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卞氏与百年中行
【题记】2011年5月，作为一名在中国银行工作的仪征卞氏族人，笔者心怀敬仰之情，写了一篇题为《仪征卞氏家族的骄傲——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卞白眉》的纪念文章，以缅怀族曾祖父卞白眉公。该篇文章登载在中国银行内部网站“百年行庆”专栏，引起了一定反响。然百年来，仪征卞氏家族又何止卞白眉一人奉献于中国金融事业？逝者已逝，惟有历史不会忘却。今再拾遗补漏，撰文为纪。
仪征卞氏家族从清末至民国，出过四个可以称之为“银行家”的人物，时有“卞家银行”之称。最为著名的当属卞寿孙（白眉），其次卞福孙（卞白眉二弟）、卞喜孙（卞白眉三弟）亦相当知名，另外还有卞凤年（卞白眉五子）。而这其中，与中国银行结下不解之缘的竟然四之有三，并且均担任了中国银行的高级职务，这在中国银行百年历史中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令人惊叹称奇。
卞白眉、卞福孙、卞喜孙三人为亲兄弟，后卞喜孙过继给其三叔父卞绥昌。他们的曾祖父卞士云（1788-1843），是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年）进士（二甲第五名）。祖父卞宝第（1824-1892），官福建巡抚、湖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伯祖父卞宝书（1815-1872），官沧州知州、知府、顺天府治中、直隶通永兵备道。二叔父卞綍（fú）昌，卞宝第次子，南菁书院高材生，贡生出身，捐纳同知，曾充驻日本长崎正领事官，回国后以道员归湖北候补。三叔父卞绥昌（继卞绪昌三子卞喜孙为嗣）,字缉甫,号桃山,生于同治甲戌年，太学生，赏戴花翎,三品封典,盐运使运同衔,随带加二级,诰授朝议大夫,晋封中议大夫，卒于光绪乙未年，仅22岁，卞绥昌夫人黄静仪，系咸丰癸丑科进士、二品顶戴、四川永宁道黄云鹄之女。大哥卞斌孙，字受兹，号梦韬，为湖北省礼捐道，官拜三品。
作为扬州“八大名门望族”之一的仪征卞氏与体仁阁大学士“三代帝师”祁寯（jùn）藻、两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张树声、四川总督刘秉璋、头品顶戴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安徽巡抚陈彝等一批晚清重臣家族均有直接的姻亲关系，卞宝第与晚清四大重臣中的二位，李鸿章、张之洞均为儿女亲家，榴瑞堂卞家又与李鸿章家族为两代世亲。
卞白眉、卞福孙、卞喜孙的父亲卞绪昌，为卞宝第长子，光绪乙酉科（1885年）江苏拔贡第一名，官至安徽巡警道（相当于安徽省公安厅厅长），1908年11 月19 日 光复会员安徽第三十一协炮营管熊成基，在安庆城郊率马、炮两营士兵千余人起义，后为清军所镇压。这次起义"启武汉革命之先声"，是辛亥革命威武雄壮的前奏曲。安庆炮营兵变，省垣戒严，革命党人熊成基之兄熊子嘉等被捕，卞绪昌出面以顶戴花翎保释其同乡熊子嘉及许多起义人员，并使其出狱，保护了一大批参与起义的辛亥革命志士，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卞绪昌为官清廉，勤政从警，身先士卒，改革创新，以至劳累致死，而无以为敛。
“卞氏三雄”之所以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毋庸讳言，除了个人的后天勤奋努力外，主要得益于其卞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忠孝文化”家风，仁德敦厚的家世和从小接受的良好的中、西方教育。
卞白眉、卞福孙、卞喜孙兄弟三人自小在扬州卞家办的“洋学堂”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并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化，而后卞白眉、卞福孙兄弟二人留学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西方文化对他们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又回归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卞氏“忠孝文化”的轨道上，并受用终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始终怀揣“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的抱负，严肃思考国家的未来，迅速融入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之中，这在《卞白眉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卞白眉——这位“忠贞公”卞壼后代的“忠孝思想”的家国情怀。
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民国之初，卞寿孙、卞福孙、卞喜孙三兄弟填补了我国金融界的多项空白。
卞白眉进入中国银行后，1912年11月任总行发行局佐理（副局长），1914年3月调入中国银行会计处，任副总稽核，旋任总稽核，1918年9月，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1919年1－2月间代理中国银行东三省分行经理，1919年12月，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长达二十余年，1928年，当选为中国银行董事（董事席位一直保留至1954年），1942年12月起担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至1949年退休。
卞白眉在主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工作期间，有三大突出贡献。
其一，平息金融风潮。1935年春，由于美国提高白银价格，天津外商银行和日、法租界内的一些钱庄为图暴利而私运现洋出关。同时，日本侵略者为扰乱华北金融业，指使日本浪人和朝鲜人一面武装走私，一面到中、交两行挤兑现洋。平津当局对此十分重视，提出制定兑现登记办法并派警员现场监督，以免影响社会治安及引起外交纠纷。卞白眉则认为，只有具备充分的实力才能应对突变。他除向总行申报备足现洋外，又通令华北各地分支行，大量吸收现洋存款，源源不断运至平津，增强库存，同时通过当局与日本交涉，限制对朝鲜人兑现，终于平息了平津挤兑风潮。
其二，支持民族农工商业。一战结束后，英镑汇价猛涨，进口的棉纱布成本提高，使天津许多进口棉纱布的商号亏损。棉纱布商请卞白眉帮助渡过难关。经卞白眉出面与汇丰、麦加利银行磋商，最终由棉纱布商、洋行、中国银行共同解决了这次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地区连年遭灾，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卞白眉在天津中国银行开办农业贷款，以支持农民购买牲畜、农具、化肥、良种等。同时，华北民族工业中的纱厂大多陷入困境，卞白眉请示中国银行出资，于1935年接管了郑州豫丰纱厂，其后又相继接管了雍裕、晋华、晋生等纱厂。
其三，拒绝与日伪合作。1937年7月，日寇占领天津。当时日军急需法币抢购物资，指使曹汝霖等出面，提出由中国、交通二行向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透支300万元法币，卞白眉不畏日方的恫吓，断然拒绝。8月，日方又提出以金票300万元调换法币，并要求中国银行将所换金票存入库中，不得动用，卞白眉再次拒绝。12月，伪政权决定成立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派曹汝霖、王克敏出面与卞白眉商谈。卞白眉当即表示：不加入股本，不能截止发行日和发行额，不能交出全部准备金。12月23日，伪政权召集各银行负责人，强令认交股金。卞白眉在迫不得已之下，将签字写作：“卞白眉尽量筹集”，以示并不代表中国银行。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将这一天称为“卞白眉精神死亡日”，愤言“签字后难受之至，从前之我已于今日死，此后仅行尸走肉，活死人耳。”
仪征卞氏族人在谈及“卞氏三雄”时，总是倍感骄傲与自豪。
卞福孙，字仲茀，号企梅，生于光绪丙戌年五月初十日，早年赴美入白朗大学政治经济科, 在国学大师吴宓（mì）早年参与编辑的《游美回国同学录》中，英文姓名索引最前面的就是“Bien,Fu-Sun”(卞福孙)，毕业归国后，历任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北京崇文门丰台商税分局局长、北京中国银行司库、中国银行安东分行经理、中国银行英国伦敦经理处经理、中国银行奉天分行经理、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1927年3月，哈尔滨支行升格为分行，长春分行改为支行，属哈尔滨分行管辖）经理。
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国银行条例》24条，明确中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当选为中行总经理的张嘉璈，为把中行办成一个近代化、国际化的大银行，能够与外商银行相抗衡，决心锐意改革，于1929年5月27日启程出国考察，1930年3月15日回国。本次考察历时10个月，张嘉璈走访了苏联、法、德、英、美等18个国家，对中国银行迈向国际化影响很大。
当时，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中国的国际调拨与兑汇款项多由伦敦的银行办理。为发展中英两国进出口贸易和便利中英双方民间资金的流通，同时中国银行为准备日后代理政府外债，需要在伦敦设立一个金融分支机构。伦敦经理处（Bank of China, London Agency）从筹备到开业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指派卞福孙担任第一任经理，足以可见中国银行对他的信任和重视。《中国金融通史大事记》记载：“1929年11月4日，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开业，经理卞福孙，副经理为英国人卢克斯”。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是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分支机构，也是整个中国金融机构迈向世界金融市场的第一步，其意义特别重大。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对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9月19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并封闭沈阳中、交两行。9月21日，日军占领吉林市，并关闭了中行吉林支行。为了保护民族资产，时任中国银行奉天（沈阳）分行经理的卞福孙和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于当日赶到沈阳，次日即与奉天的日本关东军交涉有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恢复营业问题。《中国银行大事记（1931）》记载：“张嘉璈、卞福孙于21日到沈阳，22日与日本关东军交涉恢复中、交两行营业问题”。经过艰难的谈判，卞福孙等人据理力争，最终迫使日军同意恢复了中国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全面营业。9月26日，沈阳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复业。29日，辽宁、吉林两省的中行机构在卞福孙等人斡旋下也陆续恢复了营业。在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卞福孙以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民族大义，践行了“不避艰险、不畏强御、战胜难关”的中国银行员工行为操守要求的庄严承诺。
“卞氏三雄”当中的卞喜孙,又名卞席荪，字赞侯,一字燕侯,号少山，生于光绪乙未年九月二十四日，曾任天津中央银行副经理（主持工作）。1945年10月18日，受国民政府指派，卞喜孙与复员后的河北省银行董事长施奎龄一起，作为特派员，接收伪河北省银行总行及北平分行，并加以清查。解放后,留任天津人民银行副行长（当时只有声誉好的旧人员才能被留用，而能担任领导职务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卞氏三雄”之后，民国期间，在仪征卞氏的后人中，只有卞白眉的五子卞凤年，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其实，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卞白眉的六个儿子都相当杰出。长子卞彭年（1901—1990），又名卞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生、科学博士，电子领域著名科学家，曾任华中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代理校长；二子卞柏年，三子卞松年，卞柏年、卞松年均系留美化学博士，20年代回国后参加由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天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今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前身），研究成果“永利纯碱”获万国博览会金奖；四子卞万年，1931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抗战期间和友人在天津创办恩光医院，任院长，后赴港并移居美国，其旧居仍在今天津和平区云南路57号，建于1937年，系香港中银大厦设计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早期的作品，盖因贝聿铭父亲贝祖怡也在中国银行工作，并且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上海分行经理、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中央银行总裁，与卞白眉素有交往；五子卞凤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5年参与发起成立话剧团体复旦新剧团（后易名复旦剧社）；六子卞美年（1908-2002），1931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地质系，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者之一。
卞凤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香港中国银行、南洋中国银行任职，后长期旅居澳大利亚，任中国银行澳洲悉尼分行经理。
卞凤年与国民党元老徐谦之次女徐政女士1937年6月在上海订婚。卞凤年的岳父徐谦（1871—1940），字季龙，原籍安徽，寄籍江苏扬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二甲八名），翰林院庶吉士，民国政要，曾受孙中山委托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现代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徐季龙一生忠实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推动两次国共合作和促进民主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卞凤年偕夫人徐政风尘仆仆、由国外不远万里回扬州探亲，并访问扬州丁家湾卞家的“小松隐阁”园林故址。卞凤年尚且记得其五岁时于卞家花厅上看无声电影的故事。
后记——作为扬州（江都）卞氏合谱及文化传承委员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在与担任秘书长的族兄卞世传（卞士云六世长孙，其名字在其未出生时已由张子洞的大女婿——卞綍昌起好，意即其将卞氏家族的文化世代传承）等人，在推动第十一次续修《江都卞氏族谱》过程中，愈发感觉传承并发扬卞氏“忠孝”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翻阅《江都卞氏族谱》以及220万字主要述及国事、中行事、家事的《卞白眉日记》，处处可见“忠孝礼智信、仁义廉耻勇”，笔者每看一次，每受一次心灵震撼的教育。如何树立人生定位坐标，确立价值观取向，提升爱国、爱行、爱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中行人”非常迫切且必须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再次摘录族兄卞世传为纪念中国金融业先驱卞白眉、卞福孙等人而作的《诉衷情》词牌，以慰先人，以铭吾志：“当年万里求兴国，金融绘神州。民族风骨犹存，横眉向敌寇。邦不强，鬓已秋，志末酬。此身难料，魂牵家国，客老异洲。”谨以此文纪念中行先辈，致献百年中行！
卞白眉公全家照
右下第一人为卞白眉（寿孙），右上第四人为卞凤年
卞福孙公与中国银行同事及家眷们合影
右上第一人为卞福孙，右下第一人为卞福孙夫人蒋女士；右上第五人为张嘉璈（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右上第四人为李思浩（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
（作者系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公司业务部经理）
Hash:c659b1e9c65da7f9a6c9fa4b49d47ee56fb6389e
声明：此文由 天津记忆 分享发布，并不意味本站赞同其观点，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kefu@qq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