献本身，文本的变化过程，反应了文献流传演变的过程，当然是文献学的内容。第三个，文献学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题记，像李惠月经后面这么长的一段题记，反映了书籍产生的背景，也是文献学研究的资料。』

『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的重要性。当时我为什么重视他，因为这些题记，记录了李惠月的大致生平。提供了西夏人，特别是西夏国灭亡之后的西夏遗民的历史走向。我们知道，西夏灭亡了，那西夏人到哪里去了呢？与此相关的历史文献是很稀少的。元代统治者把中国的人定为四等，西夏人属于色目人，是蒙古统治需要依靠的一种力量，那么在蒙古统治下，西夏人，我们也称他们为河西人，他们的走向是如何的？李惠月是西夏人，他的事迹反映了西夏国灭亡之后，西夏人的走向问题。这卷经文的题记是有代表性的，在西夏史的研究上也是有价值的。』

各位专家学者全部发言完毕，现场再次焚香礼拜，与会者再次近距离赏鉴法宝，皆啧啧称奇。

这一卷初识便令人赞叹的元代金银泥书法和绘画作品，经过诸位专家学者的点评和分析，更加让人意识到，此卷写经的诸多方面，比如其扉画的精美、构图的创造性表现、画工的高绝技艺、详实的抄经题跋、直袭唐人的书法风格、李惠月神秘生平和其西夏人的特殊身份等等，都与西夏历史、宋末元初佛教活动情况、宋末元初江浙一带佛教绘画风格、佛教美术史、元代写本鉴定等等研究课题息息相关，牵连着元代初年的社会、宗教、艺术等各方面。与会专家们都认为，这是一件以小见大，真正珍贵的，有故事的文物，贯通书、画、历史、宗教，同时为我们带来学术思辨与审美享受的旷世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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