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和段德昌率军会师,这才有了威震洪湖的红二军团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贺龙带领一些人潜回湖南家乡,重新打出武装斗争的旗号。经过贺龙、贺锦斋、王炳南、陈协平、黄鳌、卢冬生等人率领几仆几起顽强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开辟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革命铁军。
与此同时,周逸群、段德昌、万涛、段玉林等人也在以洪湖为中心的监利、沔阳、石首、公安、华容等地区建立游击武装,采取敌进我退、避实击虚的战术,打击敌人,镇压恶霸,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逐步开辟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
1930年5月,根据上海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实施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关于进攻方向,中央指示红6军首先西进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与贺龙的红4军会合,尔后向长江下游发展,配合其他各路红军进攻武汉。关于部队编制,中央要求红6军与红4军会合后组建红二军团,猛烈扩大红军。
此时红6军在邝继勋、段德昌、段玉林等军事干部指挥下发起东征,屡战屡捷,连克沔阳城、仙桃镇、系马口、汉川城,全军已发展到1.2万余人人,兵强马壮,斗志旺盛。根据中央指示,周逸群等苏区领导人决定红6军向江南进军,迎接贺龙率领的红4军。
1930年6月,周逸群、段德昌等率红6军南渡长江展开攻势。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新军阀中原大战打得激烈之机,红6军所向披靡,连克石首、华容、南县等地,消灭了一批团防武装。7月1日,红6军攻克公安县城,又歼灭了不少敌人。此时,贺龙率领红4军已进至距此不远的西斋。当得知红6军已打下了公安后,贺龙即率队东进,经申津渡进至公安,于7月4日与红6军会师。贺龙与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前就是亲密战友,关系非比一般,此次重逢真是分外亲热。段德昌在南昌起义时曾当过贺龙的部下,二人虽然算不上很熟,但现在都是威名素著的国内战争名将,自然也惺惺相惜。两军会师时,红4军拥有4000余人枪,红6军则达万余人,红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
7月7日,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鉴于赣南闽西苏区已建立了朱毛指挥的红4军,根据中央统一全国红军序列的要求,贺龙率领的红4军改称红2军。随后红6军、红2军北渡长江,准备向监利进攻。在此期间,活动于湘北一带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刚刚攻占了长江南岸的岳州(今湖南岳阳)、临湘、城陵矶一带,歼敌王东原旅一部,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段德昌闻讯后,派出十几个人乘两只小船过江与彭德怀取得了联系。彭德怀命令送了一批武器、弹药、粮食、服装、食盐由来船载回,以支援洪湖红军。
由于进攻监利遭到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两个团的顽强阻击,红2军与红6军相继撤到了普济观、沙岗一带休整。在这里,两军根据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兼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2军和红6军。其中红2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朱勉之任政委,下辖第4师(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委)及警卫团;邝继勋任红6军军长,段德昌任政委,下辖第16师(王一鸣任师长,王鹤任政委)、第17师(段德昌兼任师长,许光达任政委),全军团共约1.5万人,有枪6、7千支。
红二军团成立后,即分别移驻府场、峰口,继续进行整编工作。红2军、红6军会师后的整编教育工作也很繁重。两军分别创建于湘鄂边地区与洪湖地区,因而红2军多为湘西士兵,红6军则江汉子弟占了大部分。两军的语言、风俗、饮食等习惯均不相同,又各有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整合起来相当不易。在形成统一编制后,为了将两军建设成为正规化的红军,以及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团结教育,军团首长是费了很大一番力气。
从此,红二军团踏新的革命征程,在贺老总指挥下转战洪湖,浴血楚天,打造出了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也成为了日后建立红二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革命道路多艰难,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周逸群、段德昌、段玉林等优秀将领相继牺牲,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鲜血,永远为后人所怀念。
《百年党史今昔忆》专栏--“常胜将军”段德昌 段德昌
段德昌,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南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
1926年底,段德昌参加北伐军西征宜昌,和彭德怀在当阳玉泉山彻夜长谈,被彭德怀称为“革命引路人”。1927年初,和吴玉章、曹壮父在宜昌开展工农运动,段德昌与宜昌进步女青年肖知悌相知相爱,结为革命伴侣。
在1928年至1929年,受中共鄂西特委派遣,组织发动安福寺饥民暴动。段德昌先后三次赴安福寺,培养革命骨干,成立组织机构,开展军事训练,引导饥民斗争走向深入。
段德昌和战友在实战中,探索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率领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创造无数骄人战绩,被湘鄂西根据地军民誉为“常胜将军”。
1933年5月1日,因“左”倾错误路线的“肃反”扩大化,段德昌被错杀。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段德昌亲笔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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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昌:新中国第一号烈士 段德昌
1952年,为纪念那些在建立新中国道路上牺牲的革命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给烈士家属颁发烈士证书,在第1号烈士证书的姓名栏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段德昌。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革命者,段德昌是毛泽东同志的知己,是彭德怀将军的引路人,在为党尽忠的8年里,他不畏强权,勇斗“肃反”,未能死在敌军的枪口之下,却倒在了王明“左”倾错误的路线之中。在还未阅读这篇文章前,也许有人会问,段德昌是谁?为什么要把第1号烈士证书颁发给他的家属呢?他为何还能获得毛泽东同志亲笔签发证书的殊荣呢?在看完这篇文章后,所有的疑惑都将烟消云散,答案只有五个字:因为他值得。
01
段德昌,1904年8月19日生于南县九都山九屋厂的一个贫寒家庭,其父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热衷学术,故渴求出国深造,远赴日本,将段德昌暂托付给祖母照料。年幼丧母的段德昌儿时并没有得到过太多来自家庭的关爱,祖母因为年事已高,许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段德昌的父亲偶尔寄一两本书刊回来,成为了这个孩子枯燥岁月里的唯一藉慰。好在,其父极其注重教育问题,在段德昌满了7岁时,便送其入私塾读书。
这个孩子也是一颗好苗子,私塾念完,后又进县城高小读书,十一岁毕业,1917年考入长沙楚怡学校,次年转学于长沙商业专门学校。1918年是国内动荡的一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协商,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引发国人激愤,一时间,湖南各地学校师生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活动,埋头读书的段德昌在大队伍的鼓舞下,毅然决然地参与到“五七”国耻日的游行中,一行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行至外国教会福音堂时,段德昌振臂怒吼:“外国佬,滚出去!”并带领同学们拾起石头,砸向那些披着假面的“洋牧师”。
1921年,五四风潮的余热已经平息,毛泽东以省督学的身份去到长沙各校了解革命运动的情况,两人因此而结缘。
在经过段德昌就读的院校时,毛泽东询问了此前的游行示威的事宜,段德昌略有些兴奋的告诉他:“经过 五四运动后,许多从外地求学的青年纷 纷回县投身教育,希望革除旧弊,大力倡导新学……”在倾诉的过程中,段德昌自知革命之路任重而道远,内心波澜起伏,责任与使命感又多了几分。两人相谈甚欢,临别前,毛泽东从包裹中拿出一本最新出版的读物——《新青年》递给段德昌,无话,但似乎有什么共性的东西将两人慢慢的拉近了。后续,拥有共同革命理想的两个人时常互通书信,段德昌也顺利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不幸的消息传来,段德昌父亲逝世,顶梁柱塌了,段德昌被迫辍学。此后,其专心投入革命运动,主动请缨去到宁乡“文化书社”分社,担任推销协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贡献了不可多得的力量。
在此期间,其在曾经就读过的县立高小内集结了诸多有志青年,组织了一个专门用以学习进步思想的“青年学会”,反响热烈。1924年中旬,积攒了些许经验的段德昌与何长工一起,于华容创办新华中学,段德昌担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传播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段德昌时不时忆起与毛泽东畅谈教育的画面,一席“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话语,让段德昌记了良久。
在成立“学习会”、建设巩固“文化书社”,开办教育院校“新华中学”,组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雪耻会”多项活动中,段德昌的表现突出,于是,1925年,党组织欢迎他的加入,他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后续,他经过毛泽东介绍,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理论与技能,又迎接了一场腥风血雨。
02
黄埔军校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内部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且大多数人都满腹才华,是可上阵杀敌的骁将。但其中仍不乏有心怀鬼胎之人,旗帜鲜明的国民党右派学生组建了挑拨国共关系的“孙文主义学会”,公然叫嚣“将共产党从革命统一战线剔除”,让段德昌感到一阵心寒。他本以为面对外敌入侵,内部应拧成一股绳,却不料仍有如此鼠辈,只顾自身权势,不顾百姓安危。
他气啊,于是开始正面对战“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众人等,不容撼动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着重关注。身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虽然明面上并未支持右派学生的做法,但实则是暗许的。段德昌的这一举动,无异于撕破了他的伪装,让他倍感难堪。
在几次三番打压下,蒋介石还企图将段德昌关押起来,逼他认罪。但所幸未尝得愿,段德昌在如此威逼下,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了国民革命快点成功,何罪之有?要关就关,欲除就除,没有什么罪可认!”如此胆识,让听闻风声的周恩来对其大为赞赏,黄埔军校自然是容不下段德昌了,但他又有了新的去处,经周恩来的推荐,段德昌去往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接受新的教育。
从上述事例来看,段德昌一身赤胆,愿意为革命身先士卒,是红军的得力工作者。结业后的段德昌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鄂西农民运动、创建洪湖根据地、组织鄂西游击队等活动,还在武昌战役中,结识了时任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的彭德怀,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段德昌的影响之下,彭德怀深感共产党是为全国工人农民谋福利的党,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
因此,心向往之,并于1928年4月加入党组织。
1929年-1930年,段德昌坚守在鄂西,与周逸群一同,率游击队在江陵、石首、监利多地开展游击战争,成效显著。1929年年底,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独一师,段德昌任师长。翌年,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在监利县汪家桥成立,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此后,他和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周逸群率红6军驰骋荆江两岸,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使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苏区基本连成一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苏区正式诞生。
同年,贺龙率红4军来到公安,与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合编为红二军团。两人在商榷后,决定率部东进和南下,出奇制胜,屡败敌军,再将华容、南县、公安收入囊中,极大地巩固了苏区实力。
1931年,段德昌代表洪湖苏区出席瑞金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上半年,段德昌在粉碎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率红九师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大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余支。从此,段德昌“常胜将军”的威名不胫而走,传遍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03
1932年,蒋介石不甘失败,对洪湖发起第四次反围剿,面对强敌,段德昌与贺龙等主张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他率由红六军改编的红三军第九师掩护主力转移,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巴东,次年1月进驻鹤峰,在湘鄂边苏区人民的支持下,打垮了“围剿”的敌军,恢复重建了鹤峰、宣恩、建始等县苏维埃政府。
在一次又一次的团结作战下,段德昌与贺龙建立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段德昌亲切地称呼贺龙为胡子。1933年,王明的左倾冒进主义越发明显,其委派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负责主持刚刚巩固的苏区各项事宜。但是,夏曦自身出现了严重的思想错误,在党内大搞“清党”、“肃反”运动,段德昌几次出言劝诫,严重时,还差点动起手来。
夏曦哪里听得进去,直接诬陷与他唱反调的段德昌为改组派,并罗列了其三大罪状,将其押往湖北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接受公审。
夏曦面对着父老乡亲,将莫须有的三条罪名强加在段德昌身上,一是阴谋分裂红军;二是企图暴动;三是迫害群众,并下令执行死刑。段德昌在即将赴死时,仍心系革命,说杀我不要用子弹,子弹太宝贵了,留给敌人吧,用刀砍用火烧我都无所谓。他还说道:“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说罢,从容就义,时年29岁。
1945年4月,“左”倾错误得以纠正,段德昌烈士的英名得以沉冤昭雪,那戎马一生的一幕幕,是对他爱党敬党最好的佐证。1983年5月,段德昌逝世50周年之际,家乡湖南南县人民在县城郊区修建了段德昌烈士纪念碑。1989年11月,中央军委确定了33位(后增至36位)中国革命军事家,段德昌名列其中。
所有功绩,历史都记得,第1号烈士证书,他自然是,受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