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历史文化碑刻概略
福州的历史文化碑刻分布在市区的名胜和寺庙周围，星罗棋布，为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现简要分类记述如下：
官府立碑，往往是宣扬德政，皇帝勉励褒扬官僚，或修祠祭祀，或纪念重大事件，或示禁百姓，或其他军事方面的报警作用。
最著名的德政碑当属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刻碑是唐天祐三年（906年）哀帝李柷敕建，在今庆城路闽王祠前院。黑色页叶岩碑身，圭形，高4.9米，宽1.87米，厚0.29米。碑座高0.9米，宽2.14米，长2.71米。座用白色花岗石雕凿成覆莲，四周刻壶门团图案。碑额篆书“恩赐琅琊王德政碑”，侍郎于兢撰文，王倜书。内容详述
王审知家世及其治闽期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功绩，是研究五代闽国的重要史料。宋开宝七年（974年），福州刺史钱昱奉吴越国王钱弘俶之命，就闽王王审知旧府第改庙，祀奉王审知，并立碑纪事。碑额篆书“重修忠懿王庙碑铭”；碑文楷书，叙述王审知的世家、治闽功绩以及庙祀的因由。近代还有陈兆锵德政碑、李世甲德政碑，此二碑对于研究船政文物和船政世家具有重要实物价值。
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碑有反映明代抗倭史事的碑刻：东犬大埔碑刻、定海城堡抗倭记功碑。“大埔石刻”，据林金炎《马祖列岛记》载，1953年驻该岛马祖守军修工事时发现。为明工部右侍郎董应举(琯头镇塘头人)所题，全文41字，每字径22厘米。全文为“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无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碑刻时间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十五日。定海城堡抗倭记功碑位于连江定海九龙禅寺内，花岗石刻制，高310厘米、宽140厘米、厚30厘米。碑首为篆字，碑文为楷字，全碑1000多字。后被一群众用作屋内墙体，露出墙壁部分可辨认者有700余字，主要记载戚继光、沈有容等在沿海抗倭事迹。碑刻末款为明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初二日，副总兵戚继光率军水陆会剿，用“土橇”大破倭寇于马鼻，全歼400余人。邑人勒石立碑于县城西郊观音阁旁，文曰：“明嘉靖四十二年五月二日，总戎戚公大破倭夷于马鼻，歼之，境内遂平。”
古代大量碑刻具有向百姓示禁，维持社会安定的功能。清道光七年（1827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56年间，北峰的大小北岭诸村出现烟馆和赌场，恶丐呼群入乡实行强乞，盗贼偷盗家私、牲畜、稻谷、田薯和树木、竹林，歹徒拦路掳勒，更有抛尸置门户或诈死图财。为保护北峰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福州府侯官知县屡出告示，并立碑示禁。碑文多列举“贼匪恶丐麻疯、强乞、勒索、移尸图诈、聚众赌博、开张烟馆等罪迹”，表示了官府“严拿重惩，决不姑宽”的决心。
二、经济商贸类
这类碑刻是反映会馆、商帮经济贸易、寺庙田契买卖等经济生活信息的重要实物资料。
福州市连江县壶江岛，有一块近400年的散帮认课德政碑，镌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元月，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司空(应举)撰写。反映商盐帮交官结吏，囤积居奇，抬价刹价，鱼肉渔民，董公深入调研、主持公道的事迹。马祖北竿塘岐村桥仔村各立一块“闽浙总督告示碑”，高217厘米、宽73厘米。台江万寿尚书庙有清乾隆至民国的碑刻14方，碑刻记载清嘉庆间，台江汛有恒盛、开顺、美丰、万泰等13行，有丰美、长胜等10余栈，有青果、香药、铁条、桶店、纸箔等商帮，以及糖商、米商、木商，还停泊有琉球大船等。捐款建天后宫的商帮就有亭头、琅岐、闽侯、长乐、连江，甚至闽南厦漳泉的商户，乃至两浙、山东商帮、琉球商人，说明当时台江商贸的繁荣和对外交流的发达。台江河口太保埕天后宫，初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旧基上拓宽修建。这一会馆系由从事中琉牙行贸易的“球商”即所谓的“十家排”联合建起的。《闽县乡土志》载：“李姓四户，郑、宋、丁、卞、吴、赵各一户，代售琉球之货。”1947年，傅衣凌先生到河口实地调查时，柔远驿已破坏无遗，而球商会馆尚存，并在馆内发现石碑。该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七月，记载了球商重建会馆，疏浚宫前小河，恳请知府示禁附近军民勿将秽物堆塞以及地棍借端滋事等事宜。“兼属福州南台海防总补分府管理水利关课碑”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二十一日，主要内容是保护琉球客商利益，该碑现存省博物院内。清同治八年（1869年）马祖北竿塘渔民因配盐贸易与连江帮盐商发生争执，惊动省垣，闽浙总督出面调停，立碑规定沿海渔业用盐分配和经营办法。当时仅马祖岛从事渔业生产的人就达370余户，旺季配盐3000担至15000担。该碑对研究当时两岸经贸往来，马祖列岛开发、经济发展以及与福建等地关系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三、城垣桥梁建筑类
（一）城垣建筑碑
1958年修筑鼓屏路时，在路东侧发掘出一块严重断残的碑石即“毬场山亭记残碑”，现存省博物馆。碑系花岗岩，宽99厘米，残高54-62厘米不等，厚25厘米，碑文刻于元和八年（813年），主要记载了唐刺史裴次元于欧冶池山南辟建毬场的过程，描述了唐代福州城市发展方方面面的景象，可补《三山志》之误。碑文是反映古代福州海外贸易、对外交通、体育、山水园林、产茶饮茶史等方面历史信息的最早史料。该碑是现存闽中金石年代之最，且是全国唯一记述到唐毬场建筑结构、规模的碑文，是闽中现存最早的诗文书法艺术实物。
（二）修桥碑
修桥铺路是被民众所推崇，造福于大众的慈善行为，所以古人往往要立碑记事，记录捐建人名。
闽侯拔仕三路碑是位于闽侯荆溪镇关西村拔仕自然村的北宋出省驿道上的三段摩崖石刻。其一，“拔仕”榜书，南宋“宝庆乙酉秋”（1225年）。其二，沙溪修路记碑，嘉祐三年（1058年）。碑文记述北宋年间怀安县城至鸡菜岭约有百里之远，“路险石恶”，“行苦之”的状况和怀安县令樊纪上任第二年就修整道路的宦绩，并寄望“继政君子”像樊纪一样，做到道路“缺者能补，陷者能平，断者能接”。其三，募修官路碑，宣和元年（1119年）。碑文直下楷书计10行，高1.52米，宽1.43米，字径8厘米。碑主要记录林慈发起修建“官路”寻驿铺捐募情况。驿铺系古代供传递公文、宿会公车和行人憩息之用，置驿丞以总其事。建州、古田到福州的古道系唐末黄巢义军入闽时凿山而建；荆溪关西村这段约3里的古道，正处于这一路段上。此三段宋代“官路”石刻的发现，对于研究福州市古代交通史和书法石刻等都是宝贵的实物资料，有证史、补史之用。
（三）渡口碑
福州的闽江及支流溪河上有许多古渡（古码头），福州方言有时也称“道”或“道头”，现在留下原貌的也不多了。在闽侯旗山下南屿坎水保留着宋代锦溪古渡，是在靠岸水中架设石板条砌成的平台，岸边及水中还立有石柱，供泊船时系缆绳用。整个古渡保留原有风貌，十分珍贵。岸边有古渡的碑文：“勾当林祐、林稷臣、僧应琛、必言、义端、超升、石匠张遂，处士张初自造。政和五年四月十一日始建，五月二十八日告成。”政和五年即1115年，距今已有896年了。
（四）桥梁碑
飞盖桥碑。闽安村迥龙桥是一座古老的石桥，桥跨邢港两岸，是村里人出入的必经之所。该桥修建于唐末天复元年（901年），此后屡经修缮。从桥南的碑刻中可知，该桥在宋代时改为“飞盖桥”，此碑系宋状元郑性之书刻，清康熙年间改称“沈公桥”。1840年此桥重建，重修捐款情况反映在桥北端圣王庙墙上的沈公桥碑中，碑文竖行右读，前半部分说明此桥历代重修时的情况，文后则刻捐款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江继芸。在升任金门总兵前，他曾任闽安协镇，并率兵捐建迥龙桥。在名单中还提到“提左副总府谢国标”和“闽左中军府颜鸣亮”，谢颜二人都曾在台湾任过职；1840年，谢国标任厦门水师游击，任上因抗英作战有功，晋升澎湖副将。1835年，颜鸣亮任“署闽安左营守备事金门镇标左营千总”。四年后，颜鸣亮又主持闽安村内北坛的重修工作。北坛庙位于邢港钓鱼潭一侧，内奉张巡。现存坛庙内的福缘善庆碑也有“谢国桢”名字。
四、水利环保类
禁止砍伐林木、保护生态碑主要有宋绍兴四年（1134年）闽侯石松寺的法真松诗碑、明嘉靖嵩口古渡口的林带植榕碑、咸丰十年(1860年)连江横槎清禁伐林木碑、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连江苔菉清护林碑、同治二年（1863年）罗源甘厝梨洋村禁止盗砍山林等示禁碑记。著名的船政环境保护碑原竖在马尾镇婴脰山通往天后宫的石道旁。石碑发现时间约在19世纪70年代。花岗石质，石碑长0.914米，宽0.3米，厚0.13米，碑文楷书竖写：“船政大臣示：山上竹木，栽植多年，不准砍伐，无论军民人等，如敢不遵约束，私行砍取，许即指名禀究，定即从重惩办，毋违，特示。”
疏浚水利碑主要有天宝陂渠道碑、叶向高撰重修天宝陵碑记、连江东湖遗爱祠道光十年（1830年）重建碑、民国萨镇冰为处理养鱼用水和灌溉用水纠纷的省长令碑。琅岐义湖开湖碑记载明万历年间“杨公仕琮舍田开湖”的事迹，该碑是研究琅岐岛历史以及水利建设的实物资料。永泰嵩口古码头立有清代为处理林陈两姓争水而引出人命案所立的奉抚宪碑。“重立潘敏惠福文襄浚湖河二碑记”碑，位于鼓楼区西门湖头街的湖滨小学（古代西湖书院）操场南边。碑文详细记载了福州西湖所处地理位置、由来、周围环境、功能以及自宋皇祐至清康熙年间开挖疏浚的经过。
五、教育科举类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一般由名儒学士或在野地方官绅私人兴办起来，为聚众讲学之所，地点多设在山水优美、环境清幽之地。书院名始于唐，或称精舍。入宋以来，由于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倡导，福建各地书院林立，开文化教育文明之风，精英人才辈出。
张经撰文的“福州府四学新立学田记碑”，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立于于山碑廊。早期的书院基本上是由当地士绅集资兴办的，经费来源于私人捐献和学田院产。后来不少书院发展为官办或私办官助，书院经费开支都是由当地官储审批。（碑图见《闽都书院》第9页）张经虽是一员武将，可是自幼饱读诗书，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对书院也有深刻理解。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举进士，累仕浙江嘉兴知县、右都御、兵部尚书。其为官刚正不阿，弹劾奸官不避权贵，治理两广军务有方，为安定西南边陲多有贡献，故深得嘉靖帝信任，后任七省经略，战功显赫，在抗倭中，被严嵩党羽赵文华诬陷致死。至今洪塘芋坑山张经墓前立有“东南战功第一”碑。该碑文详细记载福州府四大书院利用鼓山寺田收入的办学经过，殊为珍贵，全文900余字，对福州四大书院的学田设置的意义和作用做了精辟分析。
六、宗教类
（一）佛教碑刻
枯木庵树腹碑。古代木碑刻，在闽侯县大湖乡雪峰寺东南的枯木庵内。相传雪峰开山祖师五代名僧义存初到雪峰就栖宿在这根枯木中。枯木高3.2米，径2.23米，厚7厘米。内壁刻3行楷书，“维唐天祐乙丑岁造庵子及作水池约伍仟余功于时廉主王大王”，字径0.13米，题刻全段高1.32米，宽0.44米。寺僧于唐天祐二年（905年）建造佛庵和池子一口。清同治光绪年间枯木一段段焚于火，现仅存19字。此外，尚有宋、元、明题刻26段，其中仅有宋丞相李纲的记游题刻可辨字迹，余均漫漶。距今1000多年，是中国最古老的树刻题记。1985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道教和民间信仰碑刻
闽侯青圃灵济宫御碑，据清林枫《榕城考古略》记：“（灵济宫）祀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皆南唐主知诰弟。（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建祠，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里人方珏定庙于芝屿，祥符元年（1008年）又定庙于潢溪，政和七年（1117年）迁今址。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奉旨而新之，春秋致祭。又京师亦立庙。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居。正统成化间累加封号，遣官致祭，御碑亭，由宰相解缙书，竖于庙左。”原为生祠，后发展为庙，该碑通高6.2米，宽2.1米，厚0.6米，碑顶呈半圆形，盘绕青龙图案框边，碑座雄卧石雕龟趺，身长1.2丈，厚高5.7尺，平宽7尺多，中间为篆体阴刻“御制洪恩灵济宫之碑”，字径约12厘米,栩栩如生，雕刻精美，雄伟壮观，堪称一绝。据《明实录》记述，石碑与龟趺是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御制于南京,相传由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船队奉旨护送而来，这座象征吉祥的庞然大物，足有百吨之重。连同巨碑，上盖为亭，为福建省之最，也是全国罕见之文物。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核定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七、戏曲文化类
福州文儒坊闽山巷的明隆庆元年（1567年）庙碑，碑文为陈元珂作《重修闽山庙记》，据调查原庙碑已被有关部门移走保存。碑文：“正统十三年（1448年），乡民谢雄等请于有司，重新其宇，自是灵应益显，乡人崇奉弥笃，每岁三月三日，则聚富室珍服奇玩，竞为杂剧，前导神像，遍游于市肆，夜则奉小像于委巷，喧呼竟夕。嘉靖丙戌（1526年）岁，廉宪周公广，禁弗止，怒而废之，仅存应公像，则相与匿焉。”碑记作者陈元珂，字仲声，闽清人，明嘉靖十四年（1525年）进士，曾讨倭贼于海上，官至湖广参政，家居福州闽山。此碑刻于隆庆元年（1567年），以楷书刻写，原立于闽山庙里。闽山庙位于福州文儒坊闽山巷口，明王应山《闽都记》载：“由文儒坊而西，为闽山庙。”庙中奉祀神为卓祐之。“神姓卓名祐之，宋景祐进士，秀州判官。生平正直，精爽过人，自谓死当为神。及卒，果著灵异，乡人即所居庙祀之，号应公大夫，有二神焉。端平间（1234-1236）返风灭火，殄汀郡之寇，有司以闻。敕封广利侯，寻加‘威显’，赐额‘灵应’，祠官领之。国朝弘治四年（1491年）重建，香火益盛，嘉靖初，里人迎神，金鼓喧沸。”
八、社会风俗类
乞土胜地碑，记载后人缅记王审知重农教谕，每年立春，郡守带领当地官员来祠庙取土，捏制春牛，发动春耕。
古代中国妇女受人歧视，有诸多限制，甚至出现溺死女婴的现象，这在福州石碑刻中也有表现。乌石山望耕台摩崖石刻有“王石。女人不上”，可见一斑。晚清近代，官府对溺女现象屡屡禁止，有文物可证，如台江区台屿发现的一通石碑，花岗石刻，中间直书“奉。永禁溺女”。两边小字刻“光绪元年（1875年）”和“杨崎保婴局公立”。“杨崎”也作“阳歧”，为严复故乡。嵩口古渡也有清代的“奉宪永禁溺女”碑。
古代福州村头、巷尾、屋前、祠旁等多竖立一块“石敢当”石碑，具辟邪之意。于山碑廊有一块我国最早的石敢当碑，“文革”期间发现于仓山区高湖乡江边村。碑用花岗石刻，横刻“石敢当”三字，直刻“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绍兴”为宋高宗赵构年号。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唐大历五年（770年）“县令郑柙字记”石铭说“石敢当，镇魄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不知何时，有人又加上“泰山”二字，作为“泰山石敢当”流传甚广。清福州王廷俊《樵隐笔记》载，石敢当为古时勇士名字，山东泰安人。泰安在泰山下面，故有此说。今鼓楼区西门高桥保存一块清代的“泰山石敢当”碑。马尾镇罗星村村史展览室也有一块“石敢当”石碑。石碑为花岗石质，高2.44米，宽0.25米，厚0.17米。石碑上刻八卦(中央有太极)。八卦之下楷书纵刻“泰山石敢当”5字。
众多碑刻史料意义重大，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或仍在旷野中栉风沐雨，或沦为民居中的垫脚石，还有的粉身碎骨，踪迹无寻。它们的损毁，是中国历史研究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把这些“民间的历史档案”保护和传承下去。（杨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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