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浙江有一座浙山！
杭州，从浙山说起
郁震宏
浙山，习惯上叫“定山”，又名“狮子山”，在杭州转塘之南。狮子之称，大概因与形似。此山周围，又有象山、石龙山、眠犬山、眠牛山、狐狸山、鲤鱼山、蜈蚣山等，形成了一个山的“动物世界”。
唐宋以前，定山是座名山。张道《定乡小识》说：“钱塘诸山自武林、灵隐山外，惟兹山著名为最古。”著名为最古，就是出名最早的意思，这话说得很对，但武林、灵隐其实是一个山。因此，杭州最早出名的山，其实是两座，一个是武林山，一个便是定山。
这里举个例子，看看定山的出名之早。《宋书-孔觊传》记载，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466），会稽太守孔觊起兵反宋，二月丁卯，政府军打到钱塘，强弩将军任农夫率军向黄山浦，攻破叛军山寨，然后“乘风举帆，直趣定山”，斩杀了叛军大帅孔会之，然后进攻渔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这场地战争，把“定山”、“渔浦”两战都省略不记，宋元之际的胡三省注解说“黄山浦”即渔浦，显然是错的。总之，定山之名，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登上国史的舞台了，那时候，中国的地图上，还没有“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地名呢！
在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里，钱塘县下面只记载了两座山，一是灵隐山，一是界石山，在县西南四十九里。宋朝《太平寰宇记》记载钱塘七山，第一是灵隐山，第二是定山，“界石山”没有出现，这很奇怪。但说定山在县西南四十七里，两书相较，非常明显，《元和郡县志》的界石山，应即《太平寰宇记》的定山。可见在唐宋时期，杭州的名山，仍以灵隐、定山为“冠、亚军”。张道《定乡小识》说界石山即石龙山，只是猜测罢了，当不得真。
关于定山，古书上记载了一个神话故事，说浙江潮到了定山，声音就低，过了定山，又怒涛汹涌，传说定山是海神妻子的坟墓，这样看来，海神倒是一个“怕”老婆的好男人。这个故事，大概是试图解释“定山”之所以叫“定山”的原因，但这里面，却反映了一个历史真实，那就是定山一带，曾经是钱塘江经行之地，沧海桑田，现在杭城西南的许多小区、街道，曾经都浸泡在江水里。
南宋的《咸淳临安志》记载，钱塘县下面管十三个乡（后为十二乡），其中有两个乡就是以定山命名的，一个是定山南乡，一个是定山北乡，统称“定乡”。定山乡，五代十国时人沈崧的《罗给事墓志》里就已出现，这个乡名，可能远远早于五代，文献不足，只能遐想了。定山南、北两乡与长寿乡、安吉乡一起，因地处钱塘县西，统称为“上四乡”。明清时期，“上四乡”已经成为一个固定地名，与“下八乡”相对，这与浙江人把浙江划分为“上八府”、“下三府”一样，都非常方便记忆。“上四乡”这个地名固定以后，又慢慢雅化为“上泗乡”，再逐步简化为“泗乡”，现在的“洙泗路”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知道，孔子教于洙泗之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所以洙、泗一直是汉字里的两个好词。由“上四乡”到“泗乡”再到“洙泗路”的演变，正反映了一个地名雅化的过程。
定山，是杭城西南的名山，它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坐标，也是文化历史的坐标。小而言之，定乡特指定山南、北乡；大而言之，定乡就是“上四乡”的通名。因此，清朝人胡敬著《定乡杂著》、张道著《定乡小识》，写的就不仅仅是定山南、北两乡的事了。
定乡多山，除了定山，著名的还有浮山、公馆山等。浮山，《水经注》里写作“巳山”，赵一清认为“巳”是“包”的坏字，张道《定乡小识》赞成此说，并因此考证说包山即浮山。包、浮两字，古音非常接近，可以通作，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比如“桴鼓相应”这个成语里的“桴”，也可以写作“枹”，以此类推，说浮山是包山的另一种写法，是符合音理的。因此，我疑心，《三国志-吴志》所写孙坚与他父亲到钱塘，看见海贼胡玉“从鲍里上掠取贾人财物”，这个“鲍里”，我估计，大概是以包山（浮山）命名的。
浮山与定山一样，在古代，都在钱塘江边，即使在明末清初时候，浮山还在江里，当时人丁澎《浮山》诗还说：“江心孤屿郁崔巍。”因此，张道《定乡小识》就总结说：“今定山、浮屿之间，南北相去里许，正为古时江地。”
公馆山，以公馆得名。公馆，相当于政府招待所，《定乡小识》说，此馆“唐时已设”，可见其古老。但我的看法，这个公馆的历史，可能还要早。这里跳开一笔，先说钱塘最早的县衙门。
钱塘是秦朝设立的古县，按刘宋时期刘道真《钱塘记》记载，钱塘县最早的县衙门设在灵隐山下，灵隐山在哪里？陈桥驿先生说：“以飞来峰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此说可信，则秦朝钱塘县的县衙门，当在今飞来峰附近。
《钱塘记》接着又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陈桥驿先生认为是刘宋时代的钱塘县衙门，我以为至少还可以包括刘宋以前的一段时间。防海大塘在县东，说明这条大塘是南北向的，县衙门在大塘的西面一里左右，距离极近。《钱塘记》所载的防海大塘，是汉朝时候筑的，其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至今是一个谜。然而按照这个地形描述，说防海大塘在现在转塘镇之东，是很有可能的。
倘若汉朝的防海大塘就在现在转塘镇范围，则刘宋时代以及此前一段时间里的钱塘县衙门，当然也就在这个范围。那么，钱塘县的政府招待所——公馆，设在现在公馆山的位置，不远不近，非常合适。如此说来，唐朝人崔国辅《宿范浦》诗“路转定山绕，塘连范浦横”里的“塘”，就很有可能就是汉朝防海大塘的遗存了。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回头再看《宋书-孔觊传》，任农夫在钱塘县的战斗，从黄山浦到定山，从定山到渔浦，都在今杭城西南一线，尽管刘宋时期的钱塘县治具体所在至今还是一个历史之谜，但这段记载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刘宋时代钱塘县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就在这个范围。按《孔觊传》记载，黄山浦只设寨、渔浦只设戍主，而大帅孔会之驻扎在定山。我的估计，当时的钱塘县衙门，大概就在定山旁边。
钱塘县的县衙门开始设在灵隐山一带，至少在六朝时期，已经南迁到定山一带，这大概是近乎历史事实的。只有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朝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钱塘县的山，只录了灵隐山、界石山两座。因为这两座山，正反映了唐朝以前钱塘县衙门的两个所在地。
山水不分家，杭城西南，除了定山、浮山等，还有一个名湖，那就是铜鉴湖。铜鉴湖，宋代叫“石湖”，与苏州的石湖同名同姓，但名气不及苏州石湖，更不用说跟杭州西湖相比了。然而，铜鉴湖“先前阔”，杭城的湖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唐朝以前，最出名的便是铜鉴湖，当然，那时的铜鉴湖，不叫“铜鉴湖”，而叫明圣湖，也即“金牛湖”，我们不妨称这个阶段为“明圣湖”时代，明圣湖之著名于六朝，也可以反映出钱塘县治的位置信息。唐朝以后，杭州最出名的湖是西湖，这是大家都晓得的。明朝文学家袁宏道有一句诗，叫：“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确是个事实，六朝以上，杭州的“西湖”，相比于明圣湖，还不过是一个穿着开裆裤、流着清水鼻涕的小毛孩罢了！
关于明圣湖，还涉及到一桩非常著名的学术公案。这个公案是从成化《杭州府志》开始的，《杭州府志》里说，《水经注》所引《钱塘记》里的“明圣湖”，就是西湖。从此以后，几百年里，这个说法成为定论。到了清朝，出来一个一流的大学者，他叫赵一清，写了一篇《西湖非明圣湖辨》，考证出明圣湖不是西湖，而是铜鉴湖。这个结论，是非常正确的。当然，以一篇小文章，要扭转一个几百年的习惯，谈何容易。“官司”打赢是一回事，传统观念又是一回事。从赵一清开始，除了做学术的，一般人仍把西湖当明圣湖。
唐宋时期，杭城西南一带，虽逐步落后于中东部，但仍是东西、南北往来的孔道，唐朝漳州人周匡物上京赶考，走的是公馆山一线。宋代苏东坡从杭州往富阳，走的是风水洞一线。朱子从杭州南归福建，走的也是昙山一线。就历史记载来看，杭城的开发，是西部早于东部的，上四乡之落后于下八乡，大概是唐宋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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