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爆发前最后的旅行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233女士提供

2020年年初,编辑部的几个编辑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去了塞尔维亚和波黑旅行。那时候已经听说武汉发现了不明肺炎,但出发时的他们处在旅行的兴奋当中,深信那会像一场流感一样迅速过去,他们依旧可以放心地闯荡世界。他们在旅途的前半程享受到了旅行应有的一切:美丽的风景、与陌生人的交谈、从日常生活的暂时抽离;但后来他们也很快被疫情的阴影迎头赶上。 本期推送与大家分享的是233女士最后一次旅行的游记,她非常想念可以和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

“I will call the police!”我正照着手机里的谷歌地图寻找去餐馆的路,一回头便看到朋友怒气冲冲地揪住一个塞尔维亚少年的衣领。一瞬间我的脑子里走马灯般闪过暴力可能导向的无数种悲剧,连忙和其他朋友一起上前劝住他。朋友松手后,那个穿着邋遢并有几个同龄人陪伴的少年脸上带着半真半假的不知所措,迅速离开了。我和朋友往回走了几步,在夜晚贝尔格莱德黑糊糊的地上,捡起刚才被扒时掉在地上的钱包。扒手从朋友的包里摸出的是他的笔袋,之后被朋友发现并揪住衣领讨了回来,钱包则落在了地上。

这已经不是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次感觉到这城市像个“虎狼之地”。刚下飞机时,我们像在大多数城市一样去寻找机场的出租车载客点并搭上排在前面的第一辆车。但在车上我们就觉得不大对劲,车子的出租车灯牌被摘了下来,顶部是透明天窗,司机证照和计价器也没有放在明显的位置。于是在手机上跟朋友讨论:我们似乎上了一辆“黑车”。朋友迅速搜索出了在贝尔格莱德打车的正确流程:先在机场的问询台告知服务人员要去的地方,服务人员会写好一张包含地点和公道价格的订单给司机,并亲自带乘客去载客点寻找正规公司的司机。因为有很多不正规的司机会在载客点排队等候乘客,计价器被他们调过,会跳得飞快。从机场到市中心,合理价格大约为1800塞尔维亚第纳尔。我们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

终于到了市中心,我不安地问司机车费是多少钱,司机指了指仪表板下面的一行数字,我探出头一看:将近3500第纳尔!途中司机听到我们谈到诺维萨德,曾问我们要不要直接送我们去诺维萨德,因为担心倾家荡产,我们拒绝了这个提议。后来我强作镇定地砍价:我们最多能付2000第纳尔。让我们意外的是,司机马上同意了,于是我们松了口气,赶紧下车。

到了汽车站,因为找不到站台,问了进站口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连比划带蹦英文单词,大意是说要给他几个硬币,多少都行。付钱后,他告诉我们进去左拐第一个站台就是。旅游攻略说在巴尔干地区坐大巴,多数时候要另买站台票和行李票,但根据我们后来在诺维萨德和萨拉热窝的经验,站台票也有售票窗口,并且会有纸质票根,所以那个穿制服的人收的,大概就是问路费了。行李也要给司机付钱,那天我们拿行李票到时候,司机比比划划说了些什么,我们没有听懂,笑着连说谢谢对付过去了。之后数了数钱,发现少了20第纳尔,发现原来司机的意思是少找给我们20,那20是给他自己的。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一块三。

总之,贝尔格莱德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算很好。车站附近的房子看起来像是经历战争后至今没有修缮,街上也有些脏兮兮的。很容易看见一些不如意的人:灰心丧气的年轻人爬上贝尔格莱德城堡用喷漆写下一句“no future for you”,并留下一地碎酒瓶和烟屁股;邮局前的公园里有许多老兵因为福利问题搭帐篷抗议,接近零度的气温下有人在帐篷里生火做饭和睡觉。我们北上去诺维萨德以后,觉得车站和街道看上去都比贝尔格莱德体面很多,也没有人跟我们多收钱。诺维萨德Matica Srpska图书馆——这个文化机构包含图书馆和美术馆,起初成立于布达佩斯,藏书与画作都是从布达佩斯搬过来的——里的一位女士跟我们说,塞尔维亚北方受奥匈帝国影响更多,南方则受奥斯曼帝国影响更深。我和朋友心照不宣地一笑,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贝尔格莱德真正的魅力所在。

在街上被扒手扒了笔袋以后,虽然惊魂未定,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损失,一群人于是惴惴不安地照原计划继续寻找餐馆。在贝尔格莱德,公寓楼的内部楼道也是步行者的人行道,意思是说,有时候按照谷歌给的最短步行路线,你会从公寓楼内部的一楼走廊穿过或者进入几座公寓楼围出来的天井。那天我们就在楼之间穿来穿去,其中一个建筑是一个商场,营业时间过后就关门了,我们不得不绕道,于是心情越发紧张和沮丧。在目的地附近,开始有站在门口的服务员问我们要不要进去吃晚餐,那地方看起来颇为热闹,户外摆放的桌布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上面挂着各种造型的庭院灯,脚下是鹅卵石,低矮的一座座房子刷成各种颜色,装饰得很有乡村特色。怎么说呢?或许是当时心情的缘故,那些招徕顾客的服务员在我看起来像武夷山茶叶的和西安带看兵马俑的,令人不安。

转了一圈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餐馆,但在一个下沉建筑的一楼窗口看到里面有乐团在表演,轻快的吉普赛音乐透过低矮的窗口传到室外。我们明知道那不是我们要找的餐馆,但那音乐像塞壬女妖的歌声让人感到非进去不可。走到门口,从我们身后走来一个中年男人,他走上前来微笑着为我们推开门,邀请我们进去;事后看起来,接受邀请并进入那扇门是那个奇妙夜晚的开始,但当时朋友还以为这个人是个托儿。

这是一家音乐酒馆,进入这个酒馆就像突然闯进库斯图里卡电影里无休无止、狂欢痛饮的婚礼,像经历吉普赛人贝汉决定远赴险恶城市时与情人和祖母的别离,仿佛下一秒就能亲眼看到漂浮的房子、飞起来的床和小丑模样的恶人,也让人明白库斯图里卡当然得是狄俄尼索斯父亲的儿子。乐手们就跟电影中一样,手风琴是核心乐器,高矮胖瘦的斯拉夫人,衣着潦草,乐器老旧,一边演奏,一边高歌,既有一丝讨生活的潦倒,也享受音乐与眼下的欢宴,仿佛经历过诸多顿挫,但青春与爱情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我们在那里尽情享用美食烤肉、沙拉和一种叫作kajmak的酸奶油)、音乐和贝尔格莱德人的热情,一扫前一刻遭遇扒窃的阴霾。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里就是贝尔格莱德的波西米亚区斯卡达利亚。这个最初由吉普赛人定居的地方聚集着许多酒馆和餐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有许多作家、诗人、记者、演员和艺术家曾居住在这里,这条街上流传着各种以诗画换酒的逸事,这些人当中便包括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契斯童年时生活在北方的诺维萨德,并在那里的圣母升天教堂受洗成为东正教徒,这在之后救了他的命。契斯的父亲是犹太人,后来被送进集中营,再也没有返回。契斯在贝尔格莱德读完大学,并在贝城写下了《达维多维奇之墓》。这本书被污蔑抄袭了许多位作家:博尔赫斯、索尔仁尼琴、乔伊斯等等;后来还闹上法庭,虽然契斯赢了官司,但这一指控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攻击和关注,契斯不堪其扰,离开贝城去了巴黎。在巴黎生活了十年之后,契斯因为肺癌去世,死后葬在贝尔格莱德。

诺维萨德没有什么契斯的痕迹,书店里显眼的位置没有看到他的书,圣母升天教堂也只是众多华丽教堂中普普通通的一座。但贝尔格莱德的书店里有他的传记和小说,墙上还挂有他的巨幅肖像,与其他南斯拉夫作家一起;甚至有一座小学被以丹尼洛·契斯命名。翻译契斯传记的朋友说契斯在贝尔格莱德时一定要住在斯卡达利亚,不难想象,年轻的契斯一定爱着这里欢快的氛围和繁荣的文化生活,之后,他自己也变成了这里重要的一部分。

在贝尔格莱德动物园里,我们围着一只四处散步的孔雀猜测它究竟是越狱了还是散养的。孔雀的羽毛光亮艳丽,步态稳健自得,营养状况良好——不像园中其他的鸟类,除了一些大型鸟,大部分鸟类都被关在狭小昏暗的笼子里,看上去郁郁寡欢。活动空间狭小的并不仅是鸟类,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独自享有一个小岛屿的白袋鼠,它们的同类在贝尔格莱德只有一个笼子,且形单影只,在冬天寒冷的室外铁笼里蜷缩起来瑟瑟发抖。一头狼不断围着自己笼子内圈奔跑,像极了城市中跑步机上健身的人。笼子之间距离狭窄,动物们没得选,或许不得不与自己不喜欢的物种为邻。

位于市中心的贝尔格莱德动物园占地只有7公顷,这大概解释了这些动物为什么要如此紧凑地生活在一起。相比较之下,上海野生动物园占地153公顷,人与动物能够更多地以增加距离保证双方安全,而不用增加笼子的牢固和严密程度。严密的铁网使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只剩下观看和猎奇,一些动物的生活状况也堪称悲惨,令人难过。

这家动物园开放于1936年,位于贝尔格莱德要塞之内,是南欧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许多偶蹄目动物仍生活在古老的城墙根下。贝尔格莱德意为白城,大概是因为这样,白老虎、白狮子是这家动物园的宣传重点,白袋鼠也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二战时期,它曾遭遇分别来自纳粹和同盟国的两次轰炸,大部分动物在轰炸中死亡。上个世纪,动物园有一只名叫萨米的黑猩猩,它曾经两次越狱逃跑,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街道上游逛。其中一次是找到它的园长说服了它,让它坐上自己的车,然后将它送回。

这很难让人不想到电影《地下》的情节,在贝尔格莱德动物园做动物饲养员的伊万在动物园被炸后收养了一只黑猩猩。当伊万和其他人被欺骗,躲在地下为马高制造军火时,是黑猩猩爬进坦克,开火打穿了墙壁。他们十几年的地下生活就此结束。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动物总是比人更可靠、可爱,甚至拥有更多智慧。

在一个市集里,卖小商品的塞尔维亚大叔左右两手相扣用力往各自方向拉了拉,两只手紧紧扣着没有分开,他以此向我表示中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友谊。他用塞尔维亚语加手势跟我讲了中国人跟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种种渊源,他说的是铁托去世以后的事,我并没有全都听懂。

临近新年,我们在靠近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的公园遇到了另一群中国人,他们在那里举办春节庙会。这是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和塞尔维亚政府合办的,协办单位是中国山东文化旅游厅。许多手艺人在展示寿桃、剪纸、灯笼和青花布玩偶,当地人带着孩子来瞧热闹。我想这大概可算是市集大叔所说的两国人牢固友谊的见证。然而直到后来在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看到一个拍摄在塞尔维亚的中国人的艺术项目,我才大致明白了当时大叔跟我讲的情况。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与其妻子米尔雅娜·马尔科维奇(Mirjana Marković)曾于1997年访问中国,他们想在贝尔格莱德建一座中国城,以使贝尔格莱德变成一个更加世界性的城市。据宽泛估计塞尔维亚目前有4万左右的中国人;当地报纸Vecernje Novosti称浙江衢州开化县今村乡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贝尔格莱德,寻找更好的机会与前途。博物馆中的艺术项目展现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像常常在许多国内城市的小商品市场中可以见到的那样,临时搭建的塑料棚下面是一个挨一个的摊位,那些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摊位后面吃饭、带孩子,勤劳地劳动,神情严肃地张望镜头。浙江商人向外寻找经济机会的故事并不令人意外,但想来不是人人都能够成功。“贝尔格莱德中国社区的日常生活,充斥着阶级、种族和法律这些不同形式的排外。”项目介绍中这样写道。

我们乘坐迷你巴士绕着山间公路去往波黑和塞尔维亚边界的木头城,红色的迷你巴士在黑色的群山之间盘绕,沿途经过中国公司造的桥和没有灯的旧隧道,透过车窗可以望见山上积雪和山坳中结冰的湖。木头城是库斯图里卡为了《生命是个奇迹》建的一个村庄,电影拍完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包含剧院、旅店、餐厅的度假村。塞尔维亚式的小木屋紧凑地排列在一起,每个都稍有不同,可以发现许多迷影元素。不知道是否有意延续导演的恶趣味,厕所的卫生纸的压花图案是鹅,让人想起《黑猫白猫》中有人掉进粪坑,爬出来后随手抓起满地跑的活鹅擦身的一幕。我们住的房子里有壁炉,每间房间都有书架,大概都是导演的个人藏书,一些书的扉页写着别人给他的赠言。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意大利语的寇德卡的影集,寇德卡那些著名的在捷克拍的照片中,有一张后来被用在了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的封面上。这种遥远相遇和彼此交错给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木头城里有一只胖猫,我们去吃饭时,那只猫在我们打开餐厅门的瞬间冲了进去,外面冰天雪地,这只猫进去后便赖在里面不愿出来。它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最后在隔壁桌的座位上堂而皇之地坐了下来,直勾勾看着我们。服务员并不赶他,我们吃饭时,他也来讨了几块肉。后来服务员告诉我们,这只猫的名字叫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我们去泳池游泳,肥猫库斯图里卡也想跟着去泳池,终于被泳池的工作人员轰了出来。木头城的泳池墙壁和池底铺着白绿两色的马赛克小瓷砖,进入水底,眼睛似乎就有了一层浅绿色的滤镜,有点像电影中的颜色,而我前一天才跟朋友开玩笑,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多次出现水底游泳的新娘,真影迷应该穿婚纱来游泳才对。那个浅绿色的泳池,不知道为什么,站在泳池边随便哪一个点,总是觉得对面是浅水区,但游到对岸才发现,对面也是深水区,整个泳池都是深水区。这一次游泳因此多了一丝奇幻的色彩。

我们抵达时,虽然付的还是旺季的房费,但电影节刚刚结束,往来这里的蒸汽机车也暂时停运。我们选择清早起来沿着木头城外的萨尔干 8 号铁路徒步。刚刚下过大雪,铁路穿过被雪覆盖的森林,在没有行驶火车轨道上,我们按照剩余的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路上看到了铁路边众多的坟墓和鲜花,农家的栅栏和木屋,一条小溪从松树林当中蜿蜒而来,从铁轨底下流过。徒步穿过一条没有电灯的隧道,隧道里的冰锥长长地垂下,看上去很险,我们只得蹑手蹑脚。山腰和山脚都有民居,居民捡松枝去烧,小木屋的烟囱冒着炊烟。但大多数时候,视野中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铁轨、白茫茫的大雪和枯树林。

那是我们旅行中尤其快乐的时刻之一,到了萨拉热窝以后,我们白天强打精神出门,晚上则只能相互分享着国内传来的消息,坐在一起流泪和长吁短叹。

启发本次旅行的书:

《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

《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

《栗树街的回忆》

《达维多维奇之墓》

《死亡百科全书》

《哈扎尔辞典》

《我身在历史何处》

电影:

《地下》

《生命是个奇迹》

《流浪者之歌》

《黑猫白猫》

撰文|233女士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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