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周叔弢 唯留书香沁后人

继1951年向北京图书馆捐出《永乐大典》之后，1952年，周叔弢又将自己所藏最极致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共计715种、2672册，捐给北京图书馆。周叔弢说他想让这批珍品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周叔弢所捐的这批书中，即包括《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当时出面接受捐赠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周叔弢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1954年，周叔弢又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3000余册。1955年，又向天津图书馆捐赠清代善本书籍3100余种、2.2万余册。1972年，又向天津图书馆捐赠善本书籍1800余种、9100余册。1981年，又捐文物1260件，古籍图书1827种，计9196册。

周叔弢

买书不只为读，更为藏

在天津市和平区，有一条街叫作睦南道，是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之一。五大道一带曾经为英租界，建筑多为西式洋楼，其中除马场道之外都有曾用名，睦南道为香港道，大理道为新加坡道，重庆道为爱丁堡道，常德道为科伦坡道。旧时多有政界、军界名人退做寓公者，五大道应该是最集中的地方。在睦南道住过的名人，有北洋时期的总统徐世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军人孙殿英、高树勋等。据统计，睦南道共有西式建筑74座，现在被天津市政府认定为名人故居的有22座。

睦南道129号是周叔弢的故居。周叔弢（189l—1984）名暹，字弢，安徽志德（今东至县）人，天津市原副市长。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曾让一批知名的非党人士也来担任各级领导，出任国家副主席的有宋庆龄、李济琛、张澜，副总理有黄炎培，小部部长有章伯钧、罗隆基、傅作义、章乃器、李德全等。北京市有副市长吴晗，天津市副市长则是周叔弢。这些人里面有社会活动家，有知识分子，有归降将领，有实业家。周叔弢就是一名实业家。

周叔弢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叔父周学熙曾两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周叔弢成年以后．跟随叔父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又在唐山、天津等地建华新纱厂分厂，后来又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不断发展的企业规模使周叔弢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代表人物。周叔弢自幼接受塾师教育，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受父亲喜好藏书的影响，他很早就养成了“胡乱读一些闲书”以及买书、藏书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加上充裕的资金，使他逐渐成为民国时期藏书界的重要人物。

周叔弢最早买书应该还是为读，买的大多是廉价的石印本。1917年一个偶然机会，他买到了“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天禄琳琅是清皇宫最重要的善本书库，藏书上均盖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和天禄琳琅”五枚大印，史称“乾隆五玺”。嘉庆二年昭仁殿失火后，“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了六百余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民间所以得见，乃是后来溥仪偷盗出宫所致。周叔弢得书，兴奋异常。从此，他买书便不单在读，更在于藏了。周叔弢用毕生精力搜罗善本古籍，最终达到四万多册。

在他的众多藏书中，有一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式典籍。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零九十五册，共约三亿七千万字，收书近八千种。《永乐大典》是抄本，最初只有一部，称作《永乐正本》。到嘉靖年间又抄了一部《嘉靖副本》。明以后，《永乐正本》不知所踪，世间仅存《嘉靖副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残本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掠走，或被国内一些人翻检拾走。翰林院仅剩的64册被大臣陆润庠运回家中，成为《永乐大典》所剩数量最多的一批。这批书中的60册后来收归北洋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成为第一批入藏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图书馆将当年由沙俄军队掠走的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听到这一消息，周叔弢立即将自己所藏一册《永乐大典》也捐了出来。他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写道：“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7603），谨愿捐献贵馆，不敢妄希附伟大友邦之骥尾，以传珠还和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周叔弢的此次捐献，是他日后捐赠藏书的肇始之举。

“二陶”合璧才珍贵

在收藏界，流行所谓“递藏有序”的说法。由于在典籍和字画上多有收藏家的印鉴或是题记，使得藏品的流转有迹可循，“递藏有序”说法是成立的。在周叔弢的藏品中，最为有迹可循而且颇有传奇色彩的藏品，莫过于被称为“陶陶”或“二陶”的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了。

1931年，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所藏《陶渊明集》。书两册十卷，卷首有汗骏昌跋，卷末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当年黄丕烈对此书珍视异常，与另一部南宋刻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一并储于专室，命为“陶陶室”。《陶靖节先生诗注》为两册四卷，宋汤汉等注，书中有清周春跋，顾自修跋，黄丕烈跋。在得到《陶渊明集》之后，周叔弢非常渴望能得到“陶陶室”的另一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得知书被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买去，周叔弢便与之接洽。他的急切心情让王子霖以为奇货可居，竟开出4000银元的高价。为使“二陶”合璧，周叔弢还是不惜重金买下。

据印章看，《陶渊明集》较早的收藏者是明文彭。文彭，字寿承，文徵明之子，藏书家。《陶渊明集》所钤“文彭之印”“文寿承氏”便是他曾收藏的证明。而后，《陶渊明集》又为毛晋汲古阁所藏。毛晋为明末大藏书家、大出版家，“毛边纸”即因其姓氏得名。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书被黄丕烈收藏。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江苏吴县人。藏书大家，自称佞宋主人。平生得宋刻百余种，建“百宋一廛”室储之（“廛”的意思是屋子，《诗经·伐檀》中有“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句）。刻《士礼居丛书》十余种。他也是得《陶渊明集》在先，颇费周折才将“二陶”凑齐的。

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较早的收藏者大约是明嘉靖时期的董宜阳，书中有“董宜阳”印。董宜阳字子元，号紫冈山樵，明嘉靖时上海县沙冈人，以诗名。此书后又为明末项禹揆所收藏。项禹揆字子毗，浙江嘉兴秀水人，是大藏书家项元汴之孙。《藏书纪事诗》说“士礼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以后，《陶靖节先生诗注》又曾归藏书家鲍廷博的“知不足斋”。鲍廷博字以文，浙江嘉兴桐乡人，“知不足斋”为其父鲍诩所建。乾隆年间曾为《四库全书》献书多达620种，受到乾隆嘉奖。遂刊刻《知不足斋丛书》30集207种。由于他不知汤汉为何人，便将此书卖给了张燕昌。张燕昌字芑堂，号文鱼，浙江嘉兴海盐人，有藏书室名日石鼓亭。日后，当鲍廷博与另一藏书家周春提及此书，周春羡慕不已。周春字芚兮，号松霭，晚号黍谷居士，浙江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曾做过知县。致仕后居“著书斋”，杜门著书，藏书甚众。周春素知汤汉其人乃南宋大学者，官至端明殿学士，所注之书实属难得。于是立即到张燕昌处“借”来观看。张虽不知详细，见书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经笺，想必非同寻常，便急于索回。但周不还，非要张出让。张燕昌不肯，友人张载华居间调停，周许以书画、端砚等为值，张亦不应。恰张燕昌需用古墨，周春用重达一斤的明朝叶玄卿“梦笔生花”圆墨与之交换，遂成。周春得书“不胜狂喜，手自补缀，亟命工重加装钉，分为两册，完好如新”，并把它和一部宋版礼书放在一起，将书斋命名为“礼陶斋”，非常珍爱，跋日“是书乃世间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传日久，纸墨未渝”。后鲍廷博、张燕昌悔之不已，“共忏悔觌（音dí）面失宋刻。”

周春得书后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但藏书总要流转，先是礼书卖去，斋名无奈改为“宝陶室”。嘉庆十三年（1833）又将陶书卖去，斋名再改“梦陶室”。陶书落入苕估吴东白手中（礼书即售予了吴东白），这一交易过程也很有戏剧性。据黄丕烈跋中所述：“吴贾往购此书，怀数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与论直。周索卅二番云：身边立有，决少悔言。吴即如数与之，竞不能反。去书之日，泣下数行。”周春以32倍的要价且要当场兑付，以为必定难倒吴东白，不想这“苕估”带足银两有备而来，让周春也尝到悔之不已的滋味。

黄丕烈已购得《陶渊明集》，又想再得《陶靖节先生诗注》以成双璧。书既卖给苕估，肯定会很快出售。果然黄丕烈往购时，书已售予硖石蒋梦华。黄丕烈与蒋梦华久经磋商，才买了下来，“银居太半，文玩副之”，看来钱也是凑的。

黄丕烈得到“二陶”后，建“陶陶室”专藏，并在《陶渊明集》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在《陶靖节先生诗注》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

黄丕烈之后，“二陶”又为汗士锺、汪骏昌所藏。道光三十年（1850）落入山东聊城海源阁。海源阁为杨以增所建，他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上时，为“二陶”轶闻所动，“心艳羡之”，将两书先后收得，“以为神物”，并望“我子孙永宝用之”。无奈聚散无常，80年后，杨以增后人将宋元典籍运至天津出售。1931年，周叔弢先购得《陶渊明集》，1933年，再购得《陶靖节先生诗注》。

来源：图书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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