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徽州歙县“南乡”：为何在县城东部
每次看到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我自然而然想起老家“歙县东北乡”，但歙县人却把那里叫“南乡”，着实令人费解。歙县“南乡”不仅包括南部各乡，还涵盖东部、东北部区域，几乎囊括县域三分之二面积。
这奇葩的“南乡”称谓起于何时？
建安十三年(208年)，东吴大将贺齐镇压歙、黟山越，析出歙县东乡（即现“南乡”方向）置始新县（现淳安县），可见，那时尚无“南乡”说法。
据《歙县志》（2010年版）记载：“南乡”并非地理概念，而为地域名称，即古县城“南门”所及之处均为“南乡”。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对歙县“南乡”的唯一官方解释。
歙县为徽州府治所在，府、县同城。据史料记载，县治附于府城东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时倭寇犯境，县无所恃，乃筑城。城有四门：东问政、南紫阳、西玉屏、北新安，现仍存问政、新安二门。若依“出紫阳南门即为‘南乡’”，则“南乡”一说已近六百年。
“南乡”按水、旱两路又分为“水南”、“旱南”，沿新安之水一路向东南，至淳安县相接，称之“水南”。滔滔江水，绵延百里，无奈，再细分为“上水南、中水南、下水南”，而属地理概念上的“南乡”也仅有“上水南”南源口、雄村、王村一域，但此域乡民却很少讲自己是南乡人。自徽城沿东北，走旱路至昱岭关，接壤临安一域则为“旱南”，两山夹持间，山沟狭长，修如委蛇，故以蛇坑（现名“霞坑”）为界，分为“两截”——“里截”和“外截”，
与“南乡”对应，还有“东乡”，位城郭正北；“北乡”，置城西北区域；唯“西乡”名副其实，现大部分已成“徽州区”属地。
“南乡”一说脱离地理概念而成域名，如今又成区域特征代名词。
徽州群峰耸立，周高中低，自东而西，成独立地理单元，如嵌于皖南山水间一只清澈的眼睛。歙县“南乡”则位于这只“丹凤眼”的“眼角”处，自然与晶莹剔透的歙县西乡“富人区”沾不上边。在歙县人看来，“南乡”就是徽州的大西北，崇山峻岭，恶水穷山，古时，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至今大部分也就靠外出打工挣点苦力钱。如在三十年前，歙县中学门口，身背竹扁篓，内装两竹桶，一酱一腌菜，肯定“南乡”人。
县城里的人把自己叫“城里人”，看着“南乡佬”，自然居高临下，那味道，有点北京人口中的“地方上来的”、上海人眼里的“乡下人”。“南乡”人却也人穷志短，去县城非要说成“上城里”，进京朝贡面圣似的。
如今，“城里”人和“南乡”人同班读书、同室共事、同桌吃饭，偶尔会貌似恭维一句“南乡人聪明，吃苞芦馃的长大的”，有点“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的感觉，酸不啦叽的，好像那苞芦馃是兴奋剂似的。就像奥运会田径赛场上，亚洲人跟非洲人说“你们基因好”，骨子里却说：黑鬼，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们不屑于跟你玩。偶有“城里人”也会讲句公道话：“南乡”人，真能吃苦！
清代朴学大师戴震说：徽州人“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这似乎特指“南乡”人，绵延青山赋予一种刚性气质，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古时汪华、方腊起义，近代“打土豪分田地”，无不出自或邻近“南乡”（汪华为绩溪瀛洲大庙汪村人、方腊系淳安威坪人，古属歙县，现邻“南乡”）。“南乡”人为官为学，善独立，有创见，刚正不阿，直言敢谏。
晚清谏垣、杞梓里人王茂荫最为典型，他老人家尽敢给皇帝老儿上了一道《请暂缓临幸御园折》，说是那个叫洪秀全的粤匪在东南各省造反，洋人在卖鸦片，还时不时拿洋枪洋炮威胁我们，大家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老人家还天天抱美人，听说还要常驻圆明园，云云。之前，他还阻止皇帝印钱，说什么通货膨胀。好在咸丰老儿还没糊涂透顶，否则老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哪像人家的曹振镛、许国，把皇帝哄得屁颠屁颠的，尤为老曹，虽是正宗南乡人，但邻近西乡，学着人家，左右逢源，还“代君”三月，过了把皇帝瘾。
历史都是无情的，直来直去、不会讨巧的人，总是吃亏。只是“南乡”人倒也能聊以自慰——吃亏是占大便宜——王茂荫他老人家的家训就是这么说的。
“南乡”人讲话声如洪钟，调似狗吠，且“十里不同音，隔山不同调”，哪像“城里”人，说起话来，“儿味”十足，莺歌燕喃。在县城大街上，如有几个“南乡”人在聊天，叽里呱啦，响彻一片，好像在隔着一座山对话。“城里人”定然绕开，并伴以斜视，那眼神，跟欧洲人看着中国人似的。或许，走出老远，还会回头嘟哝一句——“南乡佬”！
这倒也成了歙县一个特有的现象——以话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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