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桥的骄傲，一般人都不知道

在明朝，军事编制从大到小是镇、路、卫、所、营，就如同如今的师、团、营、连、排一样。“卫”就是设置在重要地理位置上的防御单位。明朝初年采用的是兵农合一，朱棣将从安徽凤阳带来的子弟兵派驻到天津，并从凤阳迁移来军人家属在周边屯田开垦。于是，这一批安徽凤阳人就成了天津城的第一批居民，而安徽凤阳话也成了天津卫的官话。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天津的地方方言——天津话。

明朝时期的天津卫，虽然只是个军事编制，但也同时承担着给朝廷处理在地事物、监督漕粮转运以及盐业专卖等事宜。宣德年间曾在天津设“户部分司”，以管理漕运、仓库事宜。当时天津仓廒很多，如天津卫大运仓六廒计30间、天津左卫大盈仓九廒计45间、天津右卫广备仓七廒计35间等。此外还设立了露屯一千四百所，永乐年间曾有“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其位置当在今北仓一带），这些仓库说明当时天津漕粮的贮存和转运能力已经非常重要。

到了清初，清廷废除了明代的卫所制度。据《天津县志》记载，雍正九年将天津卫所辖一百四十三屯就近并入，同时将武清、静海、沧州等地的267个村庄划入天津，并由州升为府，下辖一州六县。至此，天津从一个卫城变成了一个正省级单位

从明代开始，京杭大运河的作用日益凸现，在天津老城的北侧，商业日益繁荣起来。此时的估衣街、竹竿巷已经小有规模。到了清代，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的集散地，清廷的盐政机构移驻天津，进一步刺激了天津城市及水运的发展。康熙元年，清政府将河西务关迁至天津，建立天津钞关。这天津钞关，就是当年最牛气的“北大关”。

要说北大关，就要先从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潞河督运图》说起。

▲《潞河督运图》全本可在公众号内回复关键字“全本”查收原图

这幅画的作者是清乾隆时期的画家江萱，《潞河督运图》高41.5厘米，长680厘米，为绢本设色。纵观全图，大气磅礴、流水行云，整幅长卷以督运官舫为线索，以盐坨春季开坨为核心向左右两侧展开。它用细腻写实的手法描摹了自钞关浮桥到海河紫竹林村约十余里的两岸景物。

根据画卷视角，画家应该是站在老城厢的鼓楼或东南角的角楼上，分别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极目观望，目力所及就是图中的实景。图中画有官船、商船、货船、渔船等64条，官吏、商贾、船户、妇孺、盐坨杂役等八百二十余人。人物形态各异，极富生活气息。两岸码头、衙署、店铺、酒肆、民居等琳琅满目，和《清明上河图》一样属于很有历史价值的界画。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朱启钤先生在卷尾题跋说“意味尤近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作，允为国家重宝”。由于画面过长，我只节选局部。

▲北关浮桥和钞关，《潞河督运图》局部

这段画面是南运河北码头一带，图左是运河上游，再往左，河水向北拐了个大弯，便是西大湾子，画面则止于一座浮桥前，这座浮桥就是天津城北门外的“钞关浮桥”，也叫“北浮桥”。浮桥北岸有一座官衙，这座官衙就是钞关衙门（大约是如今金领花园的位置）。

钞关在北关浮桥的北岸路西，雕梁画栋，高大巍峨，百姓俗呼北大关。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牌楼，两侧的拒马代表着皇权的威严。大厅上摆设着公案，因不到漕船通行时间，故收税大厅空无一人，办理公务的官员还在廊下说着闲话。钞关浮桥是通往京师大道的“咽喉”之地，早晚各开一次浮桥放行，准备过浮桥的商船要在浮桥两岸等候，因此，画卷下端的岸边，漕船排列，桅樯如林。

据《津门杂记》载：“天津钞关，在北门外河北浮桥旁，人称大关，征收水陆出入货物税银。”当时，由卫河进京的漕运商船，必经钞关完税后才可通行，百姓就将其称为“北大关”。

▲运河北岸的盐院衙门，《潞河督运图》局部

北大关在所有的税关中规模最大、声名显赫，不仅收税，还查验各船私货。原来清政府为了鼓励船户参加漕运的积极性，降低漕运的成本，允许漕运官船可以夹带南方的土特产品沿途销售。放空返回时，也可以带北方的物产回南方销售。但规定每条漕船夹带私货的比例不得大于20%，而实际上船主夹带私货都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夹带超重会影响航行的安全，所以钞关官员要逐船检验计量，核定货物种类、重量并核税。所以，很多船主干脆就在这里卸下夹带的特产杂货直接上岸交易，以此规避罚没，于是成就了“小洋货街”、“针市街”和“估衣街”的繁盛，也催生了北大关地区的商业繁荣。

《津门杂记》中有首诗写道：津关高设在河干，一到河冰收税难。只盼新秋风色好，洋船广到百忧宽。原来每到冬季运河结冰时，没了船只，税官税吏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冰面，盼望着来年。诗里所谓洋船，是指来自福建、广东的商船，因为是经外海北上至，远涉重洋，所以被称为洋船。他们每年从南方运来糖、米、茶、水果、竹木以及各种经香港进口的杂货，然后又满载着北方的山货、药材、豆类、棉花、布匹等货物回去。

▲三岔口及南岸的玉皇阁，《潞河督运图》局部

北大关一带成为商埠重镇，有无数的商户店铺，生意兴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南北土特产品在这里交易并运往华北各地，四方商贾沿南运河两岸的侯家后、估衣街、北门外、针市街、竹竿巷临河而居，常住人口大量增加，商业贸易日渐繁荣。到清乾、嘉、道年间，北门外一带成为天津商业发祥地和北方经济贸易集散地。

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大量洋货广货涌进天津。这些洋货广货聚集在北门外的洋货街、侯家后、估衣街、北门外、针市街、竹竿巷等地，并由此销往内地和天津周边地区。到1880年以后，在北门外一带相继出现了瑞兴益棉纱庄、元隆绸缎庄以及瑞蚨祥、谦祥益、华竹等大商号。估衣街、北门外、锅店街一带已形成天津的商业中心，也是中国商业老街中最有历史资格的典型代表之一，正兴德、隆顺榕等知名品牌诞生于此并延用至今。

因此也催生了天津作为一个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这些都源于天津最古老的城区——红桥区。

红桥区不仅是天津城的源头，还是天津作为繁荣商业城市的发源地，这一点早已经无可辩驳。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红桥区还是天津民族工业的摇篮。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李鸿章，摄于1896年

从元代开始，随着漕运、海运的兴盛，境内手工业应运而生。经明清两代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沿河“舟车攸会”之处，已有数以百计的手工业作坊。1860年天津开埠，清廷推行“洋务运动”刺激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从1860年到1914年之间，逐步形成了以三条石大街为中心，以民族资本为主的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的聚集地。

到1914年，三条石的铁业作坊已有17家，并出现了机器和铸铁业的分工。而且当时天津港成为北方棉花出口的最大口岸，对棉花打包机、织布机的需求也剧增，进一步刺激了三条石的铸造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达。到1937年，三条石地区已有300家工厂和手工作坊，而且分厂、分号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品不但行销华北，有些还远销到南洋群岛。

号称“铁厂街”的三条石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津机械铸造业的发祥地，被誉为“华北民族工业的摇篮”。1956年公私合营时，三条石有五十多家机器厂，经过公私合营，为天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桥除了有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也是当时天津的唯一“重点学区”。

1898年，辞官归乡的严修，为了施展教育救国的理念，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在严氏家宅中设立学馆，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闸门，并由位于如今红桥区的这间小小学馆中，壮大成闻名世界的南开大学。

除了南开学校，1902年由袁世凯复建的北洋大学堂也落子于北运河南岸西沽武库的原址（如今北运河畔、桃花堤的南侧），这就是后来的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如今，天大的校歌里“花堤霭霭，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说的就是当年的大红桥。

除了大学之外，天津府官立中学堂、河北大寺小学堂是天津最早的官办学堂。在那个国运跌宕、民族复兴的世纪转折点上，红桥区成为天津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从校堂之多、建校之早，堪称津门之首。当时天津最早期的官立小学有十六所，其中红桥区就占了七八所。那些创办近代教育的先驱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学堂，更重要的是忧国忧民的胸怀，造福桑梓的深情，革故鼎新的魄力和矢志不渝的探索。

教育和文化，总是分不开的。红桥的教育是天津当年的顶流，而文化更是巅峰。因为要说天津的文化，那必须绕不过位于红桥区运河南岸的水西庄。

清朝初年，海宁查家的查日乾流落到天津，从白手起家到行走江湖，因为经营盐业而成为天津一方巨富。查日乾的长子查为仁因科考冤案而入狱，获释后不肯回家，便在南运河畔修了“板屋数间，日读书习静其中”。这几间板屋就是水西庄的花影庵，并从此开启了水西庄的大规模建设。

▲从《秋庄夜雨读书图》看水西庄全貌

查氏父子经商之余，投入大量财力专注经营水西庄，将江南文化引入，使水西庄既有北国的大气，又具江南的清奇。楼台亭榭，务求尽美，堆山造池、玲珑精巧。因此清代大才子袁枚将运河北端的津邑水西庄，与运河南端的扬州玲珑山馆和杭州的小山堂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

水西庄荟萃了南北大量知识精英，从皇帝、达官贵人，到文人名士，前后多达几百人，其中乾隆皇帝四次驻跸水西庄并御留诗词，还题写了“芥园”的匾额，为天津留下了一条路名。而当年的朱岷、汪沆、蒋诗、纪晓岚等一大批文人墨客客居于此，留下许多传诵久远的名言佳句。

▲历史影像中的水西庄遗存

水西庄的诗词唱和，盛况空前。文坛领袖梅成栋（是梅贻琦校长的太爷爷）在水西庄办起天津最早的文学团体“梅花诗社”。樊彬在《津门小令》中说：津门好，名士有园亭。篆水楼前秋月白，数帆台畔晚青烟，唱和聚良朋。

崔旭的《津门百咏》也对水西庄赞道：芥园高傍卫河旁，楼阁参差映绿杨，曾是当年诗酒地，行人犹指水西庄。

聚唱之况，超越了《红楼梦》中的诗社，而查家用巨富造就的水西庄，集结了天津的官僚仕绅、知识精英、文人墨客，不仅促成了水西庄的繁荣兴盛，也助推了“津派”文化的形成。

水西庄的查家，热心天津的文化事业。乾隆十六年，查为义捐出城内鼓楼的宅邸，让长芦盐运使卢见曾在此创立“问津书院”。水西庄内建有一座“隐书楼”，藏书数万卷，是天津最大的私家图书馆。另外，查家还在水西庄创办了“澹宜书屋”进行刻版印书，在当时的天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数一数二。

可惜到了乾隆中期，查为仁、查为义相继去世，查家也逐渐没落。至咸丰、同治年间，芥园大堤两次决口，庄内楼阁倾屺，日渐衰败。到1900年，水西庄被军警所占，一代名园破坏殆尽。如今，水西庄仅存于世的还有一对门前的石狮子，现仍站立在保定道自来水公司的大门前。

在水西庄二百年的兴衰中，查氏在津九世之多，各代子弟多为博学之士，查日乾、查为仁都是当年天津文化界的领袖，而后世子弟穆旦（查良铮），更与徐志摩齐名，被谢冕评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其成就足以写进中国文学史。

▲参加中国远征军时期的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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