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进藏区的明代瓷器是如何主导汉藏文化交流的？
本文作者：吴明娣
（本文由北京陶瓷艺术馆出品，关注北京陶瓷艺术馆带您欣赏手工陶艺，拉坯，器物，陶瓷艺术的魅力）
瓷器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交通运输、信息传递都极为不便的我国古代社会，瓷器却持续不断地在汉藏两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交流中介作用。具体地说，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印证：
1、以汉族为主体的古代内地人民很早就掌握了成熟的制瓷技术，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古代陶瓷文明，同时瓷器也是千百年来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内地工艺品，瓷器输入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对藏族艺术、生活习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为了满足输入藏区的需要，内地制瓷基地也生产出了迎合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和审美需求的品种；同时内地流行的瓷器也因受到元明清以来在内地流传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在造型和装饰上打上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印迹，这对于研究汉藏文化艺术的相互流传、相互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青花伊斯3、瓷器易碎，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从祖国内地传入高原雪域十分不易。与输入藏区的丝绸、金银器相比，内地瓷器在西藏的输入量大大受到制约，可以说是百不及一。然而，瓷器自身也有耐酸碱、耐腐蚀、易清洁等特点，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磨蚀而不改变面貌，恒久如新，所以西藏至今传世的内地各个时期的瓷器仍远较同时期的丝绸、金银器为多。此外，瓷器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它不会如金属制品那样，因色泽、样式、装饰陈旧而被熔化重新加工，这也是导致各个时期的内地瓷器得以在西藏传世的原因之一。
4、输入藏区的瓷器多来自朝廷的赏赐，传世品以官窑制品居多。明清官窑瓷器绝大多数书有款识。
对于瓷器传入藏区的时代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其他朝代没有款识的瓷器及民窑瓷器，也有明确的时代特征以确认其大致的年代。这一点是丝绸和其他工艺品多不具备的，对于研究汉藏文化艺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大明宣德年落款（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本文拟通过明代这一历史时间之窗，从内地瓷器在祖国西藏的流传及其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内地瓷器受到的藏传佛教艺术影响这样两个方面，对瓷器在我国古代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作一探讨，以期引起诸位学长同仁更多重视从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包括汉藏两个民族在内的56个兄弟民族在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统一体中的水乳交融、互依共存的关系。
明代瓷器在西藏的流传及其影响
明代瓷器输入藏区主要通过朝廷赏赐，由贡使和内廷赴藏使臣带往西藏和其他藏区。除了朝廷的赏赐之外，贡使还会用赏赐得来的金银、丝绸等在内地购买、交换包括茶叶、瓷器在内的各种物品；汉藏交界地带的与茶马互市相伴随的商品贸易也使民窑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入西藏和其他藏区。
从总体上看，明代内地瓷器传入西藏的品种、数量，均大大超过元代，不仅在西藏保存有为数不少的传世明代官窑、民窑制品，而且在汉、藏文献中也均有明确记载，二者可相互印证。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连盖执壶》（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即遣官入藏，持诏招抚藏区有影响力的政教上层人物。西藏僧俗头目也入内地朝贡，并获赏赐。虽然洪武时期瓷器作为赏赐物品传入西藏，目前尚未找到文献依据，但在西藏宝藏的明官窑瓷器中有洪武制品，甚至有内地稀见的釉里红缠枝牡丹纹连盖执壶，这有力地说明了早自明朝建国之初，中央王朝就将珍贵的瓷器作为礼品赏赐给了西藏上层人物。
明永乐时期，朝廷与西藏上层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治藏政策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善。明代所封的西藏三大法王、五位教王及其他僧俗头目，多数始于永乐一朝。
在永乐朝对西藏上层的大规模赏赐中，瓷器也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其在赏赐品中所占比重较小，在史书中多被省略不记。然而在西藏至今仍完好保存一批永乐官窑瓷器精品，2001年9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展》，展出了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青花缠枝莲纹执壶、青釉高足碗、白釉印花双龙纹高足碗，均为永乐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上乘佳作，反映了永乐朝传入西藏的瓷器品种不一，器型有别，质量优于常品。这些官窑瓷器当是朝廷赏赐给西藏上层人物的。
《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在西藏传世的历史档案和藏文文献中，有幸留下朝廷与西藏上层人物往来的书信及礼单，其中有关于瓷器的珍贵记录。如永乐元年明成祖遣使奉书、币往西藏迎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哈立麻，哈立麻于永乐四年来南京朝觐明成祖，被封为如来大宝法王，赏赐金银、锦缎及各种珍宝无数。永乐六年正旦，明成祖一次赏赐大宝法王香、币等物共十八项，其中包括：“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
《青花八吉祥纹壶》（小瓷注：八吉祥即八宝）
明成祖还遣使奉礼迎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本人因年老等故未能赴朝，而派了弟子释迦也失来朝。宗喀巴在复明成祖书中，列出明成祖所赐的二十项礼物，有：“磁碗一对”。
而据《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所录明成祖致宗喀巴的诏书，随诏赐给宗喀巴大师的瓷器计有：“无花纹白磁茶壶两把，白磁碗七个”。
分析《宗喀巴复明成祖书》并未记清所赐瓷器品种及数量的原因，或许该回信系由弟子代笔之故，也有可能是瓷器在赴藏途中有一部分破损造成的。这是明廷将瓷器赏赐给西藏佛教上层僧侣的确切记载。
明朝廷向西藏地方僧俗头面人物赐赠瓷器的史实，在藏文史料中也可得到印证。《汉藏史集》在“鉴别碗的好坏的知识”的最后部分提到“两只由朝廷颁赐的碗”，“由化身大明皇帝献给得银协巴和人生依怙大乘法王”。
得银协巴即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大乘法王获赐的瓷碗很可能与永乐十一年入京朝觐有关，《萨迦世系史》在记其入觐获赐物品时提到的“茶器”，应当就是指瓷碗，因为《汉藏史集》明确指出元明上层人物饮茶用瓷碗。由此可知永乐朝赏赐西藏上层瓷器之一斑。
《汉藏史集》还记载，皇帝送给大乘法王的青花碗上书有“白昼吉祥（夜吉祥）”等文字，绘有六种图案和吉祥八宝。这类文字和八吉祥图案均是永乐朝为适应西藏僧俗需求而采用的瓷器装饰。其他纹饰如龙纹、缠枝西蕃莲、莲托八宝、梵文、藏文、卷草、莲瓣等受到藏族民众普遍喜爱的纹饰也十分常见。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宣德时期汉藏两地的往来仍十分频繁，明宣宗奢侈好施，对朝贡藏僧“礼之甚厚”，对西藏上层的赏赐规模较之明成祖毫不逊色，在瓷器上同样得到体现。宣德制瓷工艺成就卓著，创烧出新的品种，各种珍贵的官窑瓷器均被纳入赏赐品之列。
在西藏流传的宣德官窑瓷器除永乐时已有的白釉、青花等品种外，还有蓝釉盘这类高温颜色釉名品和新创烧的青花五彩瓷器。萨迦寺所藏的莲池鸳鸯纹龙纹碗和莲池鸳鸯龙纹高足碗为传世宣德青花五彩瓷器中仅见的珍品。二器口沿内所饰的藏文吉祥经与前述《汉藏史集》所记的朝廷赐大乘法王青花碗文字内容一致，证实《汉藏史集》记载非虚。青花五彩这种彩瓷新品种，在景德镇窑一经问世，即被传入西藏，由此也可看出明代帝王藏僧之优崇、以及当时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之兴盛。
《莲池鸳鸯纹龙纹碗》（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窑瓷器生产质量下降，品种、数量均不及永乐、宣德时期。这一方面因政局不稳，战乱、灾荒频发，景德镇瓷器生产相对衰落；另一方面也因朝廷不重视瓷器，正统初景德镇御器厂曾停烧，天顺元年又“委中官烧造”。这时期景德镇瓷器主要产自民窑，内地传世的正统、景泰、天顺官窑瓷甚少，相应的在西藏也鲜见这一时期的瓷器。
成化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官窑大规模烧制瓷器，且工艺精良，可以达到与永乐、宣德瓷器相媲美的程度。成化帝追随永乐、宣德，一方面生产适应藏族审美需要的饰藏文、梵文、八吉祥等纹样的瓷器赏赐藏僧，另一方面，也将各类官窑瓷器精品赏赐西藏上层。这时期正值明代藏族朝贡最为频繁、人数众多的阶段，朝廷与西藏地方僧俗的联系也较为紧密，赏赐藏地的瓷器也自然随着赏赐品总量上升而增加。至今在西藏流传的成化瓷器为数不少，多为青花和斗彩瓷碗。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缠枝花卉纹碗、青花龙纹高足碗均为成化官窑青花珍品，二器绘工精细，所饰花纹为成化官窑瓷典型的纹饰，高足碗的内底如意云环绕的团龙和外壁所绘二龙，均口衔瑞草，尾部如卷草纹，极富装饰韵味。
拉萨哲蚌寺收藏的成化斗彩莲托八宝纹杯，则将吉祥八宝两两组合，分为四组装饰。其中的莲花改绘为石榴。石榴寓意多子，是明清流行的吉祥图案，将它移植到八吉祥中，别具一格，也体现出汉藏文化的融合。石榴及由石榴、寿桃、佛手组成的三多纹常见于近代藏族民间装饰，当是明清内地瓷器及其他工艺品装饰影响所致。
《斗彩莲托八宝纹杯》（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传入西藏的成化官窑瓷器，还有道教题材的暗八仙装饰，西藏康马县乃宁曲德寺收藏的红釉杯，外壁的四个圆形开光内分别绘八仙的两种用具。
从书中所述纹饰看，此杯非单色釉瓷，但无法推测此器是运用何种彩绘工艺，此杯配有雕花银托座及盖，为专供达赖莅临曲德寺时用的茶具。自唐代道教文化即传入西藏，暗八仙、八卦装饰在明清西藏各类装饰中运用较为广泛，也与内地丝绸、瓷器等工艺品装饰的影响有关。
弘治时期瓷器基本保持成化作风，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点的瓷器仍十分盛行，对西藏的赏赐也未曾中断，理应有官窑瓷器传入西藏，可能是未有作品传世，或是秘藏府库未发表公布的缘故，目前本人尚未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正德时期瓷器从总体上看仍继承前朝作风，但藏传佛教文化色彩更为浓厚，明武宗对西藏上层僧人的赏赐十分慷慨，如：遣太监刘允赴藏迎请噶玛巴第八世活佛，所带的礼物数量惊人，几将内库黄金用尽。赏赐西藏的瓷器自然档次不低，西藏博物馆陈列的正德黄釉瓷碗，即是西藏传世正德官窑珍品。
嘉靖时朝帝王信道教，打击佛教，但朝廷的治藏政策并未改变，与西藏上层的往来仍十分频繁，藏族朝贡者数量庞大。因此，景德镇窑继续烧造赏赉瓷，供朝廷赏赐藏僧，并生产满足汉藏贸易需求的瓷器。嘉靖一朝四十五年，内地传入西藏的瓷器为数不少。
传世作品有书“大明嘉靖年制”款的青花云龙纹执壶，壶腹部两面各饰一桃形云龙纹，壶颈、壶底及流下部辅以卷草、缠枝花、回纹等边饰，布局疏朗，与壶体造型结合，十分妥帖。西藏札囊县结鲁区委收藏的书“大明嘉靖年制”款的青花圆盒，盒身、盖顶及侧面均饰如意形锦地花卉纹，仿丝织纹样“锦上添花”。这些瓷器是传入西藏的有确切纪年的嘉靖官窑精品，当为赏赉瓷。造型装饰为地道的内地风格。
《青花云龙纹执壶》（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万历时内地传入西藏的瓷器，也有不少存世，有的还是内地罕见的名品，如西藏博物馆收藏的青花云龙纹罐，外壁满布纹饰，罐身绘双龙戏珠和壬字形云、近底衬海水江崖。画工细致，青花色泽明艳，底有“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楷书款。带有这种款识的瓷器目前仅知三件，二罐藏西藏，一罐藏贵州。这种为地方权贵订烧的瓷器传入西藏，表明明代内地地方势力与西藏上层之间有直接的往来，这件瓷器很可能是给西藏头目的赠礼。永乐初这类礼尚往来曾在晋王和噶玛巴喇嘛之间发生，后被皇帝明确禁止。
万历之后，明朝国势衰颓，虽然直至崇祯初期，朝廷仍与西藏地方势力保持往来，但汉藏文化交流已无往日气象，瓷器生产也因时局的动荡而衰落，崇祯官窑停烧，瓷器向西藏输出势必受到影响。这也是目前尚且未在西藏发现万历之后三朝瓷器的原因。
以上所述西藏传世的明代瓷器主要是有明确纪年的官窑产品，是经赏赐、馈赠而传入西藏，而通过贸易传入西藏的民窑瓷器在明代亦不在少数，然而由于一般物品在民间的保存状况远非寺院、深宫可比，幸存至今的明代瓷器如凤毛麟角，目前已知西藏所藏的明代民窑瓷器有：西藏扎囊县扎期区公所收藏的一件白瓷印双龙纹盘。据称此盘圈足内有“大明年制”手写体款识，“年”字已模糊不清，正德时民窑瓷器有书“大明年造”款识的，此器产自何时，元法确定；西藏山南地区博物馆陈列一件雅砻沟出土的明代青花麒麟纹瓷盘。
《青花麒麟纹瓷盘》（图源：北京陶瓷艺术馆）
还有个别见于西藏地方文物志记载的具有明代民窑瓷器特点的制品“对鱼白瓷碗”，对鱼是绘于圈足内的花样款，据书中描述推测，此器当是五彩或青花五彩，外壁的主题装饰为三狮子和三法轮相间，内口沿绘四宝摧，碗心绘火珠纹。明代民窑瓷器出现在雪域腹地，至少证明明代民窑瓷器曾在西藏得到流传。
明代瓷器传入西藏，无疑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藏族人民（主要是上层社会）饮茶的首选用器，并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品鉴瓷碗的风尚，从《汉藏史集》中专有一节论“鉴别碗的好坏的知识”，就可以得知明代瓷器在西藏的流行程度。
明代藏族人已普遍喜爱、珍视瓷器，瓷器被视为宝物。成书于17世纪初的《后藏志》记述乃宁寺的折大师的十三件圣物，其中之一就是“瓷碗月亮小井”，其他圣物是金佛像、白伞、法螺、华盖、铜钹、宝瓶等，这充分显示出瓷碗在明代藏族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西藏王记》中记十六世纪晚期的高僧绛巴达钦所在的达孜寺“发生火灾时，宗教衣物未遭焚毁，乃至茶具瓷碗亦丝毫无损。”这也反映了明代瓷器在西藏不同地区的流传，说明拥有瓷器者并不限于明封的诸法王、教王一类的高层显贵，也有地位并不显赫，至少无缘直接得到明朝赏赐瓷器的折大师、绛巴达钦一级的僧人。明代瓷器实际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流传范围、品种及使用情况等，当远不是藏文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所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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