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之六十七：  《武训是何许人也？》

随笔之六十七：

《武训是何许人也？》

赵忠心

（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今天，我将赴山东省冠县讲学。那里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武训先生的老家。上了岁数的人，都听说过武训是谁，耳熟能详；年轻人，就知道得很少了，甚至闻所未闻。

明天我在冠县讲课。课后，我一定要去我久仰的伟大平民教育家武训先生的故居拜谒。

武训1838年12月5日出生在山东（今属）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武七（在家排行第七，故名“武七”），亦称“武豆沫”。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三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三日。

武训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在馆陶、、临清三县置地300余亩。

1888年，他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杨二庄创办义塾。1896年，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

山东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

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主要建筑有和武训墓。

1859年，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

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1888年，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

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

老师非常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1890年，武七与寺院合作，在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

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1896年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1906年，清廷将其业绩宣付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并曾一度将原改称。1945年，冀南行署在创办武训师范。

“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冠县柳林人武训靠着乞讨敛钱，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有人称颂他是“千古奇丐”（冯玉祥语）。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并立碑为纪。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

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蔡元培、、邓初民、等民主人士，蒋介石、、、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1945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

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

1938年，《武训先生画传》出版。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并决定拍摄《武训传》，武训由赵丹扮演。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召开各种批判会。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批判类文章就达800余篇。

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

“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

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

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裴斯泰洛奇，他出生在贫穷落后的瑞士。其祖父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

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裴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

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裴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正如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所说：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入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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