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府的周家，当年到底有多牛？
按周建人的回忆，他小的时候，他们家的灯壳上都显示着“汝南周”三字。按他自己的推测，“汝南”若是地名，那么他们周家原籍就是河南的。咋到绍兴的？估计跟南宋有关啦。赵构从河南一路逃到越州，并且把越州改名为绍兴府，他们周家当然也不含糊了，也会从河南逃出，只不过人家赵构选择了定都杭州，而他们家选择定居绍兴了呗。
但是周建人又说，他祖父周福清高考履历表上，可不是这么填的。老头填的始祖是“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字茂叔的周敦颐。周敦颐牛逼大了，妥妥的理学开山鼻祖。老头为了科举高中，也够攀的，只不过攀的可能有些过了，老头估计想不到，他亲自给其取名为周樟寿的那个大孙子鲁迅，以后会趴到理学家的背上，大写“吃人”两字，这不典型的不肖子孙么？你骂祖宗吃人，你自己岂不是反啃祖宗？所以，即使是周建人，字缝里也流露出对“汝南周”乃周家承袭周敦颐爵位名的狐疑，说他们周家后人都偏向自己是河南老乡。啧，居然跟我是老乡了，我还不愿意哩。不过，俺家可能是山西大槐树下来的呢，不老乡。
如果把迁居绍兴竹园桥的那位排作一世祖的话，周家给他取名叫周逸斋（周家修谱自己编的名，因为不知其名了）。家谱记载，他在明朝正德年间从湖南迁居绍兴，从此农转非，做了商人，大发。清朝乾隆年间六世祖中了举，从此向读书世家转型；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也就是七世祖分到了东昌坊口的老台门居住。芝麻开花节节高，家族越来越富贵。按祖父周福清的说法，明万历年间，周家已先富起来，进入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妥妥的大族。周福清说，嘉道时，周家就败落了，败落的原因，太奢侈了呗！
老台门的周氏家族原先分作三房：致(长房)、中(次房)、和(小房)。后来生齿日繁，人丁渐增，致房析为智、仁、勇三个分支，中房析作恕、慎、裕三个分支。老台门房子不够用，就在不远处新建两处住所：一处叫新台门，由致房的智、仁两个分支迁入；一处叫过桥台门，由中房的恕、慎两个分支迁入，其他仍留居在老台门。移居到新台门的智房，以后分支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家属于兴房），仁房以后分支为礼、义、信三房。所以，所谓的鲁迅故居，应该是新台门。而新台门居住着周氏六房人口。1919年六房联手出售新台门时，全部房屋面积合计1125平米。
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合称周氏三台。老台门以富扬名，新台门、过桥台门，以读书世家扬名。虽然周福清说嘉道时周家就败落了，但是同光年间，周家不又出了他这么一个大翰林么？由于他的高考舞弊案，他身后的周家这一支虽然彻底败落，但是他那好孙子鲁迅，一个人就撑起了民国文化的半壁江山，更扬名了呢。
周福清，1871年中进士点翰林，三年后散馆，选授江西金溪知县。按那时的官场规矩，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不但得缺容易，就是上司也礼让几分。问题是这人那张嘴，比他孙子还刻薄，据说平时只夸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爹，连慈禧与光绪都被他骂作昏太后与呆皇帝。做官也没啥政绩可言，被林则徐女婿、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奏“办事颟顸”，革职改任教职，他不愿意，且吏部也没批，等于退职。在官场同人的指点下上京捐纳，捐到一个内阁中书。郁郁不得志也。
鲁迅父亲是县学生员，正奔走在传统的科举之道，面对一个举人的头衔屡败屡战中。1893年，鲁迅曾祖母去世，周福清回家奔丧丁忧。因明年乃慈禧太后六十岁万寿，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恩科”试，按例乡试就得在1893年举行，来年再举行会试、殿试。浙江的乡试主考殷如璋乃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当地五家有考生的望族亲友就凑了一万两洋银，央求周福清去买通主考，赚取举人。当时见个乡试主考官，跟现在见个省高招办主任一样，没有门道，见个毛。即使是同年，主考官进了杭州，周福清也是见不得的。他就带了跟班，去苏州截人去了。他给殷如璋写了一封信，除了那五个亲友的子弟，还把自己儿子，也就是鲁迅父亲的名字附了上去，试卷上的识别暗号也一一写明，并将一张“凭票洋银一万元”的字条附入封套，差人递了上去。递的时候，恰恰副主考周锡恩也在船上，殷如璋当然知道信里有文章，所以并未拆阅，而是放在了茶几上。周锡恩呢，不知是装傻，还是故意，就是不走，殷如璋继续与周锡恩闲谈，差人在外等急了，嚷嚷说：一万两的银信呢，为嘛不给个回条？……事儿就这样让猪脑子的差人给踢爆了。主考不得不让副主考同志拆阅，并上报政府，啧，有人想贿赂呢……
周福清先是潜逃，后是投案自首。官府不管是出于私谊，还是出于官官相护，也都有意替他开脱。先是地方官说他原来患过神经病，因为丧母的刺激再次错乱。但是周福清不领这个情，不但不承认自己神经病，反而振振有辞地列举历届疏通关节而中举的人名，试图说明，大家都这么来的，为嘛就选择性治我？后是刑部上报，说“拟以斩决，未免过严”，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可是人民的好皇帝光绪同志不愿意，高考舞弊越来越严重，不严惩一下，如何给全国人民一个交待？何况高考舞弊咱历来严惩，重者立斩呢。那啥，“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斩监候，就是死缓。这缓的过程中，周家就缓不过气来了：之前，四五十亩水田已变卖了一半；现在，每年秋天都得打点，否则说不定哪个秋后真就被斩了，这样监候下来，居然七年。鲁迅的父亲受其父牵连，不但没能中举，连原先的生员资格都被革了，从此脾气变坏，一病不起，还染上了大烟瘾。1896年鲁迅父亲去世，剩下的一半水田又全部卖了。周家这一支彻底破产。
再破产也是相对的吧。按周建人的回忆，1919年，他大哥从北京回来，周家六房联手卖新台门故居的时候，家里的墙上，随便就挂着一幅赵孟頫的画呢，亲友提醒兄弟俩个，这可是无价之宝。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那画就不见了，周建人说，大哥不过淡淡一笑，他们的娘也是什么也没说。多豪的范儿哪。就是没人偷，很多东西他们也不珍惜，周建人说，很多字贴画谱，他看来很珍贵的，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的书画，任伯年的画等，但老大都表示不要了。旧书店来了一个人，给了十块钱，就把这些字画全挑走了，妥妥的两担子呀。连祖父豪华版的日记，鲁迅都给烧了。建人有些不舍。鲁迅说，我翻了翻，不过就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吵架之类。建人没有翻过，但心里直嘀咕，总不能全是姨太太吧，于是告诉鲁迅，祖父临终前发着高烧还写呢，甚至去世前一天还写。但是，谁让鲁迅是带头大哥呢？他否决了建人的挽惜：东西太多，烧！光祖父的日记，两大本，就烧了两天。
真是不孝子孙呀。他们连皇帝给他们祖父、曾祖母、祖母的两个诰命，也给烧了。不过这个烧了好，否则后世破四旧，还得红卫兵们亲自动手，也麻烦。
想起曾智中《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 》一书中描写过的一个镜头：少年鲁迅去“恒济当”当狐皮袍子，那里的夏老板是鲁迅祖父的旧交，当鲁迅从帐房先生手中接过典当来的钱时，夏老板捧着白铜水烟袋踱出来了，一看，神采飞扬地叫了起来：“唉！又是周大少爷。尊府真不愧为翰林府，拖到如今，还有狐皮袍子让我们开眼界……哈哈……哈哈……”
确实是不愧为翰林府！
周家三台，每个台门都高高的挂着一块翰林匾。老台门更是一直挂着周福清托人写的一幅匾额，上书“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浚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这威风，我估摸着当地百姓家的狗从此路过，都不敢叫唤一声的。
甚至，那个“汝南周”的灯笼，在当地也是门第标签与身份证了。周建人回忆，绍兴府当时有旱门、有水门。城门白天开，晚上关。不能随意进出。周家船到水门口，船老大扯着嗓子喊，开门啦。管城门的跟现在的门卫一样，24小时值班，跑出来问“船头还是船艄”？这是暗语，就是城门不是白开，你们给钱，是船头给，还是船艄给？按当时的行规，旱门四五个铜钿，水门八至十个，后半夜要涨价，铜钿二十至二十四个，花轿船二百，还外加一对蜡烛。一句话，人家门卫半夜摸黑一趟一趟的起，不容易，所以要收费，俗称油火钱。但是周家不用每次掏这种零碎，麻烦。管城门的逢年过节到周家领大额巨款即可。所以，船老大只消高高举起写着“汝南周”的大灯笼，无须再多言，城门很快打开。门卫还得回个：“好，好！请开船吧”！
牛逼吧。就差警车开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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