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一大二大会址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于10月31日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这里，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当年党的一大二大会址的选定更是以安全和保密为第一考虑，因此，对一大二大会址的寻访，有关部门颇费了一些周折……

一大会址的寻访

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时，作为中共上海党早期组织成员的邵力子，并没有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但作为东道主的中共上海党早期组织，在筹备一大会议期间，身为非代表的邵力子在幕后黙黙地支持一大的召开，为大会出谋划策。他的家成为大会的“筹备处”，他本人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起草了供一大会议讨论的文件。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的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其建筑是上海最具地方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建筑。

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点开会，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学曹仲彬教授专访了王会悟。当时，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寓里。李书城于1908年10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到广西桂林与黄兴取得联系，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担任了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的监督，主管教学工作，他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之心，培养了不少人才。1917年9月，李书城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组织了"湖北护国军"。护法运动失败后，李书城陷入一种苦闷彷徨的境地。这时，他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国，给他带来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带来了马列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活动，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较安全的条件，为李汉俊提供住处……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李汉俊一听要在他家开会，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不同意，当时他心里很害怕，两人谈到中午12点，李汉俊仍不同意。几天后，王会悟接连几次去找李汉俊。王会悟说，她当时“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更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最后，李汉俊同意了”。

中共一大会场就这样选定了。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召开的，而后又长期处于战争年代，因此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找、确认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进行。1950年初秋，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这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了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

大上海几经变迁，近30年间物是人非，何从寻觅当年的中共一大会址呢？起初，寻访人员以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为依据，认为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的博爱女子学校。一番搜寻下来，发现竟没有这一名字的学校。原来，萧三误将博文女校写成博爱女校，这才出现了一个大“乌龙”。在搞清楚了准确的名称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派人将博文女校的房屋外形拍了一组照片送中宣部，拟呈报毛泽东、董必武等当时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成员审定。中宣部领导明确告知，博文女校并非中共一大会址，而是一部分代表寄宿之所。

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处长的沈之瑜负责寻找。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的儿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居上海。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因汉奸罪身败名裂，其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拿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花了好长时间才在上海图书馆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了《往矣集》。书中提及，中共一大外地代表住的地方是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瑜赶忙请教了上海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已更名为黄陂南路。这样一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隔了一天，杨淑慧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与此同时，寻访人员也找到杨淑慧，请她协助寻找“李公馆”。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是，3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李公馆”是否还如记忆中那般呢？

杨淑慧来到黄陂南路附近转了好几日，仔细寻访、回忆、辨认。一天，当她走到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路口时，似乎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她一打听才知道，兴业路就是以前的望志路。兴业路转角处第一幢石库门门牌是100号，向西为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在106号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商店前，杨淑慧凝望许久后对沈之瑜说：“这很像当年李汉俊的家。”为了确认情况，两人找到店铺老板董正昌询问情况。

原来在1924年，董老板租下了望志路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也就是后来的兴业路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并对房子的内外部进行了改造。外墙壁比原来高了，清水墙也变成了混水墙。在谈话中，董老板还提到106号、108号两幢房子是一位李先生租住的，他是续租的。李先生把这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这幢房子的后门开在原贝勒路的树德里，现在已经封闭。

沈之瑜判定董老板口中的“李先生”与李汉俊、李书城兄弟应该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加之上海人有喜欢从后门出入的习惯，也就弄清了为什么当事人只记得贝勒路而不记得望志路的缘故。虽然现今的“李公馆”已经面目全非，但众多的信息已经确认中共一大会址大概就在这幢楼里了。

出于审慎的考虑，上海市委把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拍成了照片，还专门请木匠把“恒昌福面坊”复原成“李公馆”的样子制成了模型，并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和董必武看后一致确认，这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李书城在看了照片后也证实：“那时我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改了，但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家的住房。”1951年6月，上海方面终于确认“兴业路76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106号，后门由贝勒路树德里出入”。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最终确认了。

由于修葺搬迁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大庆时，中共一大会址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10月8日，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以及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由夏衍担任主任。1952年，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铲下了墙上的石灰，露出了青砖嵌红砖的原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址的本来面目。而后，又对屋内的布置进行了多方考察、确认。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中共一大会址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8年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

当年大会的会址选定为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家后，就希望找一幢独立的、与李汉俊住宅相近的地方解决代表的吃和住。这样与李汉俊住宅相距不远的私立博文女校就被看中了——女校已放暑假，学生都离校回家，有足够住宿的房子，该校环境清静，适合代表居住；由于已放暑假，学校仅有一名校工负责看守学校，也利于会议的保密。关键是怎样去与黄绍兰校长落实。

对于黄校长，李汉俊和李达都与她相熟。黄绍兰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任博文女校董事长徐宗汉的秘书，李达本人也与黄绍兰认识。关于和黄绍兰商议租房的事，原先打算由李达去与黄绍兰商议，后经大家慎重考虑，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直接联系较为妥当。

王会悟登门拜访了黄绍兰，当说明了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校长租借房子的来意后，黄绍兰很爽快地一口就答应下来。就这样，博文女校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们的住宿地。

黄绍兰交给校工的任务，一是为代表们做饭，二是严格把门，不许放进任何一个外人。但直到一大最后结束，黄绍兰都不知道，住在博文女校的这些旅行团人员来沪的真正目的。

二大会址的寻访

1922年7月16日，壬戌闰五月廿二日。当日傍晚，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拉开帷幕。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当日《申报》如此报道。翻开旧报纸，兵变、匪乱、交战、饿殍，诸种“不幸之事”，几乎每一天如影随形。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其实，二大曾有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广州。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很有兴趣，而陈独秀与张国焘等人却觉得：“当时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

当然，二大召开时上海的政治环境也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辅德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这里当时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当年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并且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及时疏散。这里相对较为安全，是共产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干扰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这里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也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就在满屋柴火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二大就在柴火堆的“火种”旁开幕了。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还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共12名，其中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他们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中央机关代表蔡和森，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这一群中国革命的精英聚集在一起，在昏黄的灯光下畅议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据李达夫人王会悟后来回忆，当时没有正式布置会场，比较朴素简陋，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毛泽东于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到1922年5月，湖南党组织……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应是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曾有资料说，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务，会后根据陈独秀指示向毛泽东传达。

不过，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后，毛泽东的回忆存在误记的可能，因为：据李达回忆，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地点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毛泽东经常出入李达家，不应该忘记这一地址。张国焘回忆，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租的一所房屋召开，毛泽东也应知道这个地址。另据张国焘回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此说法表明，毛泽东不是“忘记”地点，而是没有来得及赶到上海。所谓“展延了几天”，也说明大会仓促，不能久等。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12幅会议代表照片，其中一幅留下空白。人们遐想联翩：第12名代表究竟是谁?

据史料记载，李达并没有在“辅德里625号”久住，二大结束后便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应邀协助寻访、勘认二大会址，后经询问辅德里老居民、核对变更的门牌号码，终于确定辅德里625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确认。（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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