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圆满的答卷——〈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后记

这本《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对我来说是一份不圆满的答卷。

2004年,我开始关注天津的历史建筑,尤其是为数甚夥的私家住宅。我全力进行田野调查,采访居民,寻找后人,深入现场,通过自创的所谓“三重证据法”,给数百处建筑找到“主人”,譬如张爱玲,譬如袁克文,譬如卢鹤绂,譬如胡宗楙,譬如马占山,譬如张人骏,譬如李准……如今这些名人旧居,已有上百处获得了更为正式的身份——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风貌建筑。而这些历史建筑曾经的主人,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文化群体,这就是藏书家。

关于中国近代藏书家的研究,新世纪以来成果极丰,仅从地域角度切入的专书,就出版有二十余部。但天津的诸多藏书家,除周叔弢、李盛铎、任凤苞、陶湘、严修、卢靖、卢弼等十数人,尚能引起研究者注意之外,整体上迄未受到足够重视。平心而论,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天津私家藏书当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仅体现在周、李、任、陶、严、卢等藏书大家和名家的藏书质量上于藏书数量上,仅以藏书家的数量而言,近代天津也不应该被忽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藏书家六十余人,其中藏书处曾设于天津者竟超过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在天津有重要藏书活动者,则几近总量的半数。仅凭这一点,对天津近代藏书家就有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的必要。

天津近代藏书家之所以被学界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系统挖掘整理。余以嗜好藏书之故,对天津藏书家的资料颇为留意,累积所得已有三百余人。在考察天津历史建筑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藏书家住宅数量可观,而且这些住宅绝大多数实际也是藏书楼。本书就是以这些建筑为依托,梳理了24个天津近代藏书家(家族)故实,希望凭借这一方窗口,深化阅者对天津藏书文化乃至天津城市文化的认知。

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够问世,有个长达14年的渐进过程。而这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着文献学家李国庆先生的身影。没有李先生作为“背后推手”,本书即使能够面世也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唯其如此,李先生也就成了本书序言的不二作者。

2007年4月,焦作范凤书先生来津寻访藏书楼,时任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的李国庆先生,知道我熟悉天津历史建筑,就邀我陪同范先生作“一日游”。除却范先生先期拍摄的梁启超饮冰室和周叔弢自庄严堪,我又整理出一份14人的寻访清单:袁克文、陈一甫、陶湘、任凤苞、渠本翘、翁之憙、蔡成勋、金梁、周明泰、渠晋鹤、卢弼、林修竹、朱启钤、周学熙。这次考察之后,我开始格外留意天津的藏书楼,前述名单也随之不断加长,李士鉁、李盛铎、胡宗懋、潘复、徐世昌、张重威、刘少山、刘明阳、徐世章、方若,还有藏书楼已经灭失的傅增湘、叶恭绰、方地山、丁传靖、卢靖、严修、金钺等。重新审视之下,这个名单让我颇为震撼——天津本土和寄寓天津的藏书家,足已构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风景

2008年1月,经由李国庆先生推荐,我与齐鲁书社《藏书家》责任编辑周晶先生取得联系。在周先生的督促之下,我以《天津的藏书楼》为题,当年1月和9月完成两组文稿,分别刊于《藏书家》第14辑(2008年6月)和第16辑(2009年6月),介绍了陈一甫的居敬轩、李善人的延古堂、翁之憙的知止斋、陶湘的涉园、周明泰的几里居、梁启超的饮冰室、任凤苞的天春园、吴重憙石莲闇、潘守廉和潘复的华鉴阁、金梁的瓜圃等十座藏书楼。这两组文稿综计万字有几,虽然每位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绍述仅有一千多字,却成为“沽上琅嬛”最初的基础。

2015年7月,李国庆先生又把我推荐到天津图书馆共享工程办公室,使我有机会参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项目建设。2017年至2019年,我以“天津藏书楼”为主题申报纪录片拍摄项目,连续三年得到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本书收录的24篇文稿,有23篇就是为完成“天津藏书楼”纪录片撰写的文本。另有《金梁与瓜圃》一篇,最初刊载于报章,其后收入拙著《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题目为《金息侯客寓津门》,因其事涉藏籍故此移入本书,但并非简单地更易标题,内容也新起炉灶泰半重写。至于各篇文稿的顺序,则依藏书家生年先后排列(父子相承者以父辈为准)。

关于本书之写作,还有几个问题需略作说明:一是全书所述24个藏书家(家族),有很多属于机缘凑泊,不是笔者的主动选择,也不是说他们最为重要。我本来汲汲于历史建筑,所以最初是要有旧居才会去写,而居处无存的几位——傅增湘、卢靖、严修、金钺,是考虑到影响或特色后来补入的。二是写作中多遇文献抵牾之处,但为适应纪录片通俗传播的需要,大都无法作具体考证辨析,故仅能直接叙述结果——无法核实真相的内容多予舍弃,极少数不能回避者则取逻辑合理的说法。三是藏书楼和书斋名号,寄寓着藏书家的旨趣,但它也仅仅是符号,与实体虽有所对应,但因空间和时间转换复杂,想要全部厘清几无可能。譬如学界熟知双鉴楼在北京石老娘胡同,实际上傅增湘居津时即有双鉴楼之设。又如徐世昌除专门藏书楼,所居退耕堂每层另有书斋,本人题署落款时亦颇随意。再如胡宗懋,所居整体号为颐园,藏书楼为琅嬛胜处,书斋则为梦选楼,虽然搞清其间的关系,利于解决原始文献之“矛盾”,但对多数藏书家来说这些仍是糊涂账。

人的一辈子,会有许多事想做,也有许多事要做。想做的事一定有兴趣,要做的事却不尽然,可即使没兴趣也得去做,因为它可能关系饭碗。我应该属于幸运者,工作了二十多年,无论在媒体还是在高校,时间上都相对自由,多数时间可凭兴趣做事,但后果就是兴趣点被分散,这儿写一点,那儿写一点,弄出诸多半拉子工程。“沽上琅嬛”即这些半拉子工程中的一项,今次勉力成书,也算去了我的一桩心事。

本书作为纪录片文本,考虑的主要是通俗性,同事兼顾些学术性。因此行文力求简洁之外,也穿插有不少引文。最初设想是结集之时,补上引文出处就行了。而当我试图做这件事时,发觉已经绝无可能——写作时的资料来源复杂,除了自藏的图书、报刊和复印件,也包括知网论文、读秀文献、原始档案、古籍序跋,还有后人提供的各种文献照片。当初每篇文稿完成之后,这些资料并没能及时归类保存,现若重新归集有若天方夜谭。好在绝大部分引文,均随文交代有粗略的出处,不至于被读者目为无据可查。本书资料搜集和文字撰写过程中,除了梁启超、蔡成勋、傅增湘、李盛铎、吴重憙,我与其他19个藏书家(家族)的后人,都有过直接或间接交流,故酌情吸纳了部分口碑资料——虽未必完全准确,却能够适当填补历史的罅隙。

感谢李国庆先生拨冗作序,感谢魏暑临先生挥翰题签,感谢张欢老师精心编校,也感谢为我和张欢老师搭桥的赵祥斌先生——我们至今仅有一杯茶的交情,而且是我喝赵先生的。更要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接受我这样一部既不学术,也不通俗的书稿。

本书写作自2017年3月开始,前后跨越五个年头,其间我的工作几经折腾,这从文章落款变化就看得出来:四平轩和恐高轩是我在今晚报社的办公室,半湖斋是我在天津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饱蠹斋乃是我居家的书房(因新冠疫情被迫回归),负晴轩则是我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帮忙时的落脚处。种种的因缘迁变,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细致打磨文字——交出这样的不圆满答卷,深感愧对读者诸君!

2021年4月20日于沽上北洋园负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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